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凌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100101)

2021年5月19日，中国人权研究会、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了“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副会长斯塔、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珠康·土登克珠、西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阿沛·晋源、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陈宗荣出席论坛并发表讲话。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郑堆主持论坛开幕式。来自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兰州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云南大学、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等国内机构，以及美国、英国、挪威、拉脱维亚、巴基斯坦等5个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7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

一、领导同志讲话与致辞精神

斯塔同志在讲话中指出，西藏的和平解放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藏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和平解放70年来，西藏的社会制度实现了伟大跨越，从根本上改变了西藏人民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下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悲惨命运，实现了政治上的大解放。西藏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西藏地区生产总值从1951年的1.29亿元跃升到2020年的1902亿元，彻底摆脱了束缚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居民收入不断增加，实现了从贫穷落后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西藏的文化社会事业取得了全面进步，教育事业逐步迈向现代化、医疗卫生事业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人均寿命由1951年的35.5岁增加到2019年的71.1岁。西藏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西藏共有大小寺庙和宗教活动场所1700多处、僧人4.6万多人，充分满足了信教群众正常宗教生活的需要。西藏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国家高度重视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持续加大生态建设投入，西藏已成为世界上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

珠康·土登克珠在致辞中提出，旧西藏是不到总人口5%的噶厦官员、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三大领主”的天堂，是百万农奴的人间地狱。1951年西藏实现和平解放，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得到了绝大部分西藏僧俗群众的衷心拥护。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党和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废除了宗教封建特权和封建压迫剥削制度，实现了宗教自身纯净，藏传佛教迎来了崭新的面貌。同时，投入巨资维修保护寺庙文物，开办西藏佛学院，出台了一系列利寺惠僧政策，实施了“六建”和“九有”工程，实现寺庙路、水、电、通讯“四通”，极大改善了寺庙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珠康·土登克珠谈到，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和达赖集团完全不顾事实真相，诬蔑造谣西藏“缺乏宗教信仰自由”。事实上在西藏，寺院受到有效保护，广大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得到尊重，僧侣的宗教活动有序进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西藏得到全面、正确的贯彻执行。

阿沛·晋源深情回忆了父亲阿沛·阿旺晋美彼时作为西藏地方政府委派的首席全权代表，亲历西藏和平解放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回忆了父亲阿沛·阿旺晋美一生始终反对“西藏独立”，积极投身到西藏解放和建设发展中，带头维护和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团结、争取更多的西藏人民拥护和执行协议，发展壮大爱国力量，不遗余力地同各种破坏协议、分裂祖国的势力和言行进行坚决斗争。阿沛·晋源指出，和平解放70年的历史证明，西藏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来与祖国同命运、共发展，西藏的发展进步与祖国息息相关。西藏和平解放70年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是与中央的关心、全国的支援分不开的。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道路，西藏才有繁荣进步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

陈宗荣书记在致辞中指出，70年前，我们粉碎了外部势力妄想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图谋，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实现西藏和平解放，开辟了百万农奴翻身解放的光辉道路，开启了西藏走向进步繁荣的光明前景。在新中国这个祖国大家庭的怀抱里，西藏人民同祖国各族人民一道迈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今天，我们隆重举办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为了纪念西藏和平解放的光辉历史进程和伟大历史意义，庆祝在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新西藏取得的伟大历史进步和非凡业绩，就是为了揭露和驳斥一些反华势力对这一伟大事件和巨大成就的不断歪曲、诋毁和肆意攻击。正确认识和总结西藏和平解放的伟大意义和70年来取得的成绩，应坚持以下四项原则。第一，始终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第二，始终树牢正确的历史观；第三，始终以西藏人民的利益为本；第四，始终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二、主要议题及学者发言概述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西藏和平解放战略决策、“十七条协议”签订的意义及政治理念、中国共产党治理西藏政策、西藏70年繁荣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藏传佛教的中国化等议题，进行了跨学科、多角度的探讨与分析，提出了很多有启发的思想观点，也提供了研究西藏和平解放的新视角、新思路。

(一)西藏和平解放战略决策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张云研究员的《西藏和平解放前后国际局势与党中央战略决策》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入侵是所谓“西藏问题”产生的总根源，解决西藏问题必须以驱除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为先决条件；帝国主义势力插手是和平解放西藏的最大障碍。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党中央高瞻远瞩，从大局出发，围绕驱除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和相关措施，这些决策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国家的对华态度，破解了一个又一个巨大难题，从而影响到解放西藏的大局，加之和平解放西藏的英明决策及成功实践，铸就了辉煌大业。

兰州大学毛生武教授的《阻止“独立”——研究和平解放西藏的首要关注》一文回顾了1949年西藏所处的地缘政治战略策动、西方势力积极干预、中央管理出现真空三个维度下的内外环境形势，从而提出研究和平解放西藏的首要关注在于阻止“独立”这一观点。论述围绕阻止“独立”展开：昌都战役的胜利，迫使西藏当局放弃希图寻求“独立”的不和谈幻想；中央强大的政治争取工作，有力地瓦解了西藏谋求“独立”的社会基础；签订“十七条协议”，奠定了阻止“独立”的国际国内法理基础；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解除了西南边疆国防和主权安全危机；彻底平息叛乱，歼灭了支撑“独立”活动的武装力量；实行民主改革，彻底改造了“独立”势力借以滋生存在的政教合一制度；而新中国涉藏外交攻势，则及时分化了支持西藏“独立”的国际干预势力，保障和平解放西藏战略目标的胜利实现。

(二)“十七条协议”签订的意义及政治理念

关于“十七条协议”的签订及其意义一直是学界关注和热议的话题，本次会议两位发言人不仅论述了协议签订的历史意义，还进一步将其应用到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来，可谓是开辟了一个新的学术视角。西藏大学教授次旦扎西的《“十七条协议”签订的历史意义及当代启示》一文总结了“十七条协议”签订的历史意义：1.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为西藏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冲突，奠定了民族团结进步的思想基础；3.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为一国两制思想的提出和其他国家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此外，文章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处理西藏问题也要充分吸取“十七条协议”签订和实施的历史经验，把握好以下“四个坚持”的内容：坚持党的领导，夯实执政基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紧密结合西藏实际；坚持改善民生，凝聚经济和社会发展力量；坚持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当代研究所副所长肖杰的《从“十七条协议”看西藏民族区域自治》一文指出，“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重回祖国大家庭，开始了民族区域自治的伟大实践。从政治实践的角度看，“十七条协议”无论是文本还是背后体现的理念原则，都对西藏的民族区域自治进行了整体擘画。文章认为，当前西藏正和全国其他地区一道，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乘势而上，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需要坚持西藏正确的发展道路。因此，我们有必要回到“十七条协议”的历史原点进行考察，对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的原则和理念进行深入再回顾、再思考。文章指出“十七条协议”所彰显的政治理念主要有两点：首先，“十七条协议”体现了鲜明的人民当家作主原则；其次，“十七条协议”彰显了明确的民族区域自治原则。自“十七条协议”签订以来，西藏经过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区建立、改革开放以及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阶段，各族人民走上了人民当家作主基础上的民族区域自治道路。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的自治”。回顾“十七条协议”的初衷和愿景，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当前西藏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先进性，进一步坚定沿着西藏正确发展道路走下去的信心和决心。

(三)中国共产党治理西藏政策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一级巡视员程越的《中国共产党治理西藏历史进程的回顾与思考》一文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治理西藏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并对其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文章认为，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维护西藏的和谐稳定；必须追求高质量发展，加强生态保护，实现西藏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必须践行群众路线，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争取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参与；必须重视西藏各族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党在西藏的执政能力。文章最后围绕落实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提出了进一步做好西藏工作的具体建议。文章指出，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是做好西藏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各项工作的理论宝库，必须抓好贯彻落实，奋力推进西藏的高质量发展和长治久安。

(四)西藏70年繁荣发展

西藏70年繁荣发展这一议题是本次与会学者们关注最多的研究领域，共有10位学者分别从民生、经济、产业、文化、外宣、教育、语言文字、生态保护、藏医药等不同方面对西藏70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进行了发言。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杨丹的《西藏研究新格局的新思考》一文提出，在全面脱贫之后，对于西藏的研究也需要构建新格局的理念。文章指出西藏现有的研究主要是围绕高原、民族、发展三个关键词展开，要构建西藏研究的新格局，总结起来就是坚持西藏研究的三观：系统观、空间观、时间观。杨丹教授的研究即按照这一新的理路延伸展开，文章一方面关注西藏农牧区的民生调查；另一方面关注西藏的未来经济和产业发展，为民生改善提供持续动力。

70年前，西藏经济在封建农奴制时代脆弱的自然经济基础上艰难起步，70年来西藏经济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所所长扎洛的《西藏和平解放70年经济发展的历程、成就与经验》一文对西藏经济70年来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学术回顾和总结，文章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简要回顾了不同时期西藏经济发展的特点；二是介绍了西藏宏观经济和重要经济门类的发展情况；三是总结了西藏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

美国作家、香巴拉工作室创始人龙安志(Laurence Brahm)讲述了他与西藏的缘份，作为一位对西藏怀有热切感情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纪录片导演，龙安志一直致力于寻找西藏文化的精髓，他通过写书、拍摄纪录片、举办展览等方式向公众介绍他对西藏文化的感悟。龙安志表示，西藏的经济、教育事业和生态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青藏高原，各民族的文化保存的很完整，彼此间也十分包容，实现了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西藏自治区侨联副主席谢文·根多的《从个人经历谈西藏和平解放的意义》一文讲述了他童年随父母离开家乡，漂泊海外，之后定居于瑞士，在历经半个世纪后，终于在花甲之年，回到他朝思暮想的故乡西藏拉萨生活的亲身经历。回到西藏后，谢文·根多一直致力于西藏的发展建设和向国外藏胞宣传、介绍真实的西藏。他希望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在国外生活的华侨和藏族同胞，如今中国发展壮大了，西藏的老百姓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希望他们也能回来看看，感受家乡的变化，有机会为建设家乡、创造美好生活，贡献一份力量。

西藏民族大学校长刘凯的《从西藏民族大学的创建与发展看西藏教育70年沧桑巨变》一文以西藏民族大学为例，讲述了西藏教育70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文章指出，西藏民族大学的创建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发展西藏高等教育的生动写照，其中每一步都铭刻着党和国家对西藏教育的特殊关怀，书写着民族高等教育伴随国家繁荣进步的发展史，也记录着学校不忘初心使命砥砺前行的奋斗史。西藏民族大学60多年的发展历程揭示了一个真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西藏，就不会有西藏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今天。

在党中央关怀支持下，教育对口支援对推动涉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和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带来了最为深远的影响。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陈玮的《构建教育对口支援涉藏省区长效机制研究》一文以青海涉藏州县实践为例，总结了十年教育对口援青工作的主要成效和基本经验，探索构建教育对口援助长效机制，以期对青海等涉藏省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进一步为推动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提供决策咨询。

西藏自治区编译局局长洛布的《西藏和平解放70年来新词术语藏文翻译规范工作成就》一文重点就西藏自治区加强藏语言文字工作的基本情况作了概述。文章指出，西藏自治区新词术语藏文翻译规范委员会成立以来，不断拓展服务途径，先后组织或参与了各类词典的编纂和经典著作的翻译及出版前期工作。同时，还组织专家学者积极参与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组织的术语审定会、全国藏语媒体工作会术语审定会及各类藏文教材审定会等重点工作，为藏语文翻译规范工作作出了贡献。

拉脱维亚大学人文学院亚洲学系副教授安吉塔·鲍葛薇(Agita Baltgalve)在《中欧国家的藏语言教学资料》一文中介绍了她在藏语研究和教学方面的经历以及中欧国家广泛使用的教科书和教材。目前她正在用她所学为拉脱维亚人编写一本藏语教科书。

挪威奥斯陆大学法学院研究员周勇的《地球法理学在西藏的地方化》一文认为，西藏人民的信仰和习俗不仅可以使地球法理学实现本地化，还有助于提供实践经验，帮助全球实现向以生态为中心的转变，从而做到同等重视人类的生命和非人类的物种生命，因此地球法理学对于西藏的生态保护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医药研究所副所长罗布扎西的《浅谈藏医药在北京的传播与发展》一文对藏医药如何依托自身特色和优势在首都北京不断传播并取得长足发展的历史脉络作了详细的介绍，并以古代和现代为界分别叙述。文章指出藏医在古代北京的传播和发展历程主要是成立“曼巴扎仓”教授藏医药知识以及刊刻藏医巨著《四部医典》木刻版，这些举措使得藏医药的经典得以传承至今；藏医在现代北京的发展主要是成立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藏医院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医药研究所，从而为现代藏医药事业的发展搭建了良好的科研平台。

(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本次会议的新议题之一，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冯智研究员在《藏文所载“三交”史实与文化的认同融合——以五世、六世班禅传史料为例》一文中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的“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引导各族群众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讲话精神，以五世、六世班禅传的史料为主要研究对象，深入挖掘了五世、六世班禅时代及其传记中所记载的“三交”史实，从而进一步论证了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是具有历史基础的这一观点。历史上，西藏无论在建筑、雕塑、绘画、文学、戏剧、歌舞，还是在史学、宗教、工艺、医药、天文、历算等方面，都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和珍贵的文献资料见证了西藏的发展，同时也见证了汉藏文化交流和“三交”的史实。

云南迪庆州佛学院党组书记张红光在《迪庆在支援西藏和平解放中的历史贡献》一文中深刻回顾了云南人民特别是迪庆各族人民在支援西藏和平解放事业，固守反分裂阵地，铸牢边疆民族统一战线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文章结合西藏和平解放各级档案中记载的解放军南路十四军由云南进军西藏的情况，特别是从云南滇西的楚雄、大理、保山、丽江4个专区(含云南涉藏地方，今香格里拉、德钦、维西三个县)进军西藏的档案记录，讲述了迪庆人民为实现国家统一，参与西藏和平解放事业，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所成就的历史新篇章。

(六)藏传佛教中国化

本次会议的又一新议题是藏传佛教中国化问题。中央民族大学班班多杰教授的《试论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三个维度》一文指出藏传佛教中国化问题已成为我国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论域，而这一论点不仅要有史料的铺垫支撑，还要有史识的论证总结。文章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中西诠释学结合的角度，梳理与整合了藏传佛教本土化、中国化的问题，提出推进藏传佛教的中国化方向应从学理依据、本土特色、时代特征三方面切入。文章最后指出，坚持藏传佛教的中国化方向，既要保持藏传佛教的基本信仰、基本教义、基本修持，又必须坚守中国立场，坚持中国本位，因地制宜，努力寻求中国化的表达方式和表现方式；既谨守师法，强调师徒传授，又主动适应中国社会，积极认同主体文化，运用会通创新、嫁接求异的中国人思维方式，促使藏传佛教教义同中国文化相融合；既注重藏传佛教教义的传承渊源与义理原旨，又在某些关键环节和重要领域植入中国思想元素，体现中国思想特质，展现中华文化气象，这是佛教中国化、时代化的必然要求。

台湾地区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前兼任助理教授陈又新的《西藏70年发展有感》一文对藏传佛教如何中国化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文章认为随着中国的日益壮大，现在已是全世界举足轻重的国家之一。当中国对国际社会尽一己之力的同时，更需要维持国内的稳定发展与团结，要将多元民族团结成一体，为中国贡献心力，将追求富强的中国成为普遍的共识。如此一来，则境内各民族各自的宗教、文化等自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副所长拉先加的《论藏传佛教的“变”与“不变”》一文以独特的学术视角阐释了藏传佛教的变革与传承。文章的第一部分从三个纵向的历史演变过程解释了藏传佛教的“变”，即变革。首先，文章肯定了藏传佛教是佛教在西藏的本土化、中国化的产物，接着阐释了“变”的过程；其次，文章指出藏传佛教是在不断进行自我变革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一自我变革的过程主要有三次；第三，文章指出藏传佛教是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中得到了健康发展，这其中也包含了三个层面的变革。文章的第二部分从三个横向的历史演变过程解释了藏传佛教的“不变”，即传承，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藏传佛教全面继承了佛教终极理念和核心教义；第二，藏传佛教严格遵守了佛教显密结合的修行原则；第三，藏传佛教完整保存了佛教经典文献的翻译原著。文章最后指出，在社会主义新时期，藏传佛教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上有了新的时代命题，即如何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

三、结语

综上，此次会议作为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不仅向学界展示了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同时也是一次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会议。与会专家学者紧扣“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形成的理论成果对做好新时代西藏的各项工作，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