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长鸿

近二十年来，“非遗保护”作为一个社会思潮和社会实践进入中国语境，一方面，中国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缔约国，积极履行了《公约》的相关要求；另一方面，中国各级文化部门及学者在民间文艺调查和文化遗产保护上的经验丰富，迅速地推动了中国在非遗项目上的搜集、整理、申报和传承工作。也正是基于这种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和传承人、学者的引领，非遗才能深入中国基层社会，尤其是进入各种教育场所和中小学校园。各地文化部门和教育部门同心协力，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非遗进校园活动来推广和普及非遗知识，传承地域文化，培育非遗传承人，再造非遗传承的文化空间和文化土壤。这项看似是“文化运动”式的非遗保护工作，虽然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但也正是这样的实践及反思，才让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借鉴价值。

一、社区：非遗概念谱系的所指

如果将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跟“以社区为中心”的原则进行对照，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更希望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学术机构等非政府组织来组织非遗的决策和咨询，比如中国的非遗保护从政策、立法到项目申报、命名以及基层实践指导等多个环节，很大程度上都与中国民俗学会等一批学术机构提供的专业咨询分不开。［1］但是，中国非遗保护之所以能广泛、持久、深入进行，“社区”并非主导，甚至有时成了被动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