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昕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 北京 100101）

内容提要：“科学”作为近代以来中国思想与社会变迁的关键观念，不仅具有知识本位的特征，也具有社会属性。科学观念的更迭与中国近现代社会结构和思想意识的转型发展相伴始终。科学观念的演进特点也折射到同时期博物馆智识范式的形成过程中，博物馆内的“科学”并非一种扁平化的知识体系，而是存在着多线发展的智识传统，科学形态对博物馆的影响也无法绝缘于社会文化政治情境之外。中国博物馆智识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科学观念在知识与社会两个维度上的相互影响。

20世纪的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社会结构与思想意识转型的基本命题之一是如何面对道德与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和社会政治层面的秩序危机。新文化运动提出的“科学”与“民主”两大主张，其目的就是希望以科学的方法克服意义的危机，以民主的蓝图重建社会政治秩序[1]。近代以来的中国博物馆也纠葛于这一基本的时代命题中。在既往的博物馆史研究中，学者们常常将“公共性”作为理解博物馆演进发展的钥匙，并将其追认为博物馆的“道统”，这种确认与近现代民主启蒙思潮密切相关，但“公共性”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自明的范式，在目前学界的研究中也呈现出更为芜杂多变的面相[2]。同样作为近代社会思想主题并影响至今的“科学”观之于博物馆的关系则未得到充分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