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士光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陕西西安 710119)

一、我心目中的三位先生：亦师亦友

今年是谭其骧先生、侯仁之先生诞辰110周年，明年是史念海先生诞辰110周年。再加上他们的老师顾颉刚先生，他们在历史地理学领域有创立之功，是尽人皆知的，大家都非常敬佩。这四位中，除了顾颉刚先生是在19世纪出生，后三位都在1911—1912年出生。

谭、侯、史三位实际上却又有师生关系。谭先生是顾先生的学生；侯先生和史先生也是顾先生的学生，同时也是谭先生的学生。谭先生跟史先生才相差一岁，跟侯先生同年。侯先生和史先生都讲过：他们把谭先生当作老师看待，那是真心实意的。

虽说他们有师生之谊，但又情同手足。侯先生、史先生对谭先生尊敬有加，谭先生对侯先生、史先生在多方面也是关照非常。譬如，谭先生在中风之后，侯先生请谭先生到北戴河休养。又譬如，侯先生当时要主编一部《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就请谭先生对《汉书·地理志》进行注释，谭先生工作繁忙，还是满口答应了，而且做得非常认真、出色。还有，史先生曾两次请谭先生来开会，谭先生都来了。谭先生还为史先生的《河山集》第四集写了序。他们有着一种共同的学术追求，又同样是在顾颉刚先生的指引之下，以一种高度的自觉精神走上了历史地理学的治学道路，所以关系也十分亲密。

二、我和侯先生：难忘师恩

我是侯仁之先生带进历史地理学领域的。1962年秋，我还在中山大学自然地理专业读五年级。那年夏天我们系接受了中国科学院的一个考察任务，到海南岛西南部进行科学考察，我也参加了。现在大家对海南岛的印象非常好了，但那时候海南岛西南部是有沙漠的，这恐怕大家都没有想到。考察结束之后，1962年的秋天，我看到侯先生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历史地理学刍议》这篇文章。文章认为，在我们生存环境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人的缔造经营，占了最重要的地位，如果不是因为人的活动而引起的周围地理的变化，在这几千年的历史时期中那是非常微小的”。我结合对海南岛西南部环境变迁实地考察的体验，对侯先生的论述非常赞同，十分佩服，也完全接受。

1963年春，我抓住国家放开自愿报考研究生的机会，报考了侯先生的研究生，并且考上了。到了北京大学之后，侯先生为我做了精心的安排。我是在1963年毕业分配前夕收到北京大学研究生办公室的录取通知的，能够如愿以偿我很高兴。1963年夏季我准备启程去北京的时候，赶上华北平原海河流域发生水灾，京广线不通了。当时，广州市教育部门把我们这些要到北京工作的毕业生以及读研的学生组织起来，不是经过我的家乡武汉到北京，而是到株洲以后到南昌，再从杭州到上海，还在上海外国语学院等了好几天之后，坐轮船到天津，从天津再坐火车到北京。侯先生当时正好要到乌兰布和沙漠考察，久等我不来，他们只好按计划出发。但他给我留了一封信，对我到校以后的学习生活做了很周密的安排。他把这封信交给了北京大学研究生办公室的一位老师，我就按照侯先生信中的安排上课。到了1964年暑假，我又跟随侯先生到毛乌素沙漠去考察。侯先生口才好，经常到北京的很多学术团体及单位作报告，基本都会把我带上，所以我受他的影响也非常深。

侯先生是我的导师，在他满80岁、90岁、100岁的时候我都参加了庆祝活动。侯先生在2013年以102岁高龄与世长辞，应该算是我们历史地理学界几位前辈先生里最长寿的了。我在过去的一篇文章里曾谈到他的三大治学风范，即：开创的精神、开放的胸襟和开阔的视野。这些都是很值得我们尊崇和学习的。侯先生20世纪30年代在燕京大学上学，听了顾颉刚先生的中国疆域沿革史和谭先生的中国政区沿革史等课程，接受了这方面的教育，随后多方面加以开创，推动了这门学科发展。1962年，侯先生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刍议》，这篇文章可以说创建了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基础。侯先生本来是历史学出身，但他推动历史地理学发展，不仅限于历史学范围，也吸收借鉴了地理科学、考古学等的一些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学术成果。比如，在做乌兰布和沙漠历史地理考察的时候，他就主动请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老师参加。

侯先生的学术功绩也是多方面的，我曾将之概括为三点。第一，是他跟谭先生、史先生一起创建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侯先生最为具体的贡献，是为学科打下了理论基础。第二，是开创了历史城市地理学和历史沙漠地理学这两个分支学科，并且成就卓著。侯先生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博士论文题目就是《北平历史地理》，这在历史城市地理学方面有首创之功。他也是历史沙漠地理学开创者。1958年侯先生曾参加过一次治理沙漠大会。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倡导“向沙漠进军”，侯先生备受鼓舞，他觉得我们历史地理学工作者在研究沙漠、改造沙漠方面也应有所作为。有些人认为茫茫沙海没有多少人类活动，历史地理学者起不了多大作用，也不会有太大收获。但侯先生独具慧眼，认为历史沙漠地理研究是很有可为的，于是他毅然决然先到乌兰布和沙漠，后到宁夏的河东沙区进行考察，并都写了相关论文。后来他又对毛乌素沙地进行考察，我也参加了。进入沙漠后，侯先生发现了很多人类活动遗迹，充分说明他所考察的地区之所以形成为沙漠并不完全是自然的原因，与人类活动也有很大关系。这方面研究印证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同时又把历史地理学的理论推广到了沙漠研究方面。第三，就是推动了我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4年侯先生到美国访学时，听到联合国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觉得这对我们国家非常有意义，但当时国内没有响应。他回国后，利用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在政协会议的时候联合了几位委员，倡议我们国家应该加入该公约，很快得到了中央批准。之后我们国家能够不断地申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并获得成功，侯先生功不可没。

三、我和史先生：知遇陕师

史念海先生是经由侯先生介绍知道我的。我在1976年冬参加了在西安由史念海先生承办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的审稿会，在会上经由侯先生介绍认识了史先生。1979年又参加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界“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当时这个会由侯先生主持，也由史先生承办。在我们送侯先生回北京的软卧车厢里，侯先生就向史先生提议：“把士光调到陕师大来工作，让他专业归队。”史先生当即表示没有问题。在他的努力下，1982年春，我顺利地从陕西省水土保持局调入陕西师范大学工作。没有史先生的大力帮助，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还有关于古都学研究的事情。1983年，史先生组织创立了中国古都学会，他建议我也参加古都学的研究。我当时想，虽然我在水土保持局工作期间写了一些和历史地理学有关的文章，但毕竟不是在历史地理学的专业岗位上写出来的，和历史地理学还有一定的距离，于是我向史先生表示更愿意继续专心致志地从事我基础较好的历史自然地理学的研究，就不参加古都学的研究了。史先生不同意，他说：“你的导师侯先生，又搞历史沙漠地理，又研究北京古都，你不该向他学习吗？”他这样一说，我表示当然要向侯先生学习，也就参加了古都学的研究。这样一来，我的研究领域就被大大扩展了，这对于我来讲是很大的帮助。

史先生的功绩，自也是非常突出的，我也同样罗列三点：

首先，是他在陕西师范大学创建了历史地理学研究机构，建设了历史地理学研究队伍，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在60年代的时候，偏处西北的西安还是很落后的。这个学科在陕师大不断壮大：先在历史系里建立历史地理研究室，后来脱离出来，这步甚至走在了北京大学前面。从历史系独立出来之后，成立历史地理研究所，先和唐史研究所在一起，后来又分开，专门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史先生培养了很多学生，大大地充实了队伍。我们陕西师范大学的历史地理学科能成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又能够被批准为教育部重点研究机构，与史先生打下的基础直接相关。

其次，是他创办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当时经费都没有保证，史先生为了筹措经费想了很多办法。刚开始的时候，只能自办发行，为了争取邮局公开发行，他也跑了很多路，好在大家还是一直坚持下来了。在之后由复旦大学和中国地理学会主办的《历史地理研究》问世之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国内唯一的一本历史地理类期刊。这实在是史先生一个很大的贡献。

再次，就是他主持成立了中国古都学会。1983年在太原召开的一次地方志会议上，史先生和一些朋友、同行及一些地方志专家提到这个事情，大家都表示同意。于是在1983年9月20日，史先生就主持召开了中国古都学会第一次会议。当时陕西师范大学周边条件很差，只能请那些外地知名专家住到西安城里省政府旁边的人民大厦，开会的时候用车拉到陕师大来，晚上再送回去。学会创办起来后，史先生就被公推为首任会长，一直做到了1999年。到2023年，中国古都学会就成立40年了。在近40年中，学会基本坚持每年开一次学术性会议。这其中，史先生是功勋最为卓著的。

四、我和谭先生：由衷钦佩

我和谭其骧先生的接触要早于史先生。1964年时，我就在北京大学听了谭先生的学术报告。会后，谭先生很忙，所以只是见了面，没有多谈。当时谭先生五十岁刚过没几年，正值壮年，喜爱昆曲，看起来风度翩翩，我印象很深。后来的一次见面就到了1976年。当时我奉命协助西北农学院老院长辛树帜先生撰写《中国水土保持概论》，已有四五年。到1976年时，辛先生已经82岁了，还带我们到南方考察。我们先到成都，然后到昆明、桂林、长沙，后来又到上海。他在上海的老朋友很多，我们去拜访谭先生，去了他的办公室，结果没见着。谭先生后来又很恭敬地回访，我就是在那时再次见到谭先生的。1982年春我专业归队，我到上海复旦大学开会，这之后和谭先生见面的机会就又多了些。

谭先生在学术上的功绩我由衷地感佩。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不仅在中国学术界，在世界学术界都有重大影响；并且会有长期的、历史性的影响。很多学者谈到谭先生，都认为他擅长的是历史疆域、政区地理，并为他仅出三本论文集没有其他学术专著感到惋惜。但一个人的学术成就，不能光看数量，还要看成果的水平。诚如张伟然教授所述，三本《长水集》一共117篇文章，他认为其中有24篇“五星级”文章；而一个学者一生有三五篇“五星级”文章都不简单了。我也深以为然。例如谭先生1962年写的《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他自己也在《长水集》的序里提到：“我自以为这才是一篇够得上称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论文。”我对这篇文章有深刻的印象。我在陕西省水保局工作的时候，经常在陕北一带跑，榆林、延安两个地区大部分的县我都跑过，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情况及其成因与变化，有很多亲身体会。我觉得谭先生这篇文章的分析实在是太精准，太深刻，说到了问题的症结上。另外，谭先生对中国的一些重要湖泊和海岸线变迁也有很多独创研究，这些文章都是高水平、高质量的文章。所以，谭先生不光在《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方面有历史性的贡献，在历史人文地理学方面成就卓越，在历史自然地理学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

五、历史地理学未来发展希冀：立足传统 开拓创新

历经百年发展，现在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日臻健全，研究队伍也不断壮大，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效益日益显著，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影响也非常广泛，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现代的成熟学科了。当然也要看到，这个学科内部各个分支之间还有一些不平衡，也有一些薄弱之处。

当前，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历史地理学科应该怎么样进一步更好地发展？我有一些粗浅的见解和建议：

第一，还是应该加强我们的学科理论与学科体系建设，这是基础性的工作。当然，进行历史地理学学科理论建设，不能泛泛而论，而应该建立在5 000年传统文化、近百年来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实践以及新时期现实发展的需要之上。这一方面，我们应该借助《历史地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刊物，把新的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的一些成果及时地加以宣传和传播，以此来更好地发挥它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实践发展的积极功能。理论建设是个基础性的工作，虽然我们将主要的工作精力放在了实际问题的研究上，但也不该忽视对理论的概括，哪怕是点滴的真知灼见，也应该把它们很好地揭示出来，加以总结。

第二，是在全面鼓励各个分支学科发展的同时，也可以根据当代国家发展的需要，重点支持一些分支学科取得更大的发展。尤其对历史自然地理来讲，有必要通过一些方式加以重点鼓励和扶持。

第三，历史地理学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应该大力倡导，深入研究，广泛推广。

第四，还应该更好地发挥国内历史地理学界的集体力量，将历史地理学由现在还是历史学下属的二级学科晋升为一级学科。首先，如若晋升为一级学科，学科属性的矛盾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其次，当前国家的建设对历史地理学各个分支学科也提出了更高、更为殷切的要求。学科升级，可以更多地培养人才，更好地来开展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从而为国家所用。第三，我们的研究队伍已基本符合了条件。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按照陈桥驿先生的观点，我们国家历史地理学研究只有三个重镇，即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而如今已是满天星斗，国内大量研究院所和高等院校都有历史地理学的机构或人员配置。所以现在可谓“条件俱备，只欠东风”。我们要学习我国考古学和世界史学科的经验，积极申请和推动历史地理学由二级学科晋升为一级学科，使它成为我国当代的一门显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