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战

摘要：“九·一八”事变前，中国共产党在辽宁的早期党组织，将主要工作及时准确地指向了对日斗争，率领辽宁民众从经济、政治上开展反日行动。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中共始终站在辽宁抗日第一线，宣传组织抗日活动，支持扶助义勇军武装斗争，并且创建义勇军部队与关东军作战。义勇军斗争失败后，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几经壮大，发展成东北抗日联军，继续坚持打击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真正起到了全民抗战中流砥柱的作用。

关键词：中共满洲省委;抗日义勇军;日本关东军

中图分类号：K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1）18-0014-03

中国共产党在辽宁的党组织，成立不久就组织民众同控制辽宁经济、政治等领域的日本侵略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31年东北沦陷，我党始终同辽宁人民站在一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开展以武装抗日为主的多种形式的反日斗争，用武力来回击日本的侵略。

1“九·一八”事变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日经济政治斗争

1927年10月，中共满洲临时省委成立，机关设在奉天。由于日本在中国东北特别是辽宁的侵略势力雄厚强大且深入到多个领域，无论是开展工运、农运、兵运、学运和文化运动，都要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中共满洲临时省委制定了反日工作要占据革命工作的主导地位的方针。1928年3月28日召开的省临委第2次执委扩大会议，提出东北的民族矛盾正在日益加剧，大力开展反日斗争势在必行。同年9月举行的省临委第3次党员代表大会，指出日本的侵略掠夺加速了满洲的殖民地化，今后党的工作主要是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辽宁各级党支部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反日斗争，派遣党员深入到学校、工厂、商店等公开场所，进行反日宣传，提出抵制日货，不看日本报纸的欺骗报道，不给日本人当差做事，不进日本人开办的学校接受奴化教育，对日实行经济绝交等口号。对在日本工厂做工的中国工人，开展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经济斗争。1928年5月3日，日本悍然出兵制造“济南惨案”。中共满洲省临委及时领导进行反日斗争。在奉天，组织学生党员联络各校中的爱国学生，上街讲演揭露日军杀害中国军民的暴行，并派学生代表与商界人士联系，进行抵制日货的行动，同时发起募捐，援助“济案”死难家属。同年5月，日本逼迫张作霖签订《满蒙新五路协约》，攫取东北权利。中共满洲省临委成立了反日运动委员会，发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告同胞书》，组成反日宣传队揭露日本的侵略图谋，发动民众的反日活动。“九·一八”事变前辽宁的工矿企业大部分被日本资本掌握控制，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主要是针对日本资本家的经济斗争。成立于1928年8月的中共抚顺特别支部，多次组织领导了这方面的斗争。1928年11月，王鹤寿任中共撫顺特支书记。他多次率领工人为提高工资，缩短过长的工时，改善恶劣的劳动环境展开一系列小规模的斗争，并取得胜利。1929年8月15日，时任中共抚顺特支书记的杨靖宇，因日本资本家在抚顺煤矿大量裁减工人，随意延长做工时间而率领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召回被裁工人，增加工资，改善矿工劳动条件，加班加点要额外付给工钱，到8月19日，日本矿主被迫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条件。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开展经济、政治上的反日斗争的同时，亦随时密切注意日本的侵略动向。中共满洲省委1931年4月20日给党中央的报告，提到日本关东军近期的军事调动，军事演习次数明显增加等情况，据此判断出日本帝国主义要直接武力占领全东北，对日本短期内即将发动侵略战争有着思想准备，只是没有明确关东军动手的具体时间。“九·一八”事变前党在辽宁地区组织民众进行的反日活动，推动了辽宁反日斗争的发展，也为“九·一八”事变后党领导辽宁人民进行以武装斗争为主的反日斗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抗日路线纲领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对中国东北发动全面进攻。中共满洲省委于9月19日上午，在沈阳召开省委紧急会议。会议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党所面临的任务，决定将党的全部力量投入到反抗日本武装侵略的斗争。经过省委讨论，由省委宣传部部长刘昆起草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明确指出日本侵略是“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向民众指明“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帝国主义逐出中国[1]”，充分反映出党领导民众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和决心。中共满洲省委的《宣言》，是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的第一篇抗日宣言。省委组织党、团员和进步学生，把《宣言》秘密散发到民众手中，使广大民众很快就了解到我党坚决抗日不当亡国奴的主张，产生了很大反响。

9月21日，中共满洲省委又一次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明确指出日本的军事行动是要使“半殖民地的中国完全殖民地化[1]。”会议提出了党的11条政治口号，6条经济口号，号召组织民众罢工、罢课、罢市，发动抗日的游击战争，将日本殖民者赶出东北。9月23日，中共满洲省委为开展抗日武装运动，做出了《对士兵工作的紧急决议》，指出党应加紧领导与号召士兵群众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缴械，组织大家起来与日本侵略军做坚决斗争，扩大罢工、罢课、罢市，派出得力干部到农村去帮助与发动农民起来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加强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

1932年初，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罗登贤提出：“东北党组织的中心任务就是要领导人民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2]。”1932年2月中共满洲省委制定的文件《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号召党领导发动民众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创建抗日武装军队，联合扶持一切抗日军队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中共满洲省委的这一系列宣言和决议，找到了一条挽救民族危亡的正确道路，增强了民众对抗日斗争胜利的信念，激发了民众反抗的斗志，积极投入到一场反对日本侵略的壮烈斗争，掀起了武装抗日的伟大浪潮。

3“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武装抗日为主的反日斗争

中共满洲省委在“九·一八”事变后领导了多种形式的反日斗争。辽宁各级党支部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组织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在沈阳、大连等地的公开场所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动员民众起来抗日;举行罢工、罢课、罢市。1931年9月21日，沈阳兵工厂的工人在共产党员梁永盛带领下，打开工厂粮栈，将存粮抢运一空。随后3万多名工人陆续离开工厂，不为日本帝国主义生产屠杀自己同胞的武器，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上述斗争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开展军事斗争，以武力驱逐日本出中国东北。

面对日本的侵略，东北各阶层人民，其中农民占大多数，自发地组织起来拿起武器，各地相继涌现出多种名号的義勇军队伍，与日本关东军作战。党对义勇军的抗日斗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支持。1932年3月31日，满洲省委于《中共满洲省委接受中央关于上海事件致各级党部信的决议》中，指出各级党组织应重视义勇军的组建工作，用游击战争来打击日伪军，“党应积极领导去参加这一战争”[3]。中共满洲省委亦注意到义勇军队伍的不足。义勇军在胡子头、旧军官、豪绅地主的把持下，难免会遭到挫折走向失败;而我党、团员若能够进入到义勇军队伍，在义勇军里建立起党的领导，对义勇军部队进行改造，使义勇军队伍逐步克服自身的弱点，对日战争就会长期坚持下去。

我党尽一切力量支持援助义勇军的抗日斗争。从1931年10月份起，先后派遣一批党、团员，加入各路义勇军中进行抗日活动，并从党的外围团体反帝大同盟、互济会、反日会等选派骨干力量到义勇军部队开展工作，动员社会各界爱国人士捐款捐物，为义勇军筹集经费、给养和其他军用物资，促进了义勇军斗争的兴起发展。1932年初，中共奉天特委陆续派出党团员和进步青年，赴抗日救国铁血军王全一部，“老北风”张海天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2路军，耿继周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4路军等义勇军部队开展活动。共产党员刘澜波受党组织派遣，赴锦州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处，担任省政府秘书，协助黄显声进行抗战工作，制定义勇军编练方案，整顿委编各路义勇军部队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共20余路。1932年5月，曾任过中共满洲省委常委的邹大鹏到活跃于辽东南凤城、岫岩、庄河、安东一带的邓铁梅东北民众自卫军部，被邓任命为政治部主任。邹大鹏为邓部拟定了政治工作条例，严明军纪，保障了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建立农民会、反日会等群众组织，使邓部与当地民众之间建立起较为密切的联系，为该部能够长期战斗于辽东南地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1932年夏，中共河北省委派遣干部到辽东，成立了中共东边道特别委员会，在唐聚五部辽宁民众自卫军中开展工作。党在义勇军部队里的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党的威信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这就为我党创建自己独立领导的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党先后派出一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直接组建义勇军同日伪军战斗。1932年2月，受中共北平市委、共青团北平市委的委派，冯基平、李兆麟一行人到达辽阳小堡李兆麟的家乡，组织开展抗日斗争。李兆麟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名义，先后和沈宝林的“燕子”队，崔恩甲的“长江”队，李巨川“天地荣”，赵俊峰“平日救国军”等各种名号的抗日武装取得联系，促成了各部的团结统一抗日。李兆麟并争取了辽阳二区区长苏景阳答应参加抗日活动。1932年3月，在辽阳县三家子召开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24路军成立大会，由苏景阳担任司令，李兆麟任副司令。下设5个支队，以原“燕子”部为第1支队，“长江”部为第2支队，“天地荣”为第3支队，“于志超”为第4支队，“平日救国军”为第5支队，总兵力约3500人。因苏景阳一直不敢出面抗日以致弃职潜逃，第24路义勇军的实际指挥权掌握在李兆麟手里。第24路军以小堡为根据地，在辽阳和沈阳、本溪之间的地带积极对日伪军作战。首战打击投降日本的土匪队伍“洪盛队”，经3天3夜激战将其全歼。3月底，袭击铧子矿日伪警备队，俘获伪昭和制铁所采矿课课长久留岛秀三郎。4月2日，经几日激战，消灭汉奸地主武装“南大会”。在频繁的战斗中，第24路义勇军发展到6000多人，成为辽南抗日义勇军的主力部队之一。1932年8月28日晚，李兆麟率领第24路军，联合赵殿良领导的第21路义勇军等部，共同攻打日伪重兵把守的中心城市沈阳。义勇军部队突入大南门，攻进东塔机场，烧毁关东军飞机7架，攻入沈阳兵工厂，破坏了一部分机器设施。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天亮前义勇军队伍撤出战斗。此役进攻沈阳虽然未获成功，却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震撼了日本侵略者。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在向众议院的报告中发出“满洲形势十分可虑”的喟叹[4]。1932年9月，新上任不久的关东军司令官武滕信义大将调集重兵，加大了对辽南抗日武装的镇压力度，第24路义勇军形势急剧恶化，特别是在摩天岭一战中损失严重，至11月第24路义勇军遭到失败。“九·一八”事变后，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的中共党员白乙化坚决返乡抗日，1931年11月回到家乡辽阳县石场峪。白乙化以教书为名，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广泛联络各界爱国人士，1932年5月组建东北青年抗日义勇救国军，任司令。白乙化率领部队于太子河畔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队伍不断壮大。当年秋天从辽阳一带转战到辽西，袭击伪新民县监狱，攻占沟帮子车站，攻打伪凌源县警察局，在虹螺岘地域与日伪军激战。1933年春，白乙化部由于粮弹不继被迫退入关内，在冷口被国民党军第32军强行全体缴械遣散。

轰轰烈烈的义勇军斗争，终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加之义勇军队伍自身成份复杂，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指挥，有的部队军纪不良，脱离群众，而我党当时的力量还很薄弱，对众多义勇军队伍施加的影响毕竟有限，到1933年初大部失败。义勇军斗争瓦解消散后，我党直接创建领导下的新型人民武装抗日游击队，由于有着坚定的革命信仰，严明的组织纪律，和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日伪军的历次“讨伐”中，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日益壮大，发展成东北人民抗日革命军、东北抗日同盟军、东北反日联合军，至1936和1937年整编成东北抗日联军共11个军，成为辽宁及至全东北抗战的主要力量，坚持打击日本侵略者。从此党独立地领导辽宁人民进行了极其艰难困苦、英勇卓绝的抗日斗争，直到1945年取得全民抗战的胜利。

参考文献

[1]吉林省档案馆编.史料丛编：“九·一八”事变[M].长春：档案出版社，1991.

[2]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中央档案馆等.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0）[M].北京：中央档案馆，1988.

[4]胡淑英.东北抗日义勇军人物志（上）[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责编：李慧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