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 锦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谈到苏格拉底的“定义”和柏拉图“理型”之间的关系：“苏格拉底通过他的定义给了这种学说（理型论）以推动”［1］（P419）（“理型”原译“理念”）。这个论断深刻地影响了哲学史。后人甚至走得更远，不仅将“定义”视为对“理型”的推动，而且径直将之视为“理型”的雏形：“苏格拉底的普遍性定义所指向的事物的普遍本质的内涵和柏拉图的‘相’可以说是一致的，区别只在于论述它的存在方式上可能有些不同，因此我们认为苏格拉底的普遍性定义学说可以说是柏拉图相论的雏形，是相论的直接思想渊源”［2］（P402）（“相”即“理型”的另译）。

只要稍稍涉猎哲学史，我们都会很熟悉这个论断，它似乎根本不存在被质疑的可能。可是在道德哲学领域，情况却非如此肯定无疑。亚里士多德看到，苏格拉底对“定义”的关切是和美德相联系的：“当苏格拉底专注于伦理和美德时，并且与它们相联系他首先提出了普遍的定义的问题。”［1］（P398）正是在讨论伦理和美德问题时，出现了苏格拉底那些没有结论的对话。之所以没有结论，恰恰是因为“定义”在指向“事物的普遍本质的内涵”时并不总是具有积极作用。而且，苏格拉底的知识观极为单纯：美德即知识。在对美德知识的寻求中，“定义”只具有消极性，即：通过定义我们往往很难达到某些事物的普遍本质。因此，在苏格拉底的哲学里，“定义”的消极性无疑是主要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柏拉图的“理型”显然是积极性的，它标志着某种事物的普遍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