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1 年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同时也立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二者结合的基础上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地、机械地叠加，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使二者融合发展。马克思主义要真正成为解释中国社会存在、指导中国发展的思想，必须实现本土化。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作为一种崭新的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诸多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主要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成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我们党越来越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离不开传统文化，尤其是随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全面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立足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重要论述，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方案中，强调文化自信，对中国传统文化制定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本方针，把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道德文化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对传统道德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文化自信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中国信念，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有着传承与发展的历史使命。

一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其不断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不断地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过程，其中与中国文化传统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得以生根传播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中国文化的根本所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的结晶，其精华与马克思主义有着诸多相通之处。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立基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同时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其根本使命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历史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始终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继承并发展了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并建构了崇高的革命道德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自成立之初就在不断探索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纵向来看，中国共产党对传统道德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偏向否定到辩证肯定的过程。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由于革命宣传动员的需要，一部分共产党人对传统道德文化持彻底否定的态度，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传统道德文化两者势不并立。这种观点虽有其反封建的革命成分，但完全否定了传统道德文化的合理性。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和中国共产党不断成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结合的重要性。毛泽东认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P534）。无产阶级作为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必须要善于创造新文化、新道德，而首先就是要正确对待传统道德文化，“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1］（P708）。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充分地认识到对传统道德文化要辩证地看待，要批判地继承。对于一切道德文化遗产，毛泽东认为要“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1］（P70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重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开始探索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发展中的影响，并提出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任务，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突出传统道德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的地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着眼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和底蕴对传统道德文化进行提炼，从文化自信和国家治理的角度对传统道德文化进行继承，为传统道德文化的发展指明了道路和方向。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2］（P13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更是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3］。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至今，对传统道德文化进行批判地继承与发展，体现出明显的从文化反思到文化自觉再到文化自信的思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相结合是其历史使命。

二

中国共产党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地与其叠加，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为指导来审视和重估中国伦理文化，对中国伦理文化作出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与分析进而扬长避短；同时以马克思主义伦理文化的基本精神来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道德建设，既注重保持民族道德的特色又将其纳入共产主义道德的轨道”［4］（P304）。中国共产党对传统道德文化的批判性继承与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从传统仁爱精神、民本思想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仁爱精神、民本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这种思想发端于原始民主制。其中，“仁”作为一种道德观念，发端于春秋时期，孔子把其纳入仁学体系之中，有爱人的思想意识和感情。“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爱人的表现就是利民惠民，“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孔子仁爱思想的精神实质就是把人当人看，尊重人，关爱人，关心民众疾苦。不难看出，在孔子的思想中存在着爱民、重民和利民惠民的道德思想。

儒家把爱民的仁爱思想转化为民本观念。孟子认为治理天下的关键在于“得民”，“得民”就必须要“为民”，而“为民”就要首先解决老百姓的物质需求。孟子认为，人民群众只有在解决了基本的物质需求的情况下才能接受君主的教化和统治，因此，他提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是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在此基础上，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思想。荀子则把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加以发挥，他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这种由仁爱精神阐发而来的民本思想，被秦汉以后的进步思想家和政治家进一步发挥，如贾谊、魏征、司马光、王夫之等，他们劝告统治者采取体察民情、顺应民意、与民让利、休养生息的政策，为维护封建统治一度发挥过积极作用。但这种民本主义思想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统治而提出的一种带有明显阶级局限性的思想，作为封建专制的补充，其最终目的是巩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民”“重民”“利民”不过是统治者的手段，而“民”不过是统治者的工具。因此，这种民本主义思想“充其量不过是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君民对立的一种缓冲力量。但是也应该看到，在民本主义的形式下，它又的确把人民群众是国家的根本、历史的创造者这种‘事实的真相’，强行地注入进某些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头脑之中……成为我们民族价值观念、文化心理定式的重要内容”［4］（P331）。

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地继承了传统道德文化中的“仁爱”思想和“民本主义”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地吸收了传统民本主义中的“重民”“为民”思想，摈弃了把人民作为“手段”的工具主义的消极因素，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它的根本宗旨是推翻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不合理的制度，解放全人类，而不是为了一家一姓之私。所以，毛泽东把为什么人的问题作为一个根本的和原则性的问题，提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三个有利于”的评判标准，并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要求。进入21 世纪，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后，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核心便是以人为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一再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就是为了全中国人民的福祉奉献自己的一切。中国共产党明确把“人民立场”作为自己的根本政治立场，实现了对古代“君主立场”的超越和由把人民当工具到以人民为中心的转变。

2.从传统的担当意识、民族大义到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历来注重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中华民族一直是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民族。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整体主义始终是传统道德文化所强调的价值观念，个体存在的价值始终体现在他所处的整体之中。换句话说，个体只有在整体的完善之中才能实现自己的完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独善其身从来不是知识分子的追求，兼善天下才是人生追求的最高目的。从根源上讲，古代整体主义的产生与宗法血缘家庭有着密切的关系，宗法血缘关系作为维系个体与家、国之间的纽带，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依赖与服从和个人对家族、国家的责任担当，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基本形式。正是强调整体主义，从主观上赋予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持久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凝聚力。《论语》中曾子说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认为仁人志士要有责任担当，要具有坚韧刚毅的品质。孟子曰：“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这更是体现了积极入世的担当精神。《大学》“八目”从格物致知最后归结到治国平天下。这种观念贯穿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始终，如贾谊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张载的“为万世开太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再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主义气节和孙中山“以天下为己任”的豁达胸襟。这些思想无不体现了传统道德文化中的担当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爱国主义传统贯穿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对中华民族的延续与发展起着聚力向心、整合思想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实践中，自觉地继承和弘扬爱国主义传统，把传统道德文化中的责任意识、担当精神以及爱国主义传统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赋予传统爱国主义思想以新的时代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抛头颅、洒热血，以民族独立为己任，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带领中国人民挽救中国革命于危难；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日本侵略者；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面貌。1949 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揭开了中华民族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篇章：抗美援朝的胜利，在全世界宣示了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洗涮了百年之耻；经过几十年的建设，逐步建成了中国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把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把对祖国的热爱投入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去，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传统道德文化进行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把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等爱国主义传统赋予新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爱国主义精神最坚定的弘扬者和实践者，始终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九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是爱国主义的伟大实践，写下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辉煌篇章。”［6］这实现了爱国主义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合。唯其如此，爱国主义才是“鲜活的、真实的”。

3.从对理想人格、大同社会的追求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对理想人格孜孜不倦的追求，对崇高精神境界魂飞目断的向往，一直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内容。孔子十分重视对君子人格的培养，认为君子是超越了自然与功利的道德人。孔子的君子人格其内涵是丰富的，有君子“仁以为己任”，“君子义以为上”，君子“立于礼”，君子“主忠信”，“君子中庸”，“君子和而不同”，“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以自强不息”等［7］。孟子同样重视对理想道德人格的追求，孟子曰：“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圣人，百世之师也”（《孟子·尽心下》）。他提出“大丈夫”人格，达到这种人格就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在道德修养方法上，孟子主张要“先立乎其大者”，以坚定道德信念，确立追求理想人格的价值追求，然后通过“思诚”“寡欲”“养吾浩然之气”等方法实现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对理想人格的最求和崇高精神境界的向往，无不是同“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坚韧不屈”“舍生取义”“以和为贵”等品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批判地吸收了这些传统道德文化的精髓，在各个历史时期内，不断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克服了传统道德修养方法易脱离实际的缺陷和道德修养目的上的局限，形成了具有共产党人鲜明特色的道德修养理论和党性教育的方法。共产党人始终注重党性修养和自我主观世界的改造，践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在庆贺模范青年大会的讲稿中曾写道：“永久奋斗，就是要奋斗到死。这个永久奋斗是非常要紧的，如果讲道德就应该讲这一条道德……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这样的道德，才算是真正的政治道德。”［8］（P191）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就提倡借鉴古人道德修养的方式、方法，“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努力锻炼，认真修养，尽可能地逐步地提高自己的思想和品质”［9］（P16）。这为共产党人进行主观世界的改造提供了文化滋养，实现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同马克思主义政党修养理论的有机结合，是我国传统优秀道德文化与时代精神、共产党的价值追求的统一。新时代，习近平继承和发扬了传统道德文化中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以及自强不息等精神，指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我们要一棒接着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10］，“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11］。

大同社会理想最早见于《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大同社会是人们所向往的理想社会，代表着古人对未来社会发展的美好憧憬，是传统儒家思想所追求的最高政治理想。大同社会或者天下大同是古人对社会发展的终极形态的想象，蕴含着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和谐发展、尊重包容、共生共存等理念。先秦时期，《中庸》就提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意为万物的和谐共生。庄子在《庄子·德充符》中提出“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明末清初，王夫之提出“以身任天下”。民国初期，孙中山重新诠释“天下为公”。不难看出，中国民族始终都秉持着对大同理想社会的追求。

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有着深度的契合。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作为其最高纲领和目标，并根据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实践不断丰富和完善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才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历史和实践都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追求的文化底蕴就根植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之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革命的需要，继承和发扬了传统道德文化中的和谐包容、共生共存的理念，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道德文化相结合，形成改革开放新格局，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体思想和传统道德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构想。正是对“大同”“和谐”“包容”“共生”等内容的传承，才赋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和平、发展、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创造性新内涵和新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使传统的“天下大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呈现出一定的共性，“在对社会变迁初始阶段把握的维度上，‘天下大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同样精辟的洞察；在熔铸传统与现代以利将来的维度上，二者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同样彰显了中国智慧；在包容的文化心态维度上，二者均呈现出辩证统一的逻辑，以人己两极为支点，跳出本位中心主义的小视野”［12］。

总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都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对传统的道德文化进行批判性地继承，根据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与要求而创造性转化的成果。

三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和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影响，人们对传统道德文化的认识也相继出现几次重大的转变。但不管怎么转变，历史和实践都铁一样地证明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拥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一直在不断地激励中华儿女奋发向上，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凝心聚力的作用。当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文化现代化作为国家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必然要求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那么，如何继承与发展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课题。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因，几千年的延传说明了它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但是，这种生命力并非原初的观念固有的定质，而是每个时代根据现实的需要重新诠释的结果。因此，传统文化包括传统道德文化的现实生命力需要发掘和培育，这是每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使命。中国共产党就担当着这一伟大的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继承发展使命的体现。因此，对传统道德文化继承与发展就需要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实践和世界发展的大势中去把握。

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首先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人们在学习、研究、应用传统文化时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要求进行正确取舍，而不能一股脑儿都拿到今天来照套照用。”［13］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变化，根植于民族的历史土壤之中，是当时社会生活现实的反映，历史的发展不仅是对生活现实的超越，也是对思想的超越，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观念不可避免地带有落后和腐朽的东西，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对其进行价值引领和发展方向的指引，就会失去其活力和存在价值。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不断探寻对待传统道德文化的方式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一直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结合。百年历史和实践经验也充分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为中国的发展指明方向。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它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其“巨大的真理威力和强大生命力”完全能够给予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发展以引领和指导，只有将中国共产党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来”和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本来”相结合，才会有中国文化自信坚实的“本来”。总之，正确对待传统道德文化就要有科学的理论进行指引，“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14］（P10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指南。因此，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就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对传统批判继承原则的超越。马克思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5］（P585）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民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创造，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对其进行继承时“决不能毫无批判兼收并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主张要对传统文化要坚持批判性地继承的原则。这一思想原则时至今日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依然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指导意义。批判性继承传统道德文化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传统道德文化进行历史地、具体地分析，保留其科学合理的部分以适应社会主义不同时期的发展需要。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方法论层面上，对传统道德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应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科学方法。纵观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百年实践，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又绕不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结合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继承和发展传统道德文化的方法不同。对于传统道德文化而言，“如果没有创造性转化，传统就是传统，永远不会变成现实；没有创新性发展，历史就是历史，永远不会走向未来”［16］。那么，我们对传统道德文化进行批判性地继承，如何对其“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如何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发展”，对其“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17］（P147），进而发挥其现实价值呢？这关键取决于我们结合当前的时代使命和时代精神对其进行什么样的与时俱进的改造和诠释。

第一，坚持人民立场是坚持“两创”的价值旨归。传统道德文化由于受其赖以产生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阶级属性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其立场问题就需要进行认真对待。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立场是其根本政治立场，因此，对传统道德文化转化与变革，必须坚持人民立场。这就客观地要求在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同时，必须结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坚持人民立场，对传统道德文化中仍具有现代价值和现实意义部分加以继承和弘扬，对其糟粕部分予以剔除。第二，立足现实实践是推动“两创”的基础。实践是认识发生的现实基础，对传统道德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本质上就是对其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估。因此，需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对其传统道德文化进行合乎现实实践的新诠释和新表达，赋予新的时代特点，注入新的时代内涵。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就需要将传统道德文化融入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去，以传统优秀道德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文化基础，为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第三，吸收外来，不搞文化本位主义。文化的创新不仅要结合社会生活的现实，还要灌注时代精神。时代精神除了民族精神之外还有世界精神。当今世界的发展现实是，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越来越联结为一体，文化的融合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就不能固守原来的观念和形式，只有积极主动地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基因，使之融入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之中，才能使中国道德文化在世界上以其他民族文化可以接受的形式真正走向世界，也才能使中国道德文化获得世界话语权。第四，坚定文化自信，努力开创传统道德文化发展新局面。培养文化自信，就要对传统道德文化进行深入地学习和科学地认识。因此，我们要对中国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有总体的把握，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进行辩证分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才能真正做到传统道德文化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坚定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就要努力对传统道德文化进行弘扬宣传，提升传统道德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具有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传统道德文化的文化自信，实现话语的现代转换，鉴古通今，更有利于提升我国的道德软实力和解决当前社会中的道德问题。坚定文化自信，做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唯有“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18］，才能弘扬中国智慧，才能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提供中国方案、贡献中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