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贵扬

引 言

民族音乐学的产生与发展，于1885年以埃利斯发表的《论各民族的音阶》为起点，以1950年孔斯特的《音乐学》确立学科名称。传入中国后王光祈先生发表《东西乐制之研究》和《东方民族之音乐》，以比较音乐学的形式在中国传播发展，至1980年的南京会议为界，学科发展便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对该学科的称谓出现了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音乐民俗学等不同名称，这些不同的名词所指的是相同或相似的学科，由于强调不同侧重点而导致的名称变异，并没有引起学科性质的根本改变。在此基础上，其研究范围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扩大，经历了由音乐本体研究到音乐文化研究再到人类行为研究这种层次扩展。也就是从最初的音、音阶、音体系的比较研究提升到乐器及其历史与分类、音乐起源等音乐本体性研究，然后再逐渐转变为音乐文化、人类行为研究。这体现了研究者们研究视野更加扩展，看待问题更为全面，实现了由点到线再到面的跨越。因此，作为记录民族音乐学研究成果的音乐民族志也在这个过程中更为丰富，题材更加多样。同时这也一直都是个热点话题，非常值得我们对这一话题进行多方面的讨论。

关于音乐民族志的写作问题，学界早就有过一系列的探讨。杨殿斛在《从方志到民族志：中国民族音乐研究的现代进程》中谈到了方志（集成志书）到民族志的关系问题，并认为借鉴人类学从“浅描”到“深描”的阐释方法，从方志集成逐引用民族志的方法研究民族音乐，是我国民族音乐从方志到民族志的现代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