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俊飞

文化传统是民族的精神家园，是凝聚成员民族认同的纽带，是民族之所以为民族的基本特质。如何认识传统，怎样理解传统的继承和弘扬，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关于文学民族性问题不可回避的课题。当前资本主义全球化对文化传统的侵蚀正在松动民族的根基，无论从维护文化多样性计，还是从凝聚民族共同体意识出发，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都需要继承和弘扬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过去关于传统内涵的讨论虽聚讼纷纭，但基本都将传统与过去相连，缺乏现在和未来的维度。传统并非如经常遭到误解的那样，仅是一个存在于过去时空中的东西，它还包含我们经常不愿看见的“现在和将来对过去的背叛”。①雷蒙·威廉斯：《关键词：社会与文化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91页。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开放的民族观不能把传统局限在过去，而需要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多维时间中定位传统，并以转换性创造的方式，形成科学的立足于现时，将古为今用、继往开来原则落到实处的继承和弘扬传统观。

一、传统是活着的过去

过去性是传统的基本属性。传统与过去相关，是历史积淀而成的富于惰性和韧性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物质制度和风俗习惯的总和，是人类创造自己历史时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据词源学考察，自“传统”一词被发明出来，它就是一个与“现代”相对的概念，“传统”是由“现代”一词派生的，“现代”之前的历史都被称作“传统”。传统的过去性决定了它是人类现实实践活动不可忽视和抹杀的基础，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不是随心所欲的，而必须建筑于过去的传统之上，现在需要在过去的传统中寻找合法性，未来也需要在过去的传统中获得动力资源。在这个意义上，对现在的定位和未来的追求需要借助于对过去的传统的理解。然而，传统并非是现在对于过去任意涂抹、建构和发明的结果，它是以一定的客观过去为基础的。强调传统的过去性，对于纠偏那种切断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存在的客观、内在关联，夸大现在和未来对于传统的决定作用，将现在和未来误解为可以脱离于过去的超历史怪物的文化激进主义具有纠偏意义。

活力性是传统的另一基本特征。传统虽是过去之物，但并非所有过去的东西都是传统，传统是过去中那些对于现在和将来仍然具有活力的事物，是“渗透在社会现实中活着的存在”。①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 杂著集》，北京：盲文出版社，2012年，第269页。传统虽然是过去中比较稳固的因素，但它并非是铁板一块、一成不变的僵死之物，不是“凝固、腐朽了的思想感情”（法农），不是“独立于一切主体、客体和背景的静止不变之物”，②霍布斯鲍姆、英格：《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4页。而是那种延传到现在、仍然活着的过去，传统会随着民族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不断变动和调整。僵死意味着传统的终结，只有充满生机和富于活力的过去，才能成其为和称作为传统。传统并不像一些人所忧虑的那样脆弱易折，相反它是顽强坚韧的，总是不断生长延续的，不能因为传统发生了变化便认为它断裂了，实际上，“传统本身是活生生的，极易发生变化”，③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238页。变化正是传统在过去性之外的另一基本属性，是传统充满活力的表征，不能把传统的变化悲观地看作是它的异态和死亡。那种把传统完全理解为已经历史化、封存于过去、与现实绝缘的东西的观念，会认为现在和未来都不过是过去的延续、循环和翻版，所谓继承和弘扬传统不过是回到、恪守和恢复一种现成的过去，这种继承和弘扬传统观看似合理，也是在中国文化历史实践中一再奉行的，但实际上是犯了形式化错误，它沉湎于过去，不愿面对变化了的现实，拒绝未来的革新，是一种刻舟求剑式的传统继承和弘扬观。

传统是过去和现在展开互动、对话的融汇性力量。传统是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融汇，我们不能只看到传统的过去性，也要理解传统的现存性。不仅如此，传统中的过去和现在是相互制约、互为主体、彼此交融的，过去是衡量现在的重要尺度，现在只有经由过去才是可理解的，对现在的定位和评价要置于其与过去的历史关联中。但是现在对于过去也并非是完全被动的，过去并不是封闭凝固的，传统的“秩序由于新的作品被介绍进来而发生变化”，过去和现在之间构成一种相互适应和调整的张力关系，“过去因为现在而改变正如现在为过去所指引”。④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卞之琳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5-6页。根据威廉斯的词源学考察，所谓传统不单是“过去向现在的单向传递—接受，它同时是现在对过去的违逆、改造与更新”“提及这种过去，目的不过是联系现在，确证现在”。①雷蒙·威廉斯：《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王尔勃、周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4页。正如现在仅仅经由过去才是可理解的，过去也只有“通过我们自己现在的片面观点被把握，现在与过去一起形成一个生动的连续”。②特里·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79-81页。正因为传统中的过去和现在是一种双向对话决定的关系，所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继承和弘扬传统既不能为了适应过去对现在的决定和剪裁，而一味逃避、忽略和牺牲民族的现在，那样将陷入泥古、复古的泥潭不能自拔。传统是解决民族现实问题的基石和资源，但不能代替我们对解决民族现实问题方案的寻求，也不能走向现在可以完全超越过去的另一极端，过去并不只是现在的包袱、累赘或绊脚石，也不是由现在随心所欲发明的。虽然民族文化的生命在于创新，但创新应是根据和尊重传统，而不是漫无边际、无法牢固扎根于民族土壤上的创新。③莫言：《传统与创新》，《文艺研究》2013年第12期。传统也不是凝定的、等待现在激活的过去，它是现在人们从事任何历史创造活动的既定条件，是我们反省当下，保持对未来理想的希望之火和动力之源。总之，传统是过去和现在的相互激荡，而不是单向规定，认为现在完全由过去所决定自不可取，但主张过去完全为现在所虚构，现在可以完全脱离与过去的关联，也将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偏颇中。

二、传统是进展中的过程

尽管活着的过去是传统的基本内涵，但传统并不因此就等同于过去，甚至都不主要是过去。传统不是凝固于过去的东西，若不能与现在取得有机联系并致力于未来，便不能称之为传统。民族的生命在于创造更新，脱离实际条件和现实需要，固守或回归过去，只会使民族的发展陷入僵化和凝滞。只有认识到此，我们才不会一提民族性，就下意识地到古代、博物馆或故纸堆中搜寻，仿佛现实的民族实践就脱离和置身于传统之外。一味“转向过去，远离实际实践”，最终抱持的不过是“废弃思想的皮壳和僵尸”以及“凝固的知识”，文化传统“并不是民俗”，也“不是与人民的当前现实联系越来越少的一些无谓行动的惰性残滓”。④法农：《全世界受苦的人》，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89页。文化传统应该拒绝把自己封闭在往昔的铁塔内，民族的现实对于传统具有真正的决定性。

文化传统是民族求生存和发展的果实和产物，民族的现实实践不断生产着文化传统，因此寻找传统的踪迹不能局限于民族的过去，更应在民族的现实中。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不是民族遥远的过去，而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对于传统而言，民族的现实“实践的意义特别地重要，也特别地浓厚，文化的价值是特别地要在实践的战斗的意义上表现出来”。⑤冯雪峰：《民族文化》，《雪峰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55页。虽然传统会通过“意识积淀”（李泽厚）或“情感结构”（威廉斯）影响和制约现实实践，但终究不能完满地说明和解决变化了的民族现实，新的民族现实必然要求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文化传统。唐诗宋词的自然描绘和情感体验固然美妙独特，资本主义工业生产条件下，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对立疏离和人与人的孤绝淡漠式的人们，固然对其可以品咂和渴慕，但也必然会深刻领会它与现时代的隔膜，那样的世界和心灵已随民族社会生产结构的变革一去不返，古典诗词的表达方式已经不能承载和表达出现时代人们复杂、微妙、新奇的情感体验。传统并不是遥远的过去，而正是正在进行中的过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现代文学以至今天的网络文学和大众文化等，因为真切地记录了百年来中国人民进入现代以来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社会革命成功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将成为中国文化文学新的传统。①参见温儒敏等：《现代文学新传统及其当代阐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传统不是安稳地待在过去等待我们搬取的现成之物，而是存在于人们建设民族文化的当代实践中。传统的面貌和内涵虽与过去相关，但决定于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只有有了今天”“我们才拥有过去”，所谓传统“不过是我们立足于今天的集体实践对过去的重新发现、认识、界定和叙事的那些东西”。②张旭东：《传统在未来》，《21世纪经济报道》2012年11月24日。传统虽然发生在过去，但一切传统都不过是现在的传统，中国文化建设应立足于民族现实生活的开拓与创造，而不能靠固守一种只存在于过去的、僵死的、凝固的东西。民族是处在一个不断更新的历史过程中的，文艺的民族性不应主要是通过回望，而更要在着眼和立足于当代的深切现实关怀中获得。即便是回望过去，“也要以当代为视野和标准，博纳约取，去芜存菁，激发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③王文章：《努力以文艺创作抒写中国梦》，《文艺理论与批评》2014年第2期。对待传统要有历史的态度，但这不能成为信奉国粹主义的托词，只有站在更高的历史界定才能正确地理解过去，立足和落脚于现实地理解和处理传统，正是对待传统的历史态度。

三、传统在未来

传统不是我们要复活、保存或维持的某种静止的过去，也不是不断重复而毫无进展、突破和超越的现在，它需要有未来的维度，从未来寻找自己的诗情。没有未来，就没有过去，怎样设计未来决定了我们对历史的叙述，只有“保持着关于未来的理想，使激进和乌托邦的改革栩栩如生，我们才可以掌握过去作为历史的现在”“无法想象未来，根本不可能实事求是地面对、认识和评判过去与现实”。④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陈清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93页。然而这里的未来并不是虚无缥缈、毫无根基的，它蕴藏在过去和现实之中，传统在现在通向未来的途程中充当着积极、活跃的因素。过去作为异于现在和未来的因素，“以全然相异的生活方式质疑我们现在的生活模式，过去对我们讲述（和评判）我们所具有的、实质上的和未实现的‘人的潜能’，而不仅仅是增添个人或文化知识上的教诲或消遣”。⑤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未来考古学》，吴静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91页。过去的传统在未来有着重要的意义，但这样说并非意味着未来已完全孕育在传统中，未来和过去、现在没有质的区别，只是它们的简单延续和扩大。事实上，作为未来的传统已经不同于过去，而是以过去的形式和名义对现在的反思、质疑与批判并指引现实走向未来。

未来的传统虽不同于过去，但它也并非“无端的臆想，未来是从现实中推演出来的切实可行的可能性”，①特里·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李杨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年，第104页。那种认为未来绝对超越过去和现在、与其没有任何相同相交之处的观念只是一种洋洋自得、过度乐观的进化主义。中国的未来不是现实生活逻辑的简单延伸，但也不是完全脱离过去和未来的虚幻之物，它仍与中国和世界的当代现实状况以及我们对它的认知和测绘息息相关。对过去的反思最终指向对未来的设计和选择，而对未来的设定反过来又是评估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重要依凭。因此，传统中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维度并不是物理时间中的顺应相承关系，也不是理论意义上相互对立、彼此隔绝的关系，而是始终处于一种富于张力、动态、辩证的关系中。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而言，传统不能在任何单一维度上得到准确、科学的定义，它应是贯穿和联结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因素，认为传统只与过去、现在或未来相关，所谓弘扬传统将分别陷入保守主义、实用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歧途。但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极端，只认为传统在未来，这种观念虽然有助于唤起变革图新意识，但也容易陷入割裂传统与过去、现在关系的文化激进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

传统是贯穿和联结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因素，不能片面强调传统是过去、现在或未来的某一个维度，更不能以传统的某一维度去否定其他的维度，传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有机和相互联结的，只有将传统置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多维并有机联系的时空维度中定义，所谓弘扬传统才不会是“回到一个安全的过去，而是立足于当下并把过去的资源‘再发明’为新财富”②周宪：《关于学术自信问题》，《文艺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的积极创造过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要通过民族的现实实践（现在）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过去）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未来）有机结合起来。传统文化和中国梦一个指向过去，一个指向未来，实质是相互联系、互为前提、彼此补充的。“中国梦”作为“梦”必然是过去和现在中所没有和未然的，因此“中国梦”要通过开创一条崭新的、富有吸引力的、为人类通向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的幸福之道的方式实现。然而这样的“中国梦”并不能脱离中国的过去和现在，否则便是空谈和侈谈。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该以对中国过去和现实状况的深刻理解为基础，思考和构想中国文化的未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因此可以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和有效方式。“中国梦”不纯粹是一个现实逻辑的衍生物，彻底内在于现实之中，它应向往一些另类的可能性，渴求一些新的、与现实不同的东西。实现这样的“中国梦”，弘扬传统显然就不能只是理解为重复过去或对过去的查漏补缺，而应以开拓不同于过去和现实的未来为旨。传统的意义是由未来的中国梦赋予的，传统的优劣也是由它甄别的，传统弘扬的方向也是由它指引的。总之，“只有在作为与对未来远景的想象和憧憬的框架中，我们才能赋予中国过去历史以合理的解释，现状以明确的评估定位”。③王佳山等：《“中国梦”与当代文艺前沿问题》，《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年第3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学的民族性不能靠对过去的咀嚼、戏说和回味获得，也不能借对现实的琐屑描绘赢取，而需要通过书写一种不同于过去和现在的关于民族和人类未来的想象实现。

四、以“转换性创造”的方式弘扬传统

文化传统是全球化世界文化日益趋同化背景下保持民族差异性的重要依据，也是凝聚成员民族认同的深厚情感资源，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需要继续奉行继承和弘扬自己优秀文化传统的立场。与那种将传统视为僵死的过去并与现在和未来无关的观念导引下的弘扬和继承传统观不同，我们对传统的继承和弘扬应是实质性而非形式的，应是以创造和发展而不是墨守和沿袭为旨归。

（一）诸种弘扬传统观检讨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开放的民族主义立场不仅体现在理解传统内涵本身上，还需要对如何才能切实地继承和弘扬传统提出科学的方案。历来人们对于如何继承和弘扬传统存在诸种不同的设计，影响较大、受众较多者不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毛泽东）的弃取说、“抽象继承法”（冯友兰）、“创造性转换”（林毓生）和“转换性创造”（李泽厚）、“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鲁迅）五说。以上五说各有合理性和局限性，本文将批判地分析前三说，并综合“转换性创造”说和“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说，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主张的弘扬传统路径。

继承和弘扬传统不能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方式实现。传统是与一定历史条件相关联的有机整体，传统中的优点和缺点是不可分割、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并非可以像机械零件一样随意拆分弃取。这种实用主义原则在取用传统的精华为今所用的同时，也会使糟粕暗度陈仓地潜存下来。比如庄禅的个人主义在现在被一些人与现代个体权利观念等量齐观、混为一谈，便是一种不明就里的误读。它赋予和拔高了古人超越自身历史条件的思想觉悟和权利要求，如对此不加细辨，希望通过对老庄道家个人主义的阐发和倡扬，唤起个人的自由、独立、权利和实现要求的同时，也会把那种悲观厌世、超尘脱俗、沉迷一己世界的消极心理结构一同带入民族的现实。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需要辩证地审察和对待传统中的“精华”，它即便是优秀的，但终究是和传统中的“糟粕”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过去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不可能孤立地只取传统中的某一面而不涉及其他方面。

那种认为传统的具体内容因为脱离了现实历史条件而完全无用，传统继承和弘扬的对象不是传统中具体的某一制度、价值和观念，而只能是其中一一相传、稳固不变的精神气质、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等，即“抽象继承法”①冯友兰：《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光明日报》1957年1月8日；胡风：《关于文学遗产》《关于“文学遗产”问题的补释》，《胡风评论集》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冯友兰、胡风等）的观念在弥补了“弃取说”继承和弘扬传统观的局限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偏颇。“抽象继承法”的弘扬传统观认识到传统是随社会历史条件变化而不断变迁的，不能在变化了历史条件的现在全盘沿用照搬过去的传统，并且认识到传统是一个不可随意割裂的有机整体，这恰是“弃取说”所忽视的。然而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它先验地预设了传统中有某种可以抽取出来的、某种普遍不变的民族精神、气质、性格，否认了传统的历史具体性，仿佛民族的发展与人类的社会历史实践无关，而只是立足和围绕某种空幻的意识精神之上的内在运转，是与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涵相违背的，因此在实践中是同样行不通的。

“创造性转换”①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63-64页。说注意到传统必须经过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创造，赋予旧的传统以新的适应新历史条件的内涵，方能保持传统的生机，相比前两说而言更具有历史意识。20世纪末中国文论界提出的通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建设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方式，即是采用这种继承和弘扬传统观的思路，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绩。然而也从其表现出的以西方现代文论为准绳，用西方文论的标准衡量中国古代文论的长短，要将中国文论改造成西方文论形态的动向，也可看出“创造性转换”说存在的局限，即将“现代西方”预设为“传统中国”的创造性转换的目标和模型，经过创造性转换后的中国仍是跟在现代西方后面、与其无异的学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希望通过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保持民族文化的差异性，而创造性转换的结果不是凸显而是泯灭了自己的文化特性，它将现代西方提升为凝视自我的主体，而把自我降格为受其打量的他者，是对文化的民族主体性的放弃。“创造性转换”实际上并没用创造，它不过是把中国古代的传统转换为西方现代的观念，在创造的过程中并没有滋生出新的思想价值。

（二）传统的转换性创造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继承和弘扬传统的方式上需要避免上述诸说的弊病，充分注意传统的历史性、具体性和特殊性特点。创造并非是无中生有，既不是切断现在与过去的联系，也不是将其他文化移植入本土以取代传统，它不过是把旧的传统转化为适应新历史条件的新观念。创造并不是刻意而为之举，转化即是创造。传统只有经过转化的发展，而不是通过固守或回归，才能得到真正的继承和弘扬。然而弘扬传统既是为了让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生命力，也是为了让民族继续葆有自己的文化个性，因此它不能以既有的某种模式为自己的方向和目的。转换是为了创造新的传统，这个新的传统既是与古代，也是与域外相对而言的。只有通过对传统的“转换性创造”，②“转换性创造”虽然与鲁迅的“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詹姆逊提出的“符码转换”名称相异，但在精神内涵是相通的，它们都提倡通过对传统的脱胎换骨，使其重铸为当代有价值的因素，并融入当代中国文化实践中。产生出不同于古代和域外的新质，才能既让传统重焕生机，又使民族文化葆有自己的个性，并贡献于世界文化。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弘扬传统，首先需要对传统加以甄别和辨析，只有民族文化传统中那些顺应时代潮流，并与人追求全面发展和自由解放的精神相一致的因素才能用作转换性创造。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传统中有许多落后、反动的东西，那些逆现代历史潮流而动，违背人类自由解放前途，对人的身心造成严重摧残的思想文化，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束腰裹足等应彻底予以摒弃。除此之外，传统中一些看似与现代价值相合但实质上是与其相悖的文化观念，如老庄的“个人”、君王的“民主”及“民贵君轻”思想，也需要我们避免直接搬用于民族现实。这种情况是传统的大部分情形，传统既是过去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必然不会完全合于民族的现在。对于这些并非完全过时而是蕴藏着一定合理性的传统文化，我们不能通过全盘照搬、简单移植的方式予以继承和弘扬。

其次，“转换性创造”传统需要准确厘清传统的原初和演化内涵，不能以今度古，以中附西，望文生义，断章取义，将古代与现代、后现代中某种形似的价值观念相互混淆等同。比如后现代的生态意识和古代的天人合一生态观，后现代个人重建集体认同的渴求与古代家族、宗教、国家等集体形式对个人的严格管制，均虽表面近似，但内里不一，后现代性是针对现代性局限的反拨和调整，因为前现代与后现代都是与现代相对立的，所以会有某些接近或相似之处，但“两者在根本实质上是不相同、不相通的，不能因要求在现代中注意后现代化问题，而将后现代化与前现代化混同起来”。①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167页。前现代和后现代只是表面相似，前现代可以为反思现代提供独特的视角和机会，但不能将它与后现代不加分辨地混为一谈。总之，对于传统，要尽最大可能还原其本意和真面目，从而给予正确的评价，恢复传统的历史面目，并不意味沉湎于传统，而正是立足当代，以当代视野把握传统观念的演变。②史建：《艺术史的真面目》，《读书》1989年第6期。

追溯传统的原初和演变含义只是转换性创造传统的第一步，我们还需要站在现时代的基地上，突破传统陈旧含义的束缚，理性批判传统。只有批判、解构和克服旧的传统，才能做到对传统由被动的屈从变为主动的转化。没有对传统的阴暗面和消极性做出鞭辟入里的辨析，便不可能真正地发展与弘扬传统。传统只有在“否定的冲洗下才能重生，获得新的生命，经此它已不是原有的旧文化，而加入了新的生命，只有这样传统才被承继着”。③冯雪峰：《民族文化》，《雪峰文集》第3卷，第56-57页。传统内涵的变革有其自身的规律，最终决定于以生产结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历史条件，并不是思想意识能够完全左右的，不能要求在封建小农经济条件下产生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然而承认生产结构对于传统文化的最终决定作用，并不意味对于变革传统而言，意识形态的批判武器只能坐等基础的改变，文化传统需要和可以在思想意识范围内进行自我革新。而批判传统正是革新传统的必要条件，只有首先分析和解构它，才能谈得上继承和发展。正如鲁迅虽然严厉地批判传统，但相比同时代那些打着弘扬传统旗号的国粹主义者，他才是中国传统的真正继承者。

另外，在溯源和批判的基础上自觉地改造和转换传统，是科学地弘扬传统最为关键和困难的一步，改造和转换传统并不是要割裂现实和传统的关系，而是要在古今对话、中外激荡下创造和赋予传统新的价值内涵，新的传统同时接续但又超越古代和域外，最终探索出一套新的思想观念体系。比如说中国传统家庭观念中的“孝悌”，我们既要知晓它是封建小农经济和宗法政治秩序下体现人身和人格依附性的一种家庭伦理观，对于处于大工业生产、市场法律框架下追求人格独立和平等的现代人而言，显然不能盲目对接和简单移用，但对于担负着民族文化建设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而言，已经不可能停留于如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样简单批倒、全盘否定的阶段。在市场化稳步推进和现代化日益深入的今日中国，人际关系因物质化日趋淡漠，社会因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分隔而日趋原子化，“孝悌”传统可以重新成为凝聚家庭融洽而温暖的人际关系，化解原子化个体孤独、失落、焦虑和无力感的情感纽带和精神力量。然而经过转换后的“孝悌”已经不是子孙后辈对父母前辈的无条件依附和无原则服从，但也不是一种完全基于契约的权利责任、完全平等的朋友关系，而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朋友的、基于人格独立的尊长情感态度和关系定位。①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卷，第865页。这样，“孝悌”既摆脱了前现代传统中负面含义的局限，又在反思现代流弊的新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生机，并为人类探索出一套基于中国传统的缓解现代人情感危机的可行方案。

总之，“转换性创造”虽然与“创造性转换”只是词序的颠倒，但意义已经完全发生了改变，它不是以某种西方的既定形式、模态和标准作为中国传统现代化的方向和目标，而是根据中国自己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汲取和克服了古代传统和现代西方的有益和消极因素，从而创造出一种与中国古代和现代西方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新的文化形态和前景。继承和弘扬传统不是乞灵于传统的再生或复现，只有将旧传统与中国的新经验融合起来，才能使旧传统得到更新，即为“取今复古”。更新后的传统一方面没有彻底切断与旧传统的联系，另一方面又具有了全新的意蕴，成为新文化的创造性因素，本身成为新文化的一部分。转换性创造使改造旧观念和创造新价值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只有这样，传统才不再是包袱，而成为保持民族差异性的资源和文明创造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