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晓峰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北京 100871)

一、我们很幸运，赶上了三位老先生引领的学术盛世

这两年历史地理学届要有好几项纪念活动，包括纪念《历史地理》创刊40年。《历史地理》创刊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我还在读研究生。侯仁之先生问我要不要为新刊写点东西，并提及我曾读过《禹贡》半月刊的事情。于是我从一个初学者的角度写了一篇纪念短文。我最早是20世纪70年代中读到《禹贡》半月刊的，那时在内蒙古大学，不论是时代面貌还是刊文风格，都让我感到与那个长袍马褂的时代相距很远。但后来的发展证明，禹贡学会所树立的是一种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东西，在新的时代，其岂止是复兴。由于注入新的思想，开启新的实践，历史地理学实在是发扬光大了。

我的经历让我感觉20世纪70—80年代是中国历史地理学迅速走向兴盛的时期。那时，作为学科的三位领军人物，谭其骧、侯仁之和史念海三位老先生，在学术上依然保持活跃，这在其他学科领域是罕见的。三位老先生都在研究的第一线，每个人从不同的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学科走向兴盛的基础特征。关于三位老先生，学界谈得相当充分了，这里不必赘述，只谈一点个人感想。

概括说来，侯仁之先生推动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自觉，他带动了整个历史地理学界的理论意识。理论意识的增强，有利于提升学科发现问题的能力与解释问题的能力。现在，讨论历史地理学理论已经成为学界常态。这是一门学科成熟发达的重要标志。

谭先生协助顾颉刚先生创办禹贡学会等的开拓作用和研究中的多方成就毋须重复。只想补充一点，这一点似乎被忽略了，却是很重要的。在中国，研究任何历史类问题，都有一个史学标准。中国史学界有强大的学术规范传统，要求极高。历史地理学从禹贡学会开始，是由一批最优秀的史学家举旗，三位老先生均出身于此，尤其以谭其骧先生为中坚。在这样的历史地理学家面前，人们没有任何怀疑。这是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立身的一个关键之处，也是他们带领历史地理研究与地理学成功融合的重要基础。

史先生的独特贡献之一，如辛德勇所说，是全面的中国历史地理体系构建，从早年协助顾颉刚先生编写《中国疆域沿革史》开始，后来拓展为全面的历史地理通论体系构建。史先生涉及的历史地理问题，面最宽。史先生在浩瀚的历史文献中，以地理意识为主旨，左右逢源，揭示出许多意味深长的问题。他的《河山集》有深远的社会影响。作家张承志说过：“我要是早读到这本书，就考史先生的研究生了。”

三位先生引领学科走向兴盛的另一个体现，是招收研究生。在历史地理学界，除了三位老先生，原本还有一些中年学者，但人数不多。1978年起，三位先生开始招研究生，历史地理学研究生的数量逐年增加，这是前所未有的。此后，他们本人的学术活力与年轻一代的朝气交错衔接，显得生气勃勃。另外，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生还有一项特殊的地位，即新中国最早的文科博士，这反映了历史地理学当时进展的速度。有前辈先生的坐镇，研究生们也充满信心。

20世纪70—80年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是引人注目的。1979年，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的活动恢复，在西安召开大会，后来又创办了《历史地理》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两份刊物，其鲜明的学科名称令人耳目一新。一些重大的研究计划在新形势下起步，中国古都学会成立，各类工作性会议频频召开，优秀的研究生论文接连问世，等等。

20世纪80年代，我有幸参加了一些重要活动，都令我很难忘。例如，1983年的夏天列席了周振鹤和葛剑雄两位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答辩会上，除了谭其骧先生，还有侯仁之先生、史念海先生、陈桥驿先生、杨向奎先生等。答辩会场很简单，只有一块小黑板。但这是新中国首次文科博士论文答辩会，毫无疑问要在学术史上记下一笔。我还拍了一些现场照片。答辩结束后，一部分人前往莫干山开会，这又是一次重大学术活动。此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地图集·历史地图集》的第二次编委会，三位老先生全部出席。这是一次实实在在、深入讨论图集具体内容的会议，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会议参加者包括多个单位的学者专家，如高德、邹逸麟、邓锐龄、陈可畏、张海鹏、刘宗弼等，他们在当时还都算年轻一辈，我当然是更年轻的一辈了。当时三位老先生以及大家的讨论，涉及每个图组中各类问题的处理办法。如果有会议记录材料保存下来，那将是一份很珍贵的学术史资料。

顺便说一下那次会议后一次难忘的旅行。莫干山会议之后，一些人跟随谭先生乘车去浙江黎里古镇，参观了柳亚子故居。大家一路谈笑，谭先生十分轻松。谭先生与柳亚子有亲戚关系，谭先生为故居题了字。我还保存着谭先生当时题字的照片，以及在故居大门前的留影。回北京后，我精选了一张照片寄给谭先生，时值正式版《中国历史地图集》发行，谭先生赠给我一册签名本，弥足珍贵。

二、进一步认识到历史地理学与社会发展的关联性

地理学的发展史，包括内史和外史两个方面，其中外史就是社会环境对于这门学科的推动。地理学是受外力推动最为明显的学科之一，这是它的一个本质属性。我们常说“经世致用”，这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地理学对外部社会事务的主动参与，另一方面是社会对地理学的推动。所谓推动，即外部社会向地理学的“提问”，需要地理学回答一些问题。地理学的“经世致用”之道，在本质上，就是和社会的深刻互动。从地理学史来看，一个社会在经历一个时代后，会积累一些问题，每个学科都会选择自己能够回答的部分卷入思考。地理学也一样，很多问题是其他学科回答不了的，地理学科也就因此不断增值。一个敏感的地理学家，应该能察觉或不回避社会现实向地理学的提问。我觉得，三位老先生都具备这种敏感性，他们选择的研究议题，越来越多地具有社会关联性。

谭先生以治学严谨著称，早时影响力似乎多在学界内部，20世纪70—80年代，他的社会影响迅速扩大。那时，谭先生在一些学术会议上的讲话，经常通过油印本或其他方式传出，为学界和社会所知，因为他讲的内容不仅仅是学术，也常常涉及当时社会关注的热点。比如边疆问题、台湾问题等，谭先生均坚持按照学术标准予以解释。谭先生的讲话，往往能廓清社会上流行的认识上的错乱，因此十分引人关注。特别是他的《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一文，原是受翁独健先生之邀做的一篇演讲。这篇文章提出的两个原则得到了学界的公认。第一，用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作为历史时期的中国范围；第二，在这一范围之内所建立的古代政权都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史中的政权，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谭先生提出的这些标准，既合理又易于操作，推进了当时社会上一项重要的思想定位。随着谭先生本人影响力的扩大，历史地理学在社会上更加广为人知。

侯仁之先生的社会关怀更主动一些。最突出的方面是关于大地之上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继承发展问题，这是社会日益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解决好的大事，历史地理学不可能绕开这个时代提问。侯先生的这一实践是从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开始的。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他对一系列历史名城遗址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做历史地理过程复原与价值判定，逐步建立了城市历史地理研究与遗产保护一体化的研究范式。正是因为有着对文化遗产问题深切的关注与习惯性的敏感，1984年，侯仁之访问美国期间了解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一事，回国后遂联合其他几位全国政协委员就此事提交了委员议案，我国于1985年正式加入《世界遗产公约》。这项提案被评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最重要的政协委员提案之一。现在，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70年代初，出任中国大西北战区的司令员皮定均将军向史念海先生提问：“假定现在就要进行一场战争，我作为司令员，进入阵地，部队部署，粮草运输，作战计划，大致都已就绪，我要再听取一下，以前在这个地区曾经发生过什么战争？战争的两方各是由什么地方进军的？又是分别由哪些道路退却的？粮秣是怎样运输的？战地的用水又是怎样取得的？其中获胜者是怎样取得胜利的？而败北者又是怎样招致失败的？”史先生带着将军的提问去往一处处古战场。在这些地方，虽然考察的是古代战事，但所有的问题都具有现实性。

三、感到跨学科研究、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

历史地理学有很宽泛的视野，这不仅仅是就其对象的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来说，也是就它的问题类型来说。在这个学术领域中，可以有十分丰富的选项。说到选项，“问题意识”越来越重要，谈的人也越来越多。前面提到，史念海先生的《河山集》很吸引人，因为史先生很善于从历史事件中提取地理问题，他是这方面的大家。

现在人们更加强调问题意识，问题意识与概念意识不同，它更加从实际事务出发，因为从实际出发，研究的综合性就要加强，涉及的学科就会增多。现在开历史地理学术会议，内容的多样性越来越强，正是这个趋势的反映。对于地理学研究来说，引入相关学科是好事。科学史家已经指出，当今，从科学(学术)发展全局来看，已经进入了一个“横向”大串联的时代。当代所产生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孤单的老式学科可以回答的，所以，从问题的研究实践出发，而不是从学科的传统领地观念出发，是当下的特点。地理学要处理异质事物的关系，更需要跨学科，对于古代的地理问题也是一样。

在历史地理学领域，侯仁之先生很早便主张多学科共同开展研究。跨学科是指发展，不是指本原。侯先生晚年曾大力推进环境考古研究的开展，他早在1973年就已依据英文文献采用了“环境考古”一词，并在1987年推动成立了“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委员会环境考古分委员会”，这是典型的跨学科发展。我们一般说，侯先生在城市历史地理、沙漠历史地理两个方面做出开创性贡献，其实，环境考古学的创立，应该算是第三项。虽然沙漠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已经含有环境考古的特色，但正式确立的环境考古学，内涵要更宽阔，指导思想也更明确，更成熟。侯先生说：“史前环境考古是历史地理学必不可少的延伸。”中国考古学会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会长莫多闻教授也这样认为。历史地理学展开跨学科研究的机会很多，当然，要这样做，需要更宽的学术视野和综合性的问题意识。

再有一点，地理学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中立，或者说思想单纯的学问，它的存在是一种社会存在、时代存在。我们在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的时候，也要关注一下这门知识(学问)在古代社会中存在的状况和特点。这就涉及地理思想史的问题，也有人称作“地理知识论”。古人不仅仅要“察”地理，还讲“锐思”地理、“制作”地理，显然含有思想、制度的东西。关于制度性的问题，谭其骧先生引领的行政区划史研究是我们的经典，当然，对其他方面的制度他也有很好的研究(比如城市制度、人口制度、驿传制度、边疆管理制度等)。在王朝时代，地理性制度在多个方面都有建树，关联到大地域王朝的一种本质，值得继续深入研究。历史中的地理性制度，是文明特征，也是文化特征，必然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所以也要开展地理学思想史的研究。我国古代地理学思想是中华文明传统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希望对此有兴趣的同行深入开展这个方面的研究。

以上所谈只是个人感想，算是交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