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海龙

如果以皇权制度为儒学存在的必要条件，那么皇权制度解体之后，儒学便已“走入历史”，似乎是一个可以被接受的结论。而从观念论的角度而言，儒学的存续是一个既成的课题。列文森(Joseph Levenson)的“断裂说”与余英时的“游魂说”，就呈现出这种悖论。他们对儒学现代命运的判定，既表明制度儒学已经“走入历史”，也印证了儒学在现代以观念化的方式重新获得了自身的存续。

一

列文森曾指出，历史上儒学与君主制度相伴而生，结为一体而又相互利用，到20世纪又互相牵连，双双衰落。即便是廖平、康有为，也已经与传统儒家产生了决裂，失去了儒家的特征。进而，列文森将廖、康等人视为反传统主义者，认为廖平与康有为把经书当作预言时，就终结了他们自己对经书的理解之路。“廖平是想从经书中寻找开启终极智慧之门的钥匙；康有为也想寻求智慧，后来是寻找‘国粹’，他们虽生犹死。”(1)[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9页。列文森试图证明：在廖平、康有为之后，中国的历史之河正在枯竭。在他看来，廖平、康有为等人不仅舍弃了儒家的历史，也背叛了儒家的理念，以至于像“井田制”这样的话题也彻底地改变了它的历史意义，并为社会主义与共产道路之兴铺了路。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已经与传统尤其是儒家没什么必然联系，作为“历史”的儒教只能被送进博物馆。

不难看出，列文森对于现代中国的解读有个先入为主的框架，即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的冲击，中国不能独立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自身传统中很难孕育出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