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欣平

(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咸阳712082)

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作为思想武装的重中之重，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贯通起来，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结合起来。”[1]在此，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下文简称“四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深入开展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2]针对西藏工作实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史”基础上，加上“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深入开展“五史”教育，对于新时代党的西藏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五史”教育是正确和深刻理解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内在要求

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西藏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深刻变化，我们深化对西藏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总结党领导人民治藏稳藏兴藏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习近平总书记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概括为十个“必须”，即“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必须坚持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必须把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作为西藏工作的着眼点和着力点，必须坚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原则，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必须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必须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必须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政治建设。”[2]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是做好西藏工作的根本遵循，必须长期坚持、全面落实。”[2]

正确和深刻理解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需要向历史学习。重视历史学习，注意汲取历史经验与吸取历史教训，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毛泽东说：“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3]邓小平要求：“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4]江泽民提出：“要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5]胡锦涛指出：“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传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6]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说：“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7]因此，要正确和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尤其需要开展“五史”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概括为十个“必须”，欲要正确和深刻理解这十个“必须”，“五史”教育十分重要。如，第一个“必须”，即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此三项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通过学习“五史”，从历史维度深刻理解坚持它们的重要意义，继而做到坚持的自觉性。再如，必须坚持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要正确和深刻理解这一思想，离不开“五史”教育，尤其是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的相关内容。又如，必须坚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原则，要正确和深刻理解这一内容，亦离不开“五史”教育，尤其是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的相关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召开了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动员全国力量支援西藏，造福西藏人民，促进了西藏的现代化进程。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对此要正确和深刻理解，同样离不开“五史”教育，尤其是新中国史的相关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影响下，中国基督新教和天主教以“自治、自养、自传”为原则，不再从属于外国的基督教会与罗马教廷，开启了新中国的宗教中国化方向之变革。为了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国务院于2004年公布了《宗教事务条例》，并于2017年进行修订。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尊重藏传佛教传承，规范活佛转世事务管理，根据《宗教事务条例》，2007年7月国家宗教事务局制定《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并于同年9月实施，等等。

综上，要正确和深刻理解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需要在历史中溯源，而其中“五史”教育最为关键，可以说，“五史”教育是正确和深刻理解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内在要求。

二、“五史”教育与“五观”教育相辅相成

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五史”教育与“五观”放在一起进行论述，“要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深入开展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2]。因此，“五史”教育与“五观”教育关系紧密，可以说相辅相成。

何为正确的“五观”，就是马克思主义“五观”。《西藏日报》曾就此发表系列评论员文章，给出简明的回答。正确的国家观“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柱”，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形成的对自己国家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观点，其核心是爱国主义”[8]。正确的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它“是我们科学认识中国历史、理解当代中国、把握西藏社会前进方向、奋力开创美好未来的重要精神力量”[9]。正确的民族观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它为我们正确认识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根本立场和途径”[10]。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深刻揭示文化产生与发展的规律，指出人民群众是创造文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指导，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继承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观。”[11]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科学阐明了宗教产生的根源、本质、发展和消亡规律以及社会作用、无产阶级政党处理宗教问题的原则等基本问题，为我们党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12]以上列举只是对马克思主义“五观”的简明解释，如果要深入理解，需要系统开展“五史”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13]党史中涉及中国共产党对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的认识等内容，自然需要我们不断学习和总结。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学习党史，我们可以认识到：面对近代中国的严重民族危机，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历经艰辛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学习党史，对于树立正确的“五观”非常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的发展历经起伏、波澜壮阔，正确认识新中国史，对形成正确的“五观”至为关键。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此中国进入了党领导全国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学习改革开放史，能更加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如何形成和完善的，该制度为什么“好”，对于正确的“五观”形成有重要促进作用。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能够在更宽广的视野和更深邃的智慧中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14]，这对于正确的“五观”形成意义非凡。学习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让我们深刻理解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掌握有关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从而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这对于形成正确的“五观”具有重要作用。

反过来，正确的“五观”对于我们学习“五史”具有一定引领作用。有了正确的“五观”，我们在学习党史中，才能抓住主流和本质，自觉抵制歪曲党史的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有了正确的“五观”，我们才能对新中国史有理性认知；有了正确的“五观”，学习改革开放史时，才不会因支流陷入迷茫，从而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有了正确的“五观”，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时，才不会因国外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而产生怀疑，相反从比较中，增强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刻理解；有了正确的“五观”，对于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中出现的“不和谐的噪音”，我们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认清这些支流。

总之，“五史”教育与“五观”教育紧密相关、相辅相成。我们要从“五史”教育与“五观”教育的紧密关系出发，领会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三、对于如何在西藏高校开展“五史”教育的思考

根据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对于如何在西藏高校开展“五史”教育，作为一名西藏高校的思政课教师，笔者有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西藏高校的“五史”教育应与目前思政课紧密结合、相互融合。目前我国高校的思政课科目是根据2005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的方案来设置的，分别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以下简称“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和《形势与政策》。其中“纲要”为2005年增设，事实上恢复了1998年取消的《中国革命史》课程，使高校思政课课程体系中历史教育的内容得到恢复和拓展。笔者以为，目前“纲要”的教学内容涵盖了党史、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适当拓展可以涵盖社会主义发展史内容，以及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的近现代部分内容。因此，“纲要”是当前进行“五史”教育最重要的思政课。当然，“五史”教育与其他思政课也有密切关系。“原理”课内容，与社会主义发展史、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有密切关系。“概论”课内容，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关系密切。因此，当前西藏高校的“五史”教育应与思政课紧密结合，甚至可以加入专题课形式与思政课融合在一起。

第二，西藏高校的“五史”教育应增设相关课程。2019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该《意见》明确提出要调整创新思政课课程体系，“各高校要重点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史、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宪法法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设定课程模块，开设系列选择性必修课程。”[15]因此针对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五史”教育，西藏高校应增设相关课程，尤其是“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应成为一门思政课，面向所有西藏高校的大学生讲授。

第三，把握“五史”教育的主流和本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这是从“五史”教育的内容来讲的，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的主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作出巨大贡献的历史。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虽然有过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挫折，但不能因此而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20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发展在欧洲遭受挫折。但是在亚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强大生命力与光明前景，丰富着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容。尤其是我国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在全球大国制度比较中，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要把握主流和本质，正确看待挫折与失误，让大学生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灿烂前景。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的主流和本质，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是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不可分割的历史。

对于历史虚无主义在当代中国的表现和危害，张晓红、梅荣政说：“一些人借口‘重新评价’历史，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甚至抹杀我国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在社会上导致严重的消极后果。”[16]梁柱指出历史虚无主义主要表现为：“颂扬改良，否定革命的历史进步性；宣扬民族虚无主义；颂扬侵略有功，否定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救亡斗争；颠倒对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评价；否定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成就。”[17]可以说，当代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有密切关系，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8]。涉及西藏的历史虚无主义，其实就是以十四世达赖为总头子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历史观：否认西藏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历史事实；否认藏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落后、野蛮、残酷的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美化为人间的“香格里拉”。他们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就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妄图否定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企图通过所谓的“高度自治”实现其变相独立的野心，在西藏恢复封建农奴制度。因此，我们要在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中，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第四，“五史”教育在教学方法上要灵活多样，注意把讲故事与讲道理结合起来。为了“五史”教育达到良好效果，在方法上应做到灵活多样。首先，要做精“五史”教育的课堂讲授。如何做精课堂讲授，使其具有吸引力，要注重论从史出，把讲道理与讲故事有机结合，努力使政治性、学理性与生动性三者兼顾，以“五史”中的典型人物与重要事件阐明历史的智慧与规律。以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为例，在讲述古代史时要特别注意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唐蕃长庆会盟，蒙元凉州会盟，明代茶马互市，以及清代设立驻藏大臣、反击廓尔喀入侵西藏等典型人物与重要事件；近代史要注重文硕、两次抗英战争、张荫棠、刘曼卿等典型人物与重要事件；现当代史则要重视和平解放西藏、西藏民主改革、全国支援西藏、“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等，以及涌现的典型人物如张福林、孔繁森、钟扬等。其次，“五史”教育在教学方法上应积极利用数字时代的新技术。如，利用微信公众号开辟“五史”教育学习专栏，构建全方位、多渠道、便捷式、立体化的“互联网+”在线学习平台。同时，应积极拓展“网络空间”资源，用好“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教师和大学生可以通过开展微党课、自制微视频、交流微感悟，实现“线上与线下同频共振”“教师和学生同场竞技”的“五史”教育之格局。最后，要精心营造“五史”教育的氛围。如，组织学生观看诸如《建党大业》《建国大业》《百团大战》《上甘岭》等红色电影；组织学生到附近的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组织学生进行有关“五史”的主题演讲和知识竞赛；鼓励学生阅读有关“五史”的书籍并写读书心得，等等。这种氛围的精心营造其实就是“五史”教育在方法上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