潘光哲

(台湾“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台湾 台北 11529)

一

胡适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影响深远。然而，胡适身为“一代宗师”的打造抟成，本非朝夕而成，实是具体文化、社会背景的产物。(1)参见沈松侨：《一代宗师的塑造——胡适与民初的文化、社会》，周策纵等：《胡适与近代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131—168页。况且，“誉满天下，谤亦随之”。胡适的言行举止，众目所集，即如唐德刚的有趣比喻：胡适的一生，“简直就是玻璃缸里的一条金鱼；它摇头摆尾、浮沉上下、一言一行……都被千万只眼睛注视着……”(2)唐德刚：《写在书前的译后感》，胡适著、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动见观瞻，誉毁并存。即如1927年6月，胡适获选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基会)董事；1931年起，他借中基会的资源来协助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复兴”(3)江勇振认为，中基会促成北大之“复兴”，推动者应为中基会董事顾临(Roger S.Greene)。见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3部《为学论政(1927—193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351—353、381—397页。无论如何，胡适对北大之“复兴”，实有其主力之功。，竟引发诸般风雨；而后胡适自己也亲身“下海”，致力于北大的改革，下逮1934年，终因北大国文系教授林损(字公铎、公渎)请辞，更让他集谤汇讥。本文疏理相关脉络，对于胡适如何透过具体建制里的人事择汰，以推动中国现代科学、学术之发展(4)关于近代中国的科学体制化及其发展的关系，可以参考张剑：《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