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献军 赵若瑶 陈旭日

（1 同济大学心理学系，上海 200092；2 同济大学哲学系，上海 200092；3 同济大学校医院临床心理科，上海 200092；4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092）

共情（empathy）概念在现象学心理学中源于交互主体性理论。胡塞尔提出交互主体性理论，主要是为了避免现象学走向唯我论（徐献军，2017）。 另外，胡塞尔创立的现象学是一种先验哲学和心理学，而与此相对的是雅斯贝尔斯倡导的经验现象学 （即心理病理学）。 先验现象学描述的是心理现象的可能性，而经验现象学是从实际的（尤其是病理的）心理现象出发的。共情概念对于经验现象学（即雅斯贝尔斯的心理病理学）才具有更大的意义。因为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主要是以对自我的意识经验分析为基础的， 而雅斯贝尔斯的经验现象学是要贯通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意识经验——在这里， 必须要有一种方法让心理治疗师可以掌握患者对于心理疾病的意识经验（即对于他心的感知），而共情就是这样的一种方法。

1 共情所立足的理论框架

雅斯贝尔斯将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经验程序 （即描述现象学）引入了心理病理学，从而发展出了现象学的心理病理学。他区分了心理疾病的两种症状，即客观症状与主观症状。“客观症状包括所有能够感知的具体事件，如反射作用、可记录的动作、个体外貌、运动、口头表达、书面表达、活动和一般举止等；所有可测量的行为，如患者的工作能力、学习能力、记忆力等，也包括在客观症状中。客观症状通常还包括妄想、记忆错误等”（Jaspers，1912）。客观症状是可以直接知觉的，因此不需要通过共情去把握。与此相对的是主观症状， 而它包括了患者所有的情绪和内在心理进程，如：焦虑、恐惧、抑郁、欣快、痛苦等。 主观症状是无法通过感官直接感知到的， 而只能通过患者自己的叙述、报告，间接地给予心理治疗师。 心理治疗师要通过共情去越超自身而进入到患者的心理中去，才能把握主观症状。

基于两种症状的区分， 就有了客观心理学与主观心理学的区分。 客观心理学的对象是可以观察的领域，如感觉和思维的理性内容、行为、仪器测量得到的数据（如脑的神经活动），而它以观察、测量、实验和统计等为主要方法。然而，客观心理学对于客观数据的聚焦，导致了没有心理的心理学。 因此，强调心理生命的人， 提出了主观心理学——它的对象是不可直接观察和难以量化的领域， 如主观的经验感受、非理性的内容等，而它以谈话、共情、理解和直观等为主要方法。

在《普通精神病理学》中，雅斯贝尔斯把客观心理学与主观心理学的区分， 发展为了说明心理学与理解心理学的区分。说明心理学相当于客观心理学，而它关注的是心理病理现象发生的神经和物质基础。说明所依赖的是人所意识不到的因果事件，如脑部的器质性改变。说明心理学属于自然科学，而它包括了解剖学、脑科学、认知神经科学、生物学精神病学、 神经病学等领域。 理解心理学相当于主观心理学，而它关注的是心理事件与心理事件之间的联系。理解心理学属于人文科学，而它包括了精神分析、人文主义心理学、现象学人类学、现象学精神病理学等领域。理解心理学可追溯到近代哲学家尼采。当尼采令人信服地让人们理解了： 基督教及其道德要求是怎么从虚弱、困窘以及痛苦的意识中产生出来时，以及人们为满足他们的权力意志而采取的种种行动时， 理解心理学的基本观念就产生了（Jaspers，1973）。同样地，当弗洛伊德揭示了人的童年期、婴儿期以及子宫期心理体验是如何在无意识中影响到人的为人处事、驱力、意愿时，他大大地推动了理解心理学的发展——他甚至主张一切心理症状都是可以理解的。

对说明心理学来说，共情能起的作用微乎其微，而对理解心理学来说，共情就至关重要了。因为理解心理学实际上是一种他心感知的心理学， 而共情就是心理治疗师感知患者心理世界与活动的一种方法（赵旭东，徐献军，2018）。如果没有理解的共情，心理治疗就很容易陷入还原主义、 脑神话学或脑部定位学说当中，从而使真正的心理因果联系被忽视，并且也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到底是心理进程导致了脑部进程，还是脑部进程导致了心理进程？为什么很多病理心理进程，没有相应的脑的器质性改变？ 另外，人们也要抵制这种诱惑：即将心理进程出现的条件（脑部进程）作为心理进程出现的原因。

2 雅斯贝尔斯的共情理论

雅斯贝尔斯是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指导下提出他的共情概念的， 但他又在完全不同于胡塞尔现象学的方向上来定义现象学和共情。 “现象学的任务是：让患者实际体验到的心灵状态， 直观地向我们复现出来。按照这些心灵状态的相似关系去进行考虑，尽可能清晰地区分、辨别它们，并提供可靠的术语。 由于我们不能如对待物理现象那样， 直接知觉他人的心灵，所以这永远只能是复现、共情、理解的事情。我们只能根据情况， 通过对心灵状态的外在特征的系列枚举，通过对他人心灵现象发生条件的列举，通过感性的直觉类比和符号化，通过一种感应呈现，来知觉他人的心灵状态”（Jaspers， 1973）。雅斯贝尔斯所指的共情，其实是一阶共情，即对他人的共情，要以对自身心理状态的意识为基础。因此，这种共情是一种自我心理状态与他人心理状态之间的类比。

这个共情定义的重要性在于： 它指出了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的差异， 但又没有像自然科学那样把无法直接知觉的心理现象剔除掉， 而是提出人文科学的、知觉他心的方法。共情的具体方法有三种：（1）透过患者的姿势、举止、表达动作；（2）直接询问患者，并引导患者去表达他们的疾病感知；（3）借助书面的自我描述（Jaspers， 1912）。

运用第一种方法的基础是： 心理的进程会通过身体表现出来， 例如，“躁狂症患者的很符合自然欢快特征的持续开朗； 青春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不自然的、愚蠢的、过度的开朗；循环症患者的只是在嘴角和眼睛凸显的痛苦败兴，深深沮丧的、沉默的败兴表达，及其在长期忧郁症中的凝固；缄默的忧郁症患者的淡漠、看似空洞的表达，即使他们讲述他们的想法时，他们也不确信他们的痛苦；在兴奋的忧郁症患者的可怕焦虑中的扭曲与绝望”（Jaspers， 1973）。与这种方法相联系的是古老的人相学（相面术）与克雷齐默的体格学说。要注意的是：当这种学说只是辅助人们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中时，它是有参考意义的，但当它想要对人的心理特征进行类型化时， 就很容易走入歧途。

在临床上，第二种方法具有更大的可靠性。即使是今天的精神科医生， 也仍然在使用这种方法去做心理诊断和治疗。在心理病理学中，对患者本人的口头询问， 是要尽可能收集患者当下状态与整体过去情况的所有资料。除了询问患者本人，还要询问患者的亲属以及熟人、同事等。在对患者心理的现象学研究中，雅斯贝尔斯收集了大量患者的自我叙述，从而使得没有这些疾病的人， 也可以了解到患者的主观感受是怎么样的， 从而能够产生对患者的共情。 例如，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异常快感是这样的，“一天早上，我在极乐感中醒来，感觉自己像是复活或重生了一样。 脱离了世界、极乐的陶醉、摆脱所有世俗东西的泛滥情感！……我在明亮的快乐情感中开始问：我是阳光吗？ 我是谁？ 我肯定是上帝的光之子”（Jaspers， 1973）。

然而雅斯贝尔斯认为最有价值的是第三种方法——这应该是从心理病理学研究的角度出发的。尽管很多心理疾病患者的认知能力发生了退化，不能提供良好的自我描述， 但仍然有一些受过良好教育且具有较高智力的患者， 能够提供非常好的自我描述。 这一类患者包括了很多杰出人物，例如：萨克森州法官史莱伯（Daniel Schreber）对精神分裂症体验的回忆、精神病学家基舍（Dietrich G.Kieser）对精神病体验的自我描述、作家奈瓦尔（Gérard de Nerval）对精神分裂症情感的自我描述、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颠痫前兆体验的描述等。例如，基舍对于听力幻觉的自我描述是这样的：“与其说是可怕， 还不如说这是如此让人惊讶， 如此让人屈辱……同样的一个词，经常会无间隔地响彻2～3 小时……不间断发出的声音经常只是在近处的， 但有一半的声音来自一小时路程之外。 这些声音是从我的躯体中发射出来的，而且还有最多种多样的嘈杂声和呼啸声，尤其是在我走进房屋、村庄或城镇时，因此很多年来我都是独居的。我的耳朵一直在响，并且经常是响得如此强烈，以至于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到。 ”（Jaspers， 1973）另外，布兰肯伯格的一名患者使用了“自然自明性的失落”这个词，来表达症状贫乏型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缺损——自然自明性就是一种人人皆知但又无法说清楚的游戏规则、共同感觉、行动基础等（布兰肯伯格，2018）。 这个词非常准确地反映了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的实质。

来自以上三个渠道的患者心理的主观表达，就构成了心理病理学中的现象学。 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基于自我意识的分析，因此这是一种直接的现象学，而雅斯贝尔斯的现象学是对他人意识的分析， 因此这是一种间接的现象学，或者说是共情的现象学。

3 共情的现象学

共情并非是现象学独有的概念。 尤其是自从美国心理学家铁钦那（Edward Titchener）将德语词“E-infühlung”译为英语词“Empathy”而引入心理学后，这一概念被作为了理解他心的主要手段， 而越来越远离哲学现象学（Stanghellini， 2013）。 在近些年来，有关理解他心的两种理论（TT）和模拟理论（ST），几乎都与现象学没有什么关系了 （Nichols ＆ Stich，2003；Goldman，2006）。

但如果我们忘记当初雅斯贝尔斯将共情与现象学联系的出发点， 那么就会使当代心理学的他心理论错失一个重要的理论资源。事实上，现象学的作用不只体现在如何让他人的心理呈现出来， 还体现在如何让共情理论变为科学理论——当然， 这里的科学指的是人文科学。共情的局限是：单纯来自他人肢体、口头与书面表达的心理进程描述，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尽管我们可以欣赏甚至赞美这些描述，因为它们揭示了富有质性与价值的人类内心体验， 但我们无法证实它们。所以，这些描述不是科学。 如果要发展共情的心理科学， 那么就必须用确定的术语或形式去呈现我们对于心理进程的有意识理解。 这就是现象学要起作用的地方。

共情现象学的目标是：表征、定义和分类特定的心理状态。 这时要使用的是内在的 “精神之眼”（geistigen Auge）（Jaspers， 1973）。 “精神之眼”不是感官上的看见，而是理解上的看见，而且这时要去把握的是不可还原的现象质。 这种现象质大致可分为八组：对象意识，空间与时间体验，身体意识，实在意识与妄想观念，情感与情绪状态，渴望、驱力与意志，自我意识，反思现象。每一组下面又可以为分为若干小组。例如，对象意识紊乱分为了：知觉的异常、知觉特征的变异、虚假的知觉、表象能力的异常和非感性对象意识的异常。 通过将患者的心理病理状态纳入上述类别，并进行精确的定义与表征，我们就可以比较、复现和确定共情的经验。

雅斯贝尔斯的共情现象学是在自身心理经验基础上的现象学延伸。 这种共情所涉及的心理现象大致有三类。 第一类心理现象包括了所有我们可以在自身心理体验当中认识的现象，即在正常的、可理解的心理进程中产生的现象。例如：对象意识，空间与时间体验，身体意识，实在意识与妄想观念，情感与情绪状态，渴望、驱力与意志，自我意识，反思现象。 这一组现象即正常心理现象。 第二类心理现象可被理解为第一组心理现象的紊乱、异常、夸张、缩减、联合等。 这类现象是心理病理学共情的主要对象。例如，躁狂状态下的时间体验加速，可被理解为正常时间体验的夸张，而抑郁状态下的时间体验放缓，可被理解为正常时间体验的缩减。当然，第二类心理现象在有的时候可能是完全超出我们想象的，例如：形而上学体验（天启的体验、觉悟的体验、离身的体验等）。 有一些精神病学家甚至会通过服用精神物质来获取第二类心理现象体验。 例如，西尔克（Alfred Serko）在100 年前就通过服用酶斯卡灵（meskalin）来体验类似于精神分裂症的感觉。 贝林格 （Kurt Beringer） 提出了模型精神病（modellpsychose）：即通过服用仙人球毒碱制造出来的类精神病感觉。 在对第二类心理现象的共情中，现象学也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例如， 现象学的先验悬搁（transzendentale reduktion）可以制造精神分裂症与强迫症中的共情丧失体验。 或者说，现象学是一种可以加深对精神分裂症与强迫症患者经验变异理解的工具，因为它们有非常重要的共同点——当然也有本质的差异。 在先验悬搁中，批判反思的生活态度取代了自然自明的生活态度，而且有意识的认知加工取代了无意识的认知加工。但先验悬搁会遇到阻力，而这种阻力正是心理健康的标志。 精神分裂症患者恰恰丧失了这种阻力， 而不需要任何努力地就进入了先验悬搁的生活态度。换言之，精神分裂症的思维，类似于哲学的思维。 但二者的区别在于：患者失去了在有或没有自然自明性的世界态度之间摆动的自由。

第三类心理现象完全排斥所有的共情理解。 在这个时候，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转向说明心理学（即神经科学、生物学精神病学等），通过完全无法理解的神经机制或物理进程去说明心理进程。 另一种办法是对患者采取一种现象学的态度：即通过想象、比喻的方式去尝试进行把握。事实上，难以理解的语言是共情的一大障碍。 相当一部分心理疾病患者会使用新造词与私人语言——尤其是在精神分裂症患者那里。 例如， 一名患者用 “感性武器”（sinnliche Gewehre）来表达某些幻觉现象，但患者本人也没法解释“感性武器”到底是什么。 但从现象学的视角来看，人们可以理解的是：患者困在了自己的私人世界中，而使用私人语言就是患者退出公共世界的表现，或者说患者丧失了主体间性， 而成为了一个孤独的个体。在这个时候，心理治疗师可以通过追忆自己曾经完全无法得到他人理解时候的感觉， 去想象那种完全脱离公共世界的感觉。

4 基于共情理解的心理治疗

在目前这个精神科医生不太习惯探讨 “精神”、心理学家不太习惯探讨“心理”的时代，以他人的“精神”或“心理”活动为对象的共情理解，似乎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神经科学家们甚至武断地认为：在掌握了有关人脑神经活动的客观数据时， 人们就揭示了他人的“精神”或“心理”活动，或者说，人脑的进程，就是精神进程或心理进程。 然而，我们不应当忘记：心理治疗是一种通过心理交流去帮助患者， 去探索患者内心深处， 从而将患者引向疗愈之路的程序；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德国心身医学的创立者冯·魏泽塞克所说的，“只有当医生的本质，被触动、感染、兴奋、震动、打动时，只有在疾病移置到医生身上、在医生身上延续、回到医生自己的意识中时，只有这样且只有深深地如此时， 医生才有可能治愈疾病”（Jaspers， 1973）。 因此，尽管还原主义的思想以及神经科学的方法已经在心理学中占据了统治性的地位，至少在心理治疗的领域中，共情仍然是不可缺少的方法。

在现象学心理学中， 共感是建立主体间性的一种方法，因此基于共感的心理治疗，就是基于主体间性的心理治疗。其实，当弗洛伊德提出移情与反移情的技术时， 他就已经意识到了精神分析中的主体间性。 生物学精神病学、说明心理学、神经科学想要寻找的是认知现象背后的神经活动机制， 而现象学心理学、理解心理学、心理治疗想要理解的是：他人或患者的主观感受是怎么样的， 以及他们是怎么生活在他们的世界中的。

在心理治疗中， 现象学导向的共情可能起到特别的作用（Fuchs， 2007）。因为心理治疗的矫正情绪体验取决于心理治疗师在面对患者时， 将其原本世界体验和理论悬搁起来的程度。或者说，心理治疗师与患者生活在各自的世界中——有的学者称之为存在论差异（ontological differences），而对这种差异的克服是获得二阶共情（second－order empathy）的关键（Stanghellini， 2019）。 二阶共情就是去掌握那些通过置换入他人视角也无法理解的经验的方法，而雅斯贝尔斯所主张的共情，其实是一阶共情，即通过置换到他人视角中去获得他人经验的方法。 现象学悬搁，即停止判断和摒弃先入为主的观念，有助于清除患者和心理治疗师之间真实共情所遭遇的阻力。当心理治疗师可以避免将任何先入为主的想法或理论附加到患者经验中时，他们可以更多地理解：成为他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走在患者体验的足迹中，在患者的体验中重建他的世界观，并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的方式将这种体验传达给患者。 这种相互的镜像可以帮助患者加深他的可以作为治疗改变的自我体验和自我理解”（Fuchs， 2007）。

另外，共情也非常像是一种视域融合，即心理治疗师与患者世界之间的视域融合。 如果说心理疾病在一定程度上是患者对公共世界的退缩反应， 并且患者丧失了与公共世界的接合点。 那么在心理治疗的视域融合中， 心理治疗师的任务就是要尽可能恢复患者丧失的世界接合点， 使其能够重新接入公共世界。但在这里，心理治疗师也必须要注意由心理治疗导致的新的心理症状：即对心理治疗的依赖。如果患者为了逃避责任而总将决定留待他人， 那么患者就会陷入治疗关系的陷阱。 在共情中不能共同承担的是患者对于其个人实存的责任。 哪怕患者得的是难以治愈的心理疾病，仍然不能逃避其本身的责任。如果疾病与痛苦不可避免，那么承担起责任（知命忍从）也是一种疗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