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民族的复兴既需要先进政党的组织领导，也需要关于民族复兴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和武装。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义不容辞和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自己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武器，提出了一系列引领和效力民族复兴的新命题、新观点和新思想，形成并发展起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追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人民幸福的民族复兴理论，将中华民族整体意识和共同体精神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和水平，从而使近代以来的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民族的事业有了科学理论的武装。

一、从李大钊到毛泽东：民族解放和振兴理论的形成

民族复兴是相对于一个曾经创造过辉煌历史和优秀业绩的民族而言的，意味着在经历过特有的曲折或坎坷之后依凭自己的精神和能力实现再度崛起，创造更加超越历史的丰功伟绩。五千多年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创造过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华民族长期居于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中国经济规模自春秋战国至明代中叶一直位于世界前列。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化辉煌一时却昙花一现，唯有中华民族的文化历史从未间断。历史上，欧洲的哲学家、政治家都称中国为“治国安邦的典范”［1］（P84）。“唐、宋、明时的中国，在财富、领土、军事力量以及艺术、文化和科学成就上都远超欧洲。”［2］（P35）中华民族作出的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贡献，对于西方社会从封建社会的漫漫黑夜走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发挥过重大作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所以成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是因为中华民族进入近代后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百般凌辱、侵略瓜分和腐朽的封建主义的压迫摧残，面临着深重的民族苦难和生存危机，这对于一个长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整体民族而言是不堪忍受的，于是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求索民族复兴的历程。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梁启超发表《少年中国说》宣称我少年中国“前途似海，来日方长”［3］（P45-46），孙中山响亮地喊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①，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这些求索总是面临失败不能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理论的武装，没有找到实现其梦想的社会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找到了一条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形成并发展起了民族复兴的科学理论，进而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李大钊是中共党史上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复兴”联系起来的革命先驱。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基于自己忧国忧民的理想抱负提出了“中华民族之复活”“青春中华”“中华再生”等命题，坚持认为“今后之问题，非新民族崛起之问题，乃旧民族复活之问题”。又说：“青年当努力为国家自重，《晨钟》当努力为青年自勉，而各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唯一之使命”，“青年所以贡其精诚于吾之国家若民族者，不在白发中华之保存，而在青春中华之创造”［4］（P168-169）。“青春中华”是李大钊对中国向何处去、走什么样的路、建设什么样的国家等重大现实问题进行的早期思考和理论探索，有力地激发和促进了那些救国图存而又困惑彷徨的中国人民的觉醒。俄国十月革命后，他从十月革命中看到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不仅为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欢呼，而且积极主动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不能靠东方文化，也不能靠西方文化，而要靠“第三种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种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并认为“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5］（P215-216）。因此，“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唯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这世界的新潮流”［6］（P228），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世界之新潮流，这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7］（255），“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8］（P263）。李大钊一生致力于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在《狱中自述》中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并说明为何青年时期便开始深研政理：“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在生命最后时刻，他“惟吾中国，自鸦片战役而后，继之以英法联军之役，太平天国之变，甲午之战，庚子之变，乃至辛亥革命之变，直到于今，中国民族尚困轭于列强不平等条约之下，而未能解脱”［9］（P226-230），体现了革命先烈壮心不已的忧国情怀。可以说，李大钊是一位下定决心为挽救“神州陆沉”“再造中华”的先驱者，其“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精神风骨始终同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继承并发展了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复兴思想，将其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价值追求密切联系起来，与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与社会主义的路径选择辩证地统一起来，从而使民族复兴理论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理论品质、理论视野和理论气度。

毛泽东“年十四五而志于救国”［10］（P59）。他少年时代读了一本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的小册子，其中第一句话就是“呜呼，中国其将亡矣”，少年毛泽东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他在后来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道，读罢这本小册子，“我感到十分抑郁，忧虑我的祖国的前途，开始意识到参与救国，人人有责”［11］（P98）。后来，在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毛泽东始终致力于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以实现他自少年时代就日夜孜孜不忘的救国救民的抱负和志愿”［10］（P92）。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既为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忧心不已，也通过精研历史、熟悉中国国情特别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入了解而对民族未来实现伟大复兴充满信心，他说：“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12］（P359）1925 年在为《政治周报》写的“发刊理由”中，毛泽东指出：“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13］（P143）民族民主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的欺凌压制下解放出来，从封建主义的桎梏下获得自己的新生，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1932年4 月，毛泽东起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战争宣言》，其中讲到要“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13］（P370）。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除了直接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以外，还必须首先推翻帮助帝国主义压迫民族革命运动、阻碍民族革命战争发展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因此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实现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根本条件和必要路径。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盛赞“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求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14］（P623），又说：“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14］（P632）。该文不仅对中国历史上民族精神作出了全面系统的归纳总结，而且对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和英勇气概给予高度赞许，并对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及其彼此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科学的论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包含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1947 年10 月，在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的政治宣言中，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的目的“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15］（P1235），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一切以中国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代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15］（P1237），将联合全国的工农兵学商和各少数民族、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及其他爱国分子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反对任何外国政府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使日本侵略势力复兴。同时，将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15］（P1237-1238）。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已经在中国这一块土地上扭转了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匪帮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覆灭的道路，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道路”［16］（P1244）。这不仅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而且也是一个伟大的事变。这个事变之所以带着伟大性，是因为这个事变发生在世界的东方，在这里共有“十万万以上人口（占人类的一半）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不能不引起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欢欣鼓舞”［16］（P1244）。中国人民兴起的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将会极大地振奋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精神。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几次从不同角度阐释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问题。他在1948 年末发表的《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指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将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翻身，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17］（P1375）。这里所提出的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中国人民来一个大翻身实质上就是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中华民族摆脱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压迫，中国人民摆脱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真正成为自己国家和命运的主人。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的战略构想，而且还提出了“中国经济复兴”的观点，指出“中国的经济遗产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将使得“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并指出“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根据”［18］（P1433-1434）。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乞讨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18］（P1439）。这是对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论述，揭示出中华民族完全可以摆脱帝国主义的侵凌和压迫，争得民族的独立和自由，而且可以用自己勤劳勇敢的双手建设一个新世界，过上比帝国主义国家更好的幸福生活。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毛泽东又提出“文化复兴”的命题，指出：“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实质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所以“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19］（P1516）。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将一改旧中国软弱可欺的状貌，重现中华文明的大国风范和文明气度，整体彰显中华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彰显中华民族团结统一、酷爱自由和富于创造的精神品质。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毛泽东铿锵有力地向世界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20］（P344）。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不仅意味着“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能够以自己的勤劳勇敢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意味着经济文化的全面复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20］（P345）具有高度文化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因为民族复兴不仅是要实现民族富强、生活富裕，而且要实现民族精神的健康发展和民族文化的复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性地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将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引上社会主义的历史征程。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和影响日益遍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对国家的热爱已然包含对社会主义的热爱。1954 年6 月，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国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21］（P329）十个五年计划像个样子了，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骄傲，即使一百年后，我们也不能骄傲。为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主题，也是毛泽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思想的主要奋斗目标。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体现在人民当家作主，自由地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外，还有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以及在经济上“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22］（P500）等方面的内容。从1959 年底到1960 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又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23］（P116）这样，他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表述了比较规范的“四个现代化”思想。1961 年接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毛泽东指出：“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24］（P301）他肯定地指出，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经过一百年的奋斗，就有可能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毛泽东的民族复兴思想渗透在毛泽东思想的各个方面，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复兴的系统思索和科学解答，涉及为什么要复兴、复兴什么以及怎样复兴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构成中国共产党人求索民族复兴的第一大理论成果，并在实际的民族复兴进程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二、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对民族复兴理论的发展与论述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的民族复兴理论，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通过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来振兴中华民族的理论，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专门写有《振兴中华民族》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地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25］（P357-358）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要实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革命先烈的崇高理想，振兴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他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政治大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并强调“中国人要振作起来……我们要利用一切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25］（P358）。他把改革开放视为振兴中华民族和“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26］（368）。把实现四个现代化视为振兴中华民族的重要内容。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指出：“我国古代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成就，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进步起了伟大作用。但是我们祖先的成就，只能用来坚定我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信心，而不能用来安慰我们现实的落后”，并说：“我们现在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创造，同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27］（P90）因此，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推动科学技术现代化，才能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就不可能建设成为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就很难在“亚洲太平洋世纪”中占有自己的独特地位。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邓小平强调指出，同心同德地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事关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与此同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8］（P208）。民族复兴不仅是物质文明的巨大发展，而且也要求精神文明迈上新台阶。振兴中华民族需要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近代以来，中国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也长期生活在战乱与困苦之中，人民的自尊心、自信心受到极大的打击。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有些人总觉得扁鼻子不如高鼻子，总觉得勤劳的中国人不如外国人，总觉得有五千年古老文化的聪明的中国人不如帝国主义者，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民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有的人把自尊心磨灭了，看不到我们民族的智慧和聪明，看不起自己。我们要克服这种自卑心，树立自尊心与爱国心，发挥创造性和自觉性，来建设我们的国家”［29］（P369）。而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是以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为精神动力的。因此，我们应当克服自卑心理，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这不仅有助于广大人民从心理上获得巨大满足感，还能使广大人民以更积极的姿态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他提出了到21 世纪中叶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是在20 世纪80 年代实现温饱，第二步是在20 世纪90 年代实现小康，第三步是再用50 年时间，到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民族复兴思想，明确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命题并对之作出了初步的阐发。1999 年10 月1 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和维护祖国的安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基础，也是全体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坚强意志。”［30］（P419）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提出：“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拥护祖国统一、关心祖国建设的爱国人士，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积极贡献力量。”［31］（P489）同年12 月31 日，江泽民在首都各界迎接新世纪和新千年庆祝活动上指出：我们坚信，在新世纪里，“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伟大的复兴！”［32］（P495）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党必须坚定地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33］（P528-529）。十六大报告多处提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作出了更加具体、更加务实的部署。

党的十六大之后，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以比较清醒的自觉和责任担当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大会上，胡锦涛在3700 多字的讲话中8 次提及“振兴中华”，23 次提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胡锦涛的讲话贯穿了“振兴中华、民族复兴”这条主线。在充分肯定辛亥革命历史作用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合作者和继承者。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做到“三个坚持”，即必须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爱国主义旗帜，和平、发展、合作旗帜这三面旗帜。“中国人民付出艰辛努力、作出巨大牺牲，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和核心力量。这条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核心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34］（P559）胡锦涛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动力和实践路径，具有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于一体的价值特质，是已经被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所证明也必将被未来的实践所证明的真理和力量源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之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和民族振兴而艰苦奋斗、进取拼搏，创造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使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实现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不仅需要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而且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34］（P560）当今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过去、现在、将来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积极力量。只有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才能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既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又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助推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建设，使中国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胡锦涛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核心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精神力量是爱国主义，和平发展合作是必要外部条件。这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论述，既继承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思想传统，又凸显了如何更好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涵，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民族复兴理论的集体智慧。

三、习近平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创造性论述

虽然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都有对中华民族复兴和伟大复兴的论述，但是正式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则是习近平的首创。习近平不仅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且对实现中国梦的具体内容、路径、对策和方法都作出了创造性的论述。2012 年11 月29日，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和命题，他指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35］（P36）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以后，我们的民族历经磨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自那时以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志士仁人奋起抗争，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前赴后继、顽强奋斗，把一个贫困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2013 年3 月17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进一步论述了中国梦，指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36］（P39）习近平不仅对中国梦的内涵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还对如何实现中国梦作出了整体性的论述，这就是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和凝聚中国力量。他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36］（P40）此后，习近平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予以发展完善，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在习近平看来，“中国梦是一种形象的表达，是一个最大公约数，是一种为群众易于接受的表述，核心内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以适当拓展，但不能脱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主题，要紧紧扭住这个主题激活和传递正能量”［37］（P1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本内涵可以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维度以及从民族、国家与个人关系的维度来考察。首先，“中国梦是历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中国梦凝结着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向往，昭示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美好前景”。其次，“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只有每个人都为美好梦想而奋斗，才能汇聚起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最后，“中国梦是我们的，更是你们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38］（P49）。习近平对中国梦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的时间意义作出了言简意赅的论述，同时从空间上对中国梦之国家意义、民族意义和个人意义也作出了阐释，还从我们与青年的关系上予以凸显，肯定中国梦是我们的，更是青年一代的，希望广大青年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中国梦把国家的追求、民族的向往、人民的期盼融为一体，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深深反映了中国人自古以来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和最大同心圆。中国梦要实现的民族振兴，不是简单地重寻昔日的荣耀与辉煌，更不是追求世界霸权和唯我独尊的霸主地位，而是要让曾经饱受沧桑、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能够与其他民族平等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的和平与幸福愉快地工作并为世界现代文明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35］（P36）为了实现民族复兴，亿万人魂牵梦萦，几代人上下求索，奋勇不屈的中国人民在黑暗中艰难前行。直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勇担民族复兴大任的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才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在一百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历经千难万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中华民族才终于迎来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曙光。

在2018 年3 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坚定重申人民立场，深情礼赞中国人民，首次对“中华民族精神”作出了高度凝练与清晰阐发。所谓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这种伟大民族精神集中体现在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等方面。中华民族精神已然化为“中国人民的特质、禀赋”，“不仅铸就了绵延几千年发展至今的中华文明，而且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39］。中华民族精神是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底气。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用伟大的民族精神滋养自己的精神世界，我们就有了发展进步的重要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动力，中华民族就能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民族复兴理论的不断创新和卓越贡献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民族复兴的理论既继承前人又有独创性的贡献，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不倦地求索民族复兴的真理，与时俱进地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作为观察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工具，并将其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与追求社会主义前途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的集体智慧，凸显出“为民族谋复兴”的拳拳初心、耿耿忠心和浩浩丹心，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富有公忠意识、求索精神、正义禀赋和民族情怀的理论瑰宝。这一理论不仅指引着近代以来饱经忧患的中华民族在觉醒中走上民族解放的道路，而且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锻铸出了强健的国魂和民魂，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书写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乃至世界现当代史最辉煌壮丽的不朽篇章。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民族复兴的理论区别于前人的地方在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并使之实现中国化发展。马克思主义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引领中华民族获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毛泽东说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40］（P796）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起来并使之实现中国化发展的中国共产党人锻铸了为民族求解放、谋复兴的“真经”，整体上提升了民族的精气神，也极大地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9］（P1516）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赋予其生存发展的不竭动能，成为其实现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行为指南。“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41］（P9）在致力于为民族谋复兴的百年征途上，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且不平衡的东方大国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不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难以战胜致力于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困难的，也是难以在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道路上不断前进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并在实践中予以创造性发展是其能够很好地开天辟地、改天换地、战天斗地和翻天覆地进而一步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神圣事业的动力源泉，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真经’”［42］（P15）。念好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经”，就使中国共产党人有了思想的武装并获得了无穷的力量特别是方向的指引、正确道路的探寻，进而使得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凝聚全民族的共识和精神力量，形成超越近代史上任何组织和政党的境界和水平的思想理论优势。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民族复兴的理论深刻论述了资本主义在中国走不通，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解决全体中国人民的生存发展问题，使其过上幸福美好的新生活。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必然要求。中国独特的国情决定了必须走也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或心声。走资本主义道路，只会满足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的人的欲望和致富的要求，只会导致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贫困，所以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是不会答应的。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43］（P267）的著名论断。邓小平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44］（P204）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由中国近代独特的国情和社会特点决定了的。“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45］（P311）与此相关，中国共产党人还清醒地意识到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制度。毛泽东指出：“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43］（P267-268）社会主义革命是要“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社会主义国家”［46］（P87）。这其中包括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制度。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民族复兴的理论深刻地意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不断顺应人民意愿，推进改革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成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相结合，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和成功，它改写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动力和实践路径，具有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于一体的价值特质，是已经被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所证明也必将被未来的实践所证明的真理和力量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告别封闭僵化的老路，又拒斥改旗易帜的邪路，是一条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方向又凸显中国特色和具体实际的正路或“人间正道”，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着最为重要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大杰出理论成果，对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创造性的探索和建设智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价值引领和思想动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了思想之魂、价值之基和动力之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近一个世纪以来探索、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集中体现，表征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制度文明建设方面的集体智慧。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民族复兴的理论深刻地意识到：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价值观，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毛泽东提出，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实现民族复兴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团结奋斗。习近平认为，共产党的力量来自人民，根基在人民，希望在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国家的主人。只有紧紧地依靠人民才能鼓舞全民族的斗志，形成坚如磐石的力量，稳步地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民族复兴的理论深刻地意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振兴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有利于升华民族整体和全体成员的素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赋予我们民族伟大的凝聚力、生命力、创造力，使中华民族能够在历史的发展进步中战胜无数的艰难险阻，不断地创造人间奇迹和灿烂文化，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事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战略任务，事关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民族复兴必须有强大的文化力量作为深厚根基。民族复兴，不仅体现在物质文明上，更体现在精神文明上；不仅体现在硬实力上，更体现在软实力上。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靠自身传统的文化基因来维系，一个民族的生命力也靠自身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彰显和弘扬来支撑，因为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及其所包含的民族精神，不仅凝结了它的过去，也滋生出新的未来。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已成为时代发展和民族复兴的迫切要求。

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民族复兴的思想理论具有集“道”“政”“器”多维视角于一体的建构意义，将民族复兴与国家统一、人民幸福多重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或治理能力现代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故而使其体现出创业垂统、建纲立极和超迈千古的精神特质。以这种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彻底改变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积贫积弱、任人欺凌的悲惨历史，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并逐步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注 释］

①孙中山在为兴中会起草的章程里明确提出：“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苦厄日深，为害何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参见孙中山：《檀香山兴中会章程》，载《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1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