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巧晖

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民俗学兴起后，它的发端与成长就随着历史语境和知识话语的更迭而变化，从“新”“旧”文学之争到“歌谣运动”、从“到民间去”到文艺大众化、从“解放区文艺”到“人民文艺”、从“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在一代代民俗学研究者的努力下，中国的民俗学走过了百余年历程。

学人们孜孜以求的精神在“五四”时期辟前路于混沌，求真理于蒙昧，虽然之后的民俗学学科发展经历了动荡与停滞，但到了20 世纪80 年代，出现了一批深受50 年代文学精神哺育的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者。他们大多出生于20 世纪30、40 年代，受益于新中国学科体系建设及学科专业设置，在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队伍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他们承担起了照顾老教授和辅导青年学子的重责，可谓“上有老、下有小”①董晓萍：《知青后与“中年学者”：写在陶立璠老师70 岁时》，《群言》，2008 年第10 期。。彼时，我国文化事业刚刚复苏，这些学者以踏实严谨的学术态度、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虚怀若谷的学习精神，在特定时期、特定场域中充当“老”和“小”之间的坚实阶梯。恰如杨亮才在祝贺陶立璠七十岁生日的诗作中写道：“牵手采风如昨日，同是民间守望人。”①杨亮才：《同是民间守望人——祝贺立璠七十岁生日》，《守望民间的人们》，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年，第225 页。

陶立璠以“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为基础，研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民俗的“多样性”与“本地性”，并以此为基础编纂《民族民间文学基础理论》《民俗学概论》等教材，并从地域、民族维度探索民俗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关系及民俗学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