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云

（上海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上海 200444）

内容提要：作为历史事件纪念馆类型之一的抗日战争纪念馆，以抗日民族英雄事迹来达成弘扬爱国主义与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之目的，在传播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精神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其历史的、社会的价值与当代功能亟待多角度的深入研究。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分别从官方与民间、集体与个人、景观与数字、仪式与行为等多重叙事路径，完整呈现了“四行仓库保卫战”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抗击日军侵略的史实，于叙事中有效建构了国家认同，促进了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传播与传承，其叙事策略及方法可供其他类历史事件纪念馆参考借鉴。

我国的历史事件类纪念馆是为纪念中国近现代革命斗争史上重大事件或杰出人物，依托于革命遗址、事件发生地、纪念建筑而建立的纪念性博物馆，往往涉及展示、宣传、教育和科研等，是中国现代博物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中国的历史发展、基本国情以及近现代革命斗争史内容丰富，我国革命历史事件纪念馆形成了庞大而多元的形态，各具特色。

抗日战争纪念馆（以下简称“抗战纪念馆”）是历史事件纪念馆的重要类型。截至2020年，国务院公布的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及遗址已达260处[1]，遍布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如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山西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等。抗战纪念馆承担与发挥了保存、见证与研究20世纪30—4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族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史实的职责和功能，并以再现历史事件与民族英雄事迹达成重铸中华民族精神、锻造民族脊梁之目的。

2014年，中国以立法的形式设立了“烈士纪念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2]抗战纪念馆作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建构国家认同以及传播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精神，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场所，其历史价值、当代功能与世界意义，亟待多角度的深入研究与发掘。

一、叙事与认同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西方叙事学出现“认知转向”，对事件、记忆、符号以及行动主体的能动性关注，以及对人类活动与意义建构的深入分析，成为博物馆叙事研究的重要内容。威廉·克荣（William Cronon）认为，在历史类博物馆中“讲故事”对历史的解释至关重要，它可将历史事件与观众的情感内容建立关联[3]。叙事在公众中传播故事，让可感知的历史激发情感共鸣，并通过民众的日常交流而广泛扩散[4]。玛丽·瑞安（Marie Ryan）提出的“在心理上唤起界定性叙事的认知建构”的观点[5]无疑为纪念馆叙事的认同及建构目标提供了发生论的有力支持。

以认知建构为目的来进行历史事件的阐释，为纪念馆叙事提供了分析框架，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有关叙事焦点与叙事方法的论述则给予纪念馆叙事方法论的启示：“叙事焦点具有极强的目的性，决定着采用何种叙事方式。任何一种叙事的要素，例如人物、声景、情节结构在被运用至建构结局的过程中，可呈现出多层次的交流（multileveled communication）。”[6]纪念馆的叙事是基于情感与认同的历史叙事，是特定建制下对一个群体集体记忆展开的叙述，是特定共同体通过规制其间的展陈与活动进行历史与自我身份的叙事。纪念馆的叙事指向多维度的认同（idendity），其叙事的“多层次的交流”，涵盖了英雄人物精神认同、集体记忆认同与国家认同等这些建构的多个层面。

“认同”一词最初源自心理学，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指出“认同”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趋同的过程，即社会群体成员在认识和感情上的同化过程”[7]。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将“认同”定义为“一种被称为‘集体意识’的东西”，是“将一个共同体中不同的个人团结起来的内在凝聚力”[8]。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认同”观更为强调人的系统（社会化的人）和社会系统在结构上的共生性，以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社会形态、集体同一性和自我统一性的一致性问题[9]。而国家认同是指主体对共同体的一种认同，是指具有国家意识、了解历史国情、认同国民身份，能自觉捍卫国家主权、尊严和利益，并促使其发展的理念，其基本内涵包括家国同构、共同体意识和仁爱之情等。

俞正梁提出认同建构的两个向度：“一是原生的或内生的认同，即自我因文化等因素所造就的认同；二是社会建构的认同，即自我与他者通过互动所造就的认同。”[10]抗战纪念馆叙事的认同建构，是基于抗日史实及抗日英雄对社会价值产生了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其精神为社会意识形态所认可并推崇，而共享华夏民族传统的民众通过对具有规范性力量事件的参观、体验以及对英雄人物及其精神的缅怀，达成内生的、社会建构的认同。抗战纪念馆的叙事文本不仅是结构性的，更是建构性的，其语言、图像、景观、仪式等既是叙事的内容，又是叙事的手段，旨在引发观众与历史事件、英雄人物对话，形成自我思考与认知，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人生观与价值观。简言之，抗战纪念馆叙事以保存过去、激活体验、构建记忆、铭记历史、达成认同这一根本路径，促进了历史事件与现代语境新纽带的形成，最终达成国家精神与认同的建构。

二、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多重叙事路径与认同建构

位于上海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于2015年8月13日淞沪会战78周年纪念日之际开馆。这座建造于1931年的钢筋混凝土六层大厦原由金城、中南、大陆、盐业四家银行共同出资，故称为“四行仓库”。作为战争遗址类历史事件纪念馆，四行仓库标志了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反击日本侵略者、捍卫国家主权的一场重大战役，是抗日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提出“历史故事”叙述的核心要素应包括“核心主题”“明确标出起点、中途与结尾”“情节的突然转变”“一个可辨识的叙述声音”“连贯性”“结局”以及“道德化现实的倾向”[11]。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将“四行保卫战”作为核心主题与叙事线索，以“序厅”“血鏖淞沪”“坚守四行”“孤军抗争”“不朽丰碑”及“尾厅”六个部分，完整讲述了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88师524团谢晋元中校率领数百名士兵英勇抵抗日本军队进攻的英勇事迹。通过此次事件，中国军人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战斗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当时民众的抗战信念，在中国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以史叙事、以事带人、以人见精神”的叙事路径与认同建构，在抗战类纪念馆中颇具代表性。

（一）多重视角交织的叙事主体

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注意到传统纪念馆单向信息输送的叙事模式可能造成生硬教导与观念灌输的刻板印象，采用了多重叙事主体与多线索交织的互文性叙事，力图传递历史事件客观的、完整的信息，促发观众理性审视问题，形成自我反思的观展认知，使纪念馆成为孕育共情与历史对话的场域。

1.官方叙事与民间叙事

官方叙事与民间叙事是一组结构上二元对立的概念。在文字与印刷传播的时代，官方叙事更具文字媒介的优势，通常采用国家典籍、政府文献、主流媒体、名人记述等方式进行，对事件往往采取俯视的叙述角度，以期达成指点社会、唤醒大众的目的，占据着叙事主体的主导地位。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导览叙事文本亦使用了大量来自国际社会、各级政府的文书文件，有各类档案馆、图书馆、研究机构提供的图像照片、文字数据等，将中日双方的军队装备、布署、战略以及战斗过程详实地呈现于观众面前。这些印刷形式的文献为官方叙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使用第三人称，以一位隐形叙述者全知般的视角做历史事件的客观阐述，以供观众作出冷静的判断与分析。

媒体叙事是官方叙事中的精英叙事。四行保卫战发生地苏州河对岸的英租界是当时各国观察使团向全世界传送中国军民抵抗日本侵略消息的第一现场。国内的《申报》《新闻报》《大公报》，英文的《字林西报》《北华捷报》，法文的《时代青年》，俄文的《真理报》等，均以大版面的篇幅报道了战况。纪念馆将这些珍贵的历史报道及评论以漫天云卷铺天盖地而下的报纸装置形式进行展示，传递出国际舆论对日本非正义战争的强烈谴责以及对中方军民顽强抵抗的由衷敬佩，旨在引发观众的历史在场感，强化世界反西斯战争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应具有的共通的正义感与悲悯心。

张侃认为，塑造具有共识的历史记忆并固化为国家记忆是国家建构以及对抗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环节[12]。相对于历史事件中官方叙事的宏大叙事视角，“自下而上”的民间叙事则以更为贴近民众心理的细微叙事将历史事件予以细节化的深描。民间叙事多采用民间收藏的契约文书、家乘谱牒、碑文账簿、书函信件等属于私有性质的记录材料[13]，与官方文献在编纂组织、体例安排和内容来源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纪念馆的民间叙事材料主要有两类，一是对抗战亲历者口述材料的引用；二是学者对民间文献的考证。这些采集自民间的口头材料极大丰富了纪念馆的叙事结构，避免了仅使用官方叙事而造成的单一性、扁平化视角的缺陷。例如，学者们查证出“八百壮士”这一虚化名称下的四百二十余位战士的真实身份，从民间征集的烈士日用品、遗物、手札、口述、影像等，成为展览陈列叙事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纪念馆尾厅，具名的战士头像及其部队编号、军衔排列组成了一道纪念墙，这一由无数普通个体的叙事汇编而成的爱国主义民族志，让观众在阅读抗战英烈生命传记的同时，更增强了自觉捍卫国家主权、利益与尊严的公民意识。

2.集体叙事与个人叙事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包括抗战英雄在内的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14]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将国家解放、民族独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等作为共同体集体叙事的主题，意在达成对公众的集体意识教育，并明确当今语境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同发展与持续进步之意义。1937年，日军发动“8·13事变”，扬言“三天占领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在此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在于形成并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百壮士”不仅是四行保卫战的军人，更指代了抗日联盟中为国捐躯的千百万中国军民，共同构建整个华夏民族共御外侮的宏大历史叙事。

在声势浩大的集体叙事的同时，纪念馆还观照到历史合唱中的个体发声。以精细化、情感化与异质化的个人叙事重塑了为民众安危、民族兴亡而无私奉献生命的英雄群体的丰满形象，将中国民众不畏艰难险阻的抗日精神上升到爱国主义的家国情怀，从而实现了更为完整、更为立体的抗战精神的展示与传播。例如，纪念馆序厅以一封谢晋元的家书为开篇，从私密的个体叙事中，观众读出了“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夫”的凡人情感，更读出了国难当头之际果敢担当的军人职责。还有，女童子军杨惠敏冒死送旗、陈树生身捆手榴弹舍生取义等个体故事的讲述，将英雄置于人之常情的伦理审视之下，是对“生之可贵，死亦光荣”的爱国主义精神最好的阐释。此外，展览多处采用了见证人、亲历者的个体叙事，如上海著名作家沈寂先生92岁高龄时的亲笔手札记录了他少年时目睹战士牺牲的经过，增强了历史事件的可信度，为观众产生共情提供了语料。这些被编织进宏大集体叙事中的个人叙事，将历史事件中的碎片化信息拼接，并成为革命事件的真实注脚。

（二）景观叙事与数字叙事的认知生产

1.建筑景观与情境叙事

马修·波泰格（Matthew Potteiger）认为“景观叙事”是依托社区口述史、历史事件或神话传说等叙事文本，通过命名（naming）、序列（sequenc⁃ing）、提示（revealing）、集聚（gathering）等多种叙事策略，形成让景观讲述历史故事、唤醒集体记忆的方式[15]。建筑景观不仅是建筑文化的结晶与写照，更因其与时代、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工程技术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社会巨变的见证物和载体以及世代理性思考的象征物。革命事件的建筑景观更具有一种教化与规训的力量，纪念馆建筑主体与附件的物理性空间叙事意在将抽象的时代精神予以视觉化表达，成为构建集体与社会记忆以及传承精神的时空场域。四行仓库作为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见证物，于2017年12月2日入选“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

景观叙事具有通过物件或场景保存、重置以及将其视为符号，视觉化解释不在现场的事件的功能。类比性的展示本身既是一种存在，也是一种再现。例如，四行仓库西侧斑驳的外墙，战争遗留的弹孔、炮洞，主体建筑三层硕大的爆破口等，这些建筑遗迹通过视觉化的景观叙事静默地展示了国破家亡的战争创伤，给观众以巨大的精神震撼与警醒。又如，四行仓库顶层曾是八百壮士以热血护卫国旗的处所，让旗帜高高飘扬是捍卫华夏领土不可侵犯这一爱国行为的象征。如今，以“重生”“展示”和“缅怀”为主题的景观设计在废墟之中培育出了生机勃发的花境，这与残酷的战争、逝去的生命形成强烈反差，时刻警示观众须铭记侵略者暴行，应捍卫人类和平、建设美好家园。纪念馆通过景观叙事的文化再生产强化了观众的民族意识、家国意识，从而广泛传播了世界和平的人类共同愿景。

展厅内的情境展示则为另一有效的景观叙事形式。情境展示的特殊性在于场景与物件之间组合营造的自足性。在展示空间里，各类叙事性的部件共同构成一个直接投射向观众的画面，成为故事的有力支撑，观众得以一目了然，几乎不需文字说明。纪念馆将“四行仓库保卫战”这一事件分割成若干典型情节，通过逼真的透景模型、街景战场、人物模型等将其重组为高度凝炼的情境叙事文本。缩小的模型在展厅有限的空间内营造出广阔的历史景象，让观众拥有居高临下、一览无余的旁观者视角；而真实比例的街景、人物模型以及光影特效可让观众在穿行之中身临其境地感受到炮火轰鸣，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并引发反思。这种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情境叙事与纪念馆外部建筑的景观叙事相互扣合且相互观照，营造了历史事件再现的空间，客观上有利于观众历史信息的获取，主观上则推动观众对英雄精神与爱国主义的认同。

2.数字与多媒体的虚拟叙事

随着多媒体环境及网络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博物馆传统的言语交流媒介已不再独享支配地位，图画、声音、影像、超文本等传播介质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各种符号资源与模态在叙事意义的建构中均可发挥功能。金姆·赖斯（Kym Rice）认为，博物馆的“数字叙事”（digital storytelling）是探讨叙事的空间、互动和中间过渡方面的新机会，更能激发观众探索叙事的创造性潜力，从而建构起令人满意的博物馆叙事体验[16]。在产业化语境下，纪念馆更应从数字化内容、视觉艺术、网络交流等方面予以多元的叙事重构与创新，并以新媒介为载体，拓展纪念馆在新时代的展览与传播方式。

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体验式学习”理论强调学习是经验不断的改造与重组之历程，其核心意义与价值是“经验转化”与“意义建构”[17]。认知神经科学对于青少年社会学习的研究也表明，大脑可将视觉信号转为运动输出（motor out⁃put）并通过观察他人习得一些动作序列，构成其社会学习的重要部分。考虑到青少年对历史事件的年代疏离感，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充分利用了视觉、听觉、触觉等感知体验与数字虚拟媒体之间的交互，以提升展陈对年轻群体认知、学习、情感等方面的潜在影响。展厅内的数字影像、虚拟场景复原与沉浸式体验设施不仅弥补了馆藏文物、纸质资料静态展示的不足，更提升了年轻群体的关注度与学习能力。通过新颖的全息影像、VR漫游等技术，展览不仅可解答“如何构筑掩体”“如何实施伤员救护”“采用何种战略”等知识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青少年通过对所崇拜英雄行为的模仿，建立起集体意识、家国意识和民族意识的认知，从而有效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

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历史影像与当代影视叙事的比照是另一值得关注的媒体叙事现象。真实的历史影像多为宝贵的档案资料，由战地记者与亲历者记录拍摄，是见证历史的第一手资料；而后期的影视叙事则是基于历史事件的文学性与艺术性加工，因其受制成的时代背景所限，客观性与主观性均有待商榷，但在日趋多元的数字媒体时代，影视叙事正成为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与传播方式。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一方面将历史影像以辅助点播的方式穿插在多个版块，作为文本叙事的佐证；另一方面还采用了拍摄于1938年的电影及当时激励了民众意志的主题曲，让观众对当时的社会语境与历史语境有直观的了解，形成自己的判断。而对于观看过2020年电影《八佰》的观众来说，已提前对真实场景中若干标志性情节场所的了解有了预设，在观展过程中更易形成情感共鸣，产生互动。影视叙事一度让纪念馆成为网红景点，也让更多想了解历史真实事件的人走进纪念馆参观，从传播意义来看，这有利于纪念馆讲好红色故事，提升受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国家认同感。

（三）仪式与行为叙事的精神传承

1.祭扫仪式与教育主题叙事

让革命事件育人功能彰显是纪念馆叙事的重要目标。与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展陈、景观、数字叙事相辅想成的，是一系列吸引人、感召人、教育人的仪式与活动的动态行为叙事，吸引了年轻群体积极参与，身体力行地自觉传承中国抗战所蕴含的革命精神与道德情操。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教育活动通常有两种范式：“教导式”重视理性分析，强调客观性与可归纳性，往往通过展览叙事达成；“表演式”则注重受教者的感官体验，强调个别性、主观性与独特性，通过参与式的主题活动达成。

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西侧墙体下的公共平台堆满了公众敬献的花束、水果、香烟和白酒等祭扫品，国内外游客、带着孩子的家长，还有参观纪念馆的观众，均以自发的方式表达缅怀之情。在“烈士纪念日”、清明节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纪念馆组织的祭扫仪式更为完整与正式，学校、企事业单位、社会人员等首先在纪念馆序厅向抗战先烈致以庄严的三鞠躬，安静有序地敬献鲜花，再由司仪带领众人诵读“家书遗志”。纪念馆举行的成人仪式则是通过观展、献花、念誓词等环节，将“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的体悟，转化为恪守“做最好的自己，用不懈的行动书写无悔的青春”等誓言。这些教导式的仪式与活动有效引导了青少年将崇尚英雄的行为内化为学习的动力，以实际行动回报国家与社会。由此也看出，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除了常规的展示，还健全了烈士祭扫制度并传播了正确的礼仪规范，这将更有助于青少年乃至全社会公民的爱国主义教育。

展演式的主题活动是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行为叙事的另一有效方式。正如米哈伊尔·巴赫金（Bakhtin Michael）所述：“思想只有同他人的思想发生重要的对话关系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亦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18]单向度“阅读式”的展陈叙事缺乏信息接收者的反馈与互动，而开展爱国主义专题教育活动则以叙事的交互模式创建与观众的对话，使纪念馆叙事概念得以延伸与外化。例如，组织观众参与创作与表演抗战情境剧、亲子互动教育剧——《四行仓库保卫战》，举行红色革命歌曲与诗歌诵读活动，开展表现英雄人物故事与记录心得体会的写作征文活动等，这些情景化、交互式的主题活动活化了刻板的历史记忆与说教，以更贴近现代文化语境的方式鼓励年轻群体争做爱国主义的践行者、传播者，自觉传承红色文化，从而为增进民族凝聚力与国家认同感发挥效用。

2.纪念馆红色文化旅游叙事

革命胜地旅游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旅游形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建立丰功伟绩所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往往承载了大量红色文化信息与精神内涵。这种将红色人文景观和绿色自然景观结合，把革命传统教育与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的新型主题旅游与研学形式，强调“游中学、学中游”。游客在观光赏景的同时，了解了革命历史，增长了革命知识，学习了革命精神，更培育了时代风尚，通过“寓教于游”达成爱国主义教育的“润心无声”。党中央于“十二五”规划期间将红色旅游内容进行了拓展，将1840年以来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奋勇抗争、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充分显示伟大民族精神的重大事件、重大活动和重要人物事迹的历史文化遗存，有选择地纳入红色旅游范围，以更好地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

四行仓库保卫战作为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是各民族同胞、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等中华儿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引领下的共同体胜利的象征，彰显了民族团结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具有广泛传播的历史意义与社会价值。如今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以静态的展示、动态的展演、数字化的景观、多样化的主题活动，成为红色文化旅游的热点与成功案例。将历史中“八百壮士”的悲壮叙事转化为家国沧桑巨变的时代叙事，通过艺术、媒体、教育和旅游融合的形式，表达出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完整，维护国家统一与呼吁世界和平的愿景，打造出一处新时期社会主义先进性教育的文化地标，抗战精神与国家认同也在红色文化旅游的传播过程中得以强化与升华。唯有维护国家领土与主权完整，维护社会稳定、繁荣发展，才能保障个人与家庭的幸福生活，传承与延续中华民族精神与优良传统文化是每一位公民应有的自觉。

三、结论

纪念馆叙事是对叙事博物馆学框架下新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运用，强调的是“可感知的历史”这一人类的群体属性。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首先以多重叙事主体交织的视角，如官方叙事与民间叙事、集体叙事与个人叙事，更为全景、客观地展示历史事件；然后以建筑景观与情境叙事展开故事性的描述，增强叙事的感染力以使观众产生共情；再借助现代数字媒体叙事的虚拟空间，让青少年完成社会行为的学习；最后以活态的仪式行为与教育活动等叙事，完成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与国家认同的建构。通过多重维度与聚焦的叙事路径，四行仓库的纪念性空间有效促成了公众的观展认知与国家认同建构，其叙事模式与策略可为其他类型纪念馆提供参考与借鉴。纪念馆应在讲好英雄故事，传播“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与中国力量”的道路上继续前行，更好地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