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银培萩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后；摘自《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族群冲突与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研究”（17AGJ001）的阶段性成果】

“暗金”（dark money）是美国学术界与媒体近几年频繁提及的一个词汇，拜登甚至在《外交事务》的署名文章中声称，将在当选后集中解决“暗金问题”。本文第一部分将对“暗金”和“暗金政治”的定义进行理论阐述；第二部分剖析操作暗金政治的关键主体——慈善基金会，并提出基金会“观念有机化”与“精英社会化”两种影响机制；第三部分是这两大机制的实践案例。

行动主义与观念主义：“暗金政治”的两种功能

随着美国民主政治和党派竞争发展到高级阶段，直接用于政治结果、来源和去向都公开透明的“白金”逐渐不能满足政治竞争的需求，一种新的金钱政治形式——“暗金”——应运而生。暗金是影响政治结果但很难追溯来源的金钱。美国公民社会中的各种非营利组织都可以对决策过程施加合法的影响。当金钱用于支持这些非营利组织时，一方面增加了过程追溯的难度，另一方面通过影响观念来间接作用于政治。无论是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金钱的作用都很难准确地评估，形成了有别于传统白金政治的“暗金政治”。

行动主义暗金是暗金政治的第一种形式，这种暗金最终仍然流向选举或立法等直接政治行动，但许多非营利组织在中间转移资金，使过程追溯变得更加困难。行动主义暗金主要由501(c)(4)公民联盟/社会组织和527政治组织来操作，因为这两类组织在将资金用于游说和政治运动方面比较自由。行动主义暗金的流转是合法的，它精心利用法律的空白和漏洞，但这样的“暗金”也在公共舆论中陷入被动，被贴上“干预选举”的标签。而且，越是在法律容忍的范围内让富人通过金钱影响选举进程，人们越是能感觉到美国制度和规则中内嵌的“富人友好性”。近年来，以社会平等为竞选纲领的民粹主义候选人赢得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可以看成是美国普通民众对富人力量的一种抵抗，学术界中也越来越多见对美国政治的财阀主义（plutocracy）倾向的反思和批判。

观念主义暗金是暗金政治的第二种形式，它主要通过改变人的观念来间接影响政治行为。政治行动由人的观念支配，塑造观念是一种更高明的政治手段。美国将“言论自由”作为宪法第一修正案，对观念层面的公开活动限制很少，而非营利组织更是观念领域最活跃的行为体，特别是非营利组织中数量最多的501(c)(3)慈善组织。501(c)(3)组织在法律上不能介入选举，也不能将主要（substantial）资金用于游说，但能通过知识教育和宣传来影响政治，包括为政府提供专业咨询、组织公开讨论，在不直接影响立法的前提下，可以就政策问题与官员沟通。与501(c)(4)组织和527组织相比，501(c)(3)慈善组织有充分的权利来影响公众和政治家的思想，通常被认为是独立的、非党派和非政治的，这开启了501(c)(3)组织用观念来影响政治的窄门，使它获得了“清白”的外观。

综上所述，“暗金政治”指的是暗金在政治中的两种功能：一是行动主义的，二是观念主义的。对比之下，行动主义的最终目标是用非营利组织做中介，以合法但不明显的渠道将资金引向选举；观念主义不触及选举和游说，不追求即时的政治回报，而是注重长周期里对意识形态和政策取向的影响。后者比前者更具有舆论上的合理性，在操作上也更不着痕迹。

鉴于行动主义暗金已经被广泛讨论过，本文主要聚焦于“暗金政治”的第二种更深层次的功能，即非营利组织从观念层面影响政治行为。观念对现代政治竞争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强，暗金政治在这方面也将有更多影响空间。科学范式的竞争往往意味着某种政策处方的胜负。观念竞争绝不仅仅是“清流之争”，而是观念背后一整套议程、方法和价值的争鸣，最终的政策结果将影响一系列攸关利益的兴衰。

慈善基金会参与暗金政治：观念有机化与精英社会化

在暗金政治中，观念塑造是枢纽性的一环。美国的国家主义和法团主义传统很薄弱，国家很少直接支持文化、科研和教育等活动，观念生产活动主要由多元化的社会志愿性组织承担。形形色色的大学、智库、公民组织和游说组织，都有可能成为参与暗金政治的行为体。在这些行为体中，慈善基金会是十分特殊的一种，它通过两种机制来参与暗金政治：观念有机化和精英社会化。

“观念有机化”是一种以观念本身的成熟过程为中心的机制。本文的“有机化”指的是将金钱（经济生产）、观念（科学经验）与政治（公共政策）三者统一起来。观念要获得政治影响力，必须在客观世界与观念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基金会通晓经济、法律、管理等专业知识，与各种社会阶层也有广泛联系，加上其丰富的财务资源，能够帮助实现从观念到政策的转化。因此，观念有机化机制指的是，帮助知识分子将象牙塔中的“纯粹观念”发展为扎根于经济社会基础、能与政策需求对接和匹配的“有机观念”的过程。

“精英社会化”是一种以观念所面向的受众为中心的机制，是指基金会打破社会网络间的壁垒，通过各种形式将精英联结起来，让观念以知识的名义在网络中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受众的过程。基金会是一种跨越商业部门、非营利部门与政府部门的组织，经费独立而充足，并且有公益性的社会权威。“有钱有关系”的基金会建立精英之间的网络非常便捷。许多原本分散在社会各专业领域的精英，因为同时接受了基金会的赠予，或者在基金会资助的组织、活动与会议中出现，就建立了新的网络联系，网络中的信息交流极有可能促成新的共同观念的形成、内化和传播。甚至基金会本身的管理层网络就是一种精英社会化的机制。

案例分析：慈善基金会与当代美国保守主义观念体系的形成

美国基金会通过暗金政治来产生政治影响的行为非常多，其中，重建保守主义观念体系结构性地改变了美国当代政治的意识形态平衡。本文选取保守主义观念中最核心的“经济—政治—法律”部分，通过案例分析来展示美国基金会是如何通过“观念有机化”和“精英社会化”在经济、政治和法律三个观念领域里建构保守主义观念体系的（表1）。

表1 保守主义基金会的观念有机化和精英社会化

（一）经济观念

1.新自由主义观念的有机化

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20世纪中期产生，是一种针对福利经济学的替代性理论。1938年，在著名的“沃尔特·李普曼研讨会”（Colloque Walter Lippmann）上，“新自由主义”这一术语获得了热烈欢迎。同一时期，德国弗莱堡学派也提出了“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1947年，哈耶克在瑞士召集成立“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将当时的奥地利学派、伦敦政经学派和弗莱堡学派统一起来，成为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发源地。

尽管学术界创造了新自由主义思想，却缺乏资源和能力将它发展成一种完备的经济理论。当时的美国有一小批支持保守主义观念的小型基金会是朝圣山学社最早的资助者。经济教育基金会（Economic Education Foundation）、威廉·沃尔克基金会（William Volker Fund）和埃尔哈特基金会（Earhart Foundation）为朝圣山学社的成员提供了往返大西洋两岸的旅费、获取前沿著作的书费和邮费、筹办学术会议的经费等。在基金会的资助下，学社成员在这一时期创作出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经典之作，包括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米塞斯的《官僚体制》。这些著作表达了新自由主义对历史发展、思想史和政治实践的独特看法，系统性地摧毁了美国的新政自由主义和英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

2.新自由学派精英的社会化

基金会在支持新自由主义进行理论建设的同时，也推动新自由主义知识精英在美国的社会化。朝圣山学社的主要成员落脚在芝加哥大学，形成了著名的学术社群“芝加哥学派”。早先支持过朝圣山学社的沃尔克基金会的主席罗德·卢瑙（Harold Luhnow）成为芝加哥学派在美国的首要赞助人。以朝圣山学会和芝加哥大学为据点，保守主义基金会不断强化知识精英社群的交流，并鼓励知识精英去接触学术界之外的社会精英。当新自由主义正式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进入英国和美国的政策议程中后，保守主义基金会继续推动构建新自由主义全球精英网络。

（二）政治观念

1.公共选择理论的有机化

如果说新自由主义是保守主义经济思想的基石，那么公共选择理论就是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突破口。它开创了将经济学的理性选择逻辑用于解释政治制度的先河，并在后来拓展到对法律制度的解释中。公共选择学派是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沃伦·纳特（Warren Nutter）于20世纪中期在弗吉尼亚大学发展起来的一个学术社群。它认为政治活动是在一个模拟经济市场的“政治市场”中进行的，主张减少制度运转中的人为干预，以防范公职人员过度掌权导致的“政府失灵”。

如果没有基金会的支持，公共选择理论很难在20世纪中期普遍的左翼自由主义氛围下从纯学术理论变为政治观念。布坎南1956年到弗吉尼亚大学任经济学系主任时，美国学术界的意识形态是比较“左”的。沃尔克基金会为布坎南的“杰斐逊政治经济学中心”提供了启动资金。而使公共选择理论走出学术界的是“中兴时期”保守主义基金会的代表——斯凯夫家族慈善信托。布坎南向斯凯夫基金会申请资金的理由是：“我们的研究将会改变人们看待政府的工作方式。”

2.公共选择学派精英的社会化

同受“古典时期”基金会影响的公共选择理论与新自由主义这两个知识精英网络之间有明显的师承关系，两个精英网络之间有许多以基金会为媒介的交流。在精英社会化方面，布坎南作为公共选择理论的领导者，比新自由主义者更擅长与基金会合作。最关键的是布坎南对这个精英网络的定义：“使用‘准学术’的话语和规范，但并不以学术作为选择成员的标准。”随着公共选择理论影响力的扩大，布坎南与保守主义全盛时期的奥林基金会、科赫基金会也建立了联系。

（三）法律观念

1.法律经济学观念的有机化

20世纪晚期，保守主义基金会扶持了一种跨学科理论——“法律经济学”。该理论主张法律模仿市场原则，以“经济效用”和“财富最大化”为目标。20世纪80年代后期，奥林基金会支持法律经济学在哈佛大学打开了局面。20世纪90年代，法律经济学在美国精英大学里蔚然成风，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均成立了奥林基金会冠名的研究中心或学位项目。这些学校培养的“奥林学者”大量地进入法律行业的高层，从1985年开始几乎年年都能在美国最高法院获得职位。1986年，哥伦比亚法学院教授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将法律经济学称为“哈佛法学院诞生以来最重要的法学教育”。史蒂芬·特莱斯（Steven Teles）将法律经济学的建设描述为“三十年来最成功的知识分子运动，（在法学界）以很快的速度从少数走向霸权”。

到了20世纪末，在法律经济学的“观念有机化”过程中，以奥林基金会和科赫基金会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慈善力量进入了“全盛时期”。保守主义基金会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共投入了1650万美元用于支持法律和经济学课程，以及额外的1050万美元用于支持亲市场的公益律师事务所和法律网络、培训联邦法官的研讨班、法学院的校友组织。奥林基金会2005年正式关闭之前，它总共为法律经济学项目筹资6800万美元。

2.法律经济学派精英的社会化

与新自由主义和公共选择理论在精英社会化过程中以学术精英为重点相比，保守主义基金会不再仅仅以学术活动为途径，而是主动为观念政治化所需的各类精英网络出钱出力。到了全盛时期，基金会开始直接对与法律有关的职业精英网络进行投资。奥林基金会最早于20世纪6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设立了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学”的教授坐席，然后从70年代起重点支持曼恩开办的法律经济学培训班，邀请美国的法官和顶尖大学法学院的学者参加。经济学家艾略特·阿什（Elliott Ash）、丹尼尔·陈（Daniel Chen）和苏雷什·奈杜（Suresh Naidu）2017年的一项实证研究指出，参加过经济学培训计划的法官在案件中会使用更多的经济学语言和经济学思维，并倾向于做出更保守主义的判决。

奥林基金会资助的“联邦主义者协会”（Federalist Society）更是影响了最近30年来的美国最高法院。1982年，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两所学校都受到奥林基金会法律经济学项目的资助）成立了一个致力于传播“宪法原始主义”（constitutional originalism）观念的学生团体。奥林基金会为这个团体提供了种子资金，使其后来发展为全国性的保守派律师组织，有超过5000名会员分布在近180所法律院校中，拥有20 000多名执业律师。从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任期开始，联邦主义者协会深刻影响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使其中出现更多的极端保守主义人选。特朗普（Donald Trump）上任后，联邦主义者协会为其提名尼尔·高奇（Neil Gorsuch）和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做了大量幕后工作。

结论

美国保守主义基金会以“自由至上主义”为核心展开的观念体系建设，团结和默契地实践了“观念主义暗金”。从古典时期、中兴时期到全盛时期，保守主义基金会保持了相对统一的目标，不断优化观念有机化和精英社会化这两种机制的操作方式。暗金政治也折射出左翼和右翼一面竞争、一面相互学习和融合的现象。

总之，以慈善组织来理解基金会已经十分过时和狭隘了。传统西方慈善（charity）所包含的社会保障、危机救济等功能已经逐渐移交给美国税法分类中的“公共慈善机构”（public charity）和专业的人道主义组织。以拨款为主要特征的基金会是一种由私人控制的、使用免税财富来战略性影响美国公共政策的社会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