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燕学 刘 洋 任 芬

（1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广州 510631；2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长沙 410081；3 济南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济南 250022）

1 引言

去个性化网络行为是在互联网背景下发展而来的术语， 用于描述在网络社交中丧失自我特性和降低个体责任感的现象（Valkenburg ＆ Peter， 2011）。例如，有人认为“网络中的群体成员众多，自己只是支持了一种群体观点， 并不需要对事态的发展负责”，其常作为青少年网络行为问题的研究变量（陈云祥，王书剑，刘翔平，2009）。早期理论认为，去个性化（deindividuation）会使个体在心理状态上降低自我评价，减少对自身行为的觉察和控制，表现出个体单独活动时不会表现出的违规及去抑制行为（disinhibited behavior）， 该现象常出现在集体活动中（Festinger， Pepitone， ＆ Newcomb， 1952）。 早期研究表明，匿名性、个体责任感、群体大小、唤醒水平等都可能影响去个性化行为（Zimbardo， 1969）。 后来去个性化效应的社会认同模型（兰玉娟，佐斌，2009；Reicher， Spears， ＆ Postmes， 1995）对早期理论进行了拓展，认为去个性化并非是自我意识的降低，而是个人认同向社会认同的转化， 从而增加了对情景规则的遵守，该理论在网络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匿名性是网络交往中的显著特点之一， 能够对去个性化网络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根据社会线索减少模型，若网络环境中有关个人信息的社会线索减少， 人们在网络交往中的责任感更容易降低， 从而导致网络失范行为（敬娇娇，高闯，牛更枫，2017）。 但除匿名性、自我意识等因素外，道德成本也可能影响个体的去个性化网络行为（陈云祥，王书剑，刘翔平，2019）。

网络道德是调节个体网络行为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 网络道德和现实社会道德之间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 因此网络道德具有现实社会道德现象的基本特征， 网络道德结构模式也具有现实社会道德的一般结构模式（马晓辉，雷雳，2010）。研究发现，青少年网络道德低下会导致网络过激行为、 欺骗等网络偏差行为（陈云祥，王书剑，刘翔平，2019），减少亲社会行为（马晓辉，雷雳，2011），这均为去个性化行为的表现（Twenge，Baumeister，＆ Tice，2001）。 也有研究者指出， 网络主体道德体验的丧失和网络负道德成本的低下可能会导致个体出现去个性化行为（侯晓红，2005）。 根据以上理论，网络道德作为能够从认知和情感等方面调节人们在网络中行为的变量，对去个性化网络行为可能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提出本研究的假设1： 网络道德与去个性化网络行为显著负相关。

在网络世界或现实生活中， 个体有时会重新定义自己的行为，在认知上弱化其伤害性，以减少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降低对他人痛苦的认同，这一特定的认知倾向被称为道德推脱 （Bandura， 1986）。Bandura 的道德推脱理论指出，个体存在道德辩护、责任转移、责任分散等八种推脱机制，进而将自己的不道德行为合理化。一方面，道德推脱会受到个体道德意识的影响。 Moore（2008）在研究组织腐败时指出，对于具有高道德推脱的员工而言，缺乏道德意识将会导致其为了实现组织目标和利益做出不道德的决策；也有研究指出道德推脱与大学生网络道德、网络欺负关系密切（Moore， 2015；郑清，2017）。另一方面， 道德推脱与个体去个性化网络行为也有一定相关性。实证研究表明，道德推脱可以正向预测网络偏差行为、网络欺负以及网络集群行为等（杜利梅，李根强，孟勇，2019；杨继平，王兴超，高玲，2015；叶宝娟，郑清，姚媛梅，赵磊，2016）。从以上研究中不难看出， 道德推脱可能会影响网络道德与去个性化网络行为的关系。 基于此提出本研究的假设2：道德推脱可能在网络道德与去个性化网络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共情是指个体理解他人情绪情感状态或内容，并能得到共同心理体验的能力 （Cohen ＆ Strayer，1996）。 研究者认为共情是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前提（寇彧，徐华女，2005），也是抑制不良行为的重要因素。 Baston 提出的共情－利他主义模型认为，当个体感到对另外一个人的共情时， 个体将以纯粹的利他动机去试图帮助此人而不考虑行为回报， 共情是亲社会行为产生的重要前置因素（Batson， 1991）。 在网络生活中，若个体共情能力较高，其利他动机可能会抑制去个性化网络行为的消极影响。此外，共情与个体道德水平密切相关， 研究发现道德决策与共情能力有关（Rosen， Brand， ＆Kalbe， 2016），个体网络道德的高低可能会对个体共情能力的大小产生影响。那么，网络道德是否会通过共情作用于去个性化网络行为，从而达到抑制其消极影响的效果？由此提出本研究的假设3： 共情可以中介网络道德与去个性化网络行为的关系。

由于网络空间的离散结构缺乏道德约束力，这使得人们在自由、难以控制的网络环境中，更可能做出现实中不能做或不敢做的事情， 出现去个性化行为（罗晓玲，2007）。为了确定网络道德对去个性化网络行为的作用机制，结合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本研究分别从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提出道德推脱和共情两个中介变量并对其进行探讨， 这对网络中人际关系的发展和网络秩序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 通过问卷星线上发放问卷，选取大一至大四353 名大学生，有效被试320 名（男 96 人，女 224 人），有效率为 90.65%。 大一到大四分别为 64 人、113 人、58 人和 66 人， 缺失值 19人。 被试年龄为 20.45±1.45 岁， 网龄为 8.57±2.76年。

2.2 工具

2.2.1 网络道德量表

该量表由罗晓玲（2007）编制，分为网络道德认知、情感、评价与行为四个因子，共9 个题项，7 点计分（-3＝完全不同意，3＝完全同意）。 题目得分相加为网络道德总分，总分越高说明网络道德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53。

2.2.2 去个性化网络行为问卷

该问卷由王芳、左世江编制，用于测量个体在网络上的去个性化行为，在已有研究中信效度较好（张祺舜，王芳，2013；陈云祥，王书剑，刘翔平，2019）。本问卷共 4 题，7 点计分 （1＝完全不符合，7＝完全符合），1 和4 为反向计分题， 得分越高说明网络行为的去个性化程度越深。 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 α 系数为 0.65。

2.2.3 道德推脱问卷

道 德 推 脱 问 卷 是 由 Bandura，Barbaranelli，Caprara 和 Pastorelli（1996）编制，杨继平、王兴超和高玲（2010）修订，包含道德辩护、有利比较、委婉标签、非人性化、责任归因、扭曲结果、责任转移和责任分散 8 个维度，共 26 个项目，5 点计分（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示道德推脱的程度越大。本研究中，问卷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0，分维度 Cronbach α 系数为 0.57～0.81。

2.2.4 中文版人际反应指针量表

该量表由 Davis（1983）编制，张凤凤、董毅、汪凯、詹志禹和谢伦芳（2010）修订，包含共情性关心、观点采择、个人痛苦和想象力4 个维度，共22 个项目， 5 点计分 （1＝非常不恰当，5＝非常恰当），第2，5，10，11，14 题为反向计分题，得分越高表示共情水平高。本研究中，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0，分维度 Cronbach α 系数为 0.57～0.80。

2.3 统计处理

采用SPSS23.0 对数据进行录入和处理，进一步使用描述、相关、回归等统计方法，运用Process 2.0插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偏差矫正的百分位Bootstrap 方法（方杰，张敏强，邱皓政，2012），抽取5000 个Bootstrap 样本来估计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 通过判断置信区间是否包含0 以断定中介效应是否显著。

2.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将调查数据进行回收整理后， 运用Harman 单因素方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周浩，龙立荣，2004）。 结果发现，共15 个公因子特征值大于1，其中第一个公因子解释方差的16%，小于40%的临界标准，因此没有发现明显的共同方法偏差。

3 结果

3.1 描述统计及相关分析

根据表1 可知，去个性化网络行为与网络道德、共情均呈显著负相关（r＝-0.17，p＜0.01； r＝-0.24，p＜0.01），说明被试网络道德水平、共情能力越高，越不易发生去个性化网络行为； 去个性化网络行为与道德推脱呈显著正相关（r＝0.49；p＜0.01），说明被试道德推脱水平越高越容易发生去个性化网络行为；网络道德与道德推脱、 共情呈显著相关 （r＝-0.13，p＜0.05；r＝0.23，p＜0.01）， 道德推脱与共情之间呈显著负相关（r＝-0.11；p＜0.05）。

表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及相关分析（n＝320）

3.2 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表1 中各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构建多重中介模型（如图1）以探讨道德推脱和共情在网络道德与去个性化网络行为中的作用机制（柳士顺，凌文辁，2009；温忠麟，叶宝娟，2014）。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通过 Zhao，Lynch 和 Chen （2010）提出的中介效应分析程序，应用Process 2.0 插件和Bootstrap方法 （Hayes， 2013； Preacher ＆ Hayes， 2004）对中介效应进行分析并进行显著性检验。

图1 道德推脱与共情中介模型图

由表2 可知， 网络道德可以负向预测去个性化网络行为和道德推脱，正向预测共情；以去个性化网络行为为因变量，以网络道德、道德推脱和共情为预测变量同时纳入回归方程， 网络道德对去个性化网络行为的回归方程不再显著， 而道德推脱和共情对去个性化网络行为的预测作用依然显著， 表明道德推脱和共情在网络道德与去个性化网络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温忠麟，叶宝娟，2014）。

表2 平行中介模型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n＝320）

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显示， 路径1 的中介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为［-0.073，-0.021］，不包含 0，中介效应统计显著，中介效应为-0.036；路径2 的中介效应 95%的置信区间为［-0.047，-0.007］，也不包含 0，中介效应统计显著，中介效应为-0.024。路径1 和路径2 的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60%和40%。 网络道德对去个性化网络行为的直接效应95%的置信区间为［-0.101，0.016］，包含 0，直接效应不显著。因此道德推脱和共情在网络道德与去个性化网络行为之间起平行的完全中介作用。 详细结果见表3。

表3 中介效应量分析（n＝320）

4 讨论

本研究在大学生群体中探究了网络道德与去个性化网络行为之间的关系， 以及道德推脱和共情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对各变量的总体特点分析结果显示， 大学生总体的道德推脱水平较低并具有较低的去个性化网络行为， 而其网络道德水平和共情能力较高。 这说明大学生在互联网空间中进行人际交往时，具有一定的独立意识和批判性思维，并普遍具有较高的网络道德水平， 一般不会出现传统的去个性化理论提出的自我理性丧失， 以及产生群体性违规和失控行为（Festinger et al.， 1952）。 去个性化行为可能是由于在网络空间人际交往中的社会线索不足， 个体暂时表现出对群体规则的遵守（Reicher， Spears， ＆ Postmes， 1995）。 以往研究发现， 较低的道德推脱水平可以减少大学生网络攻击行为、网络偏差行为、网络欺负等网络不良行为的出现，而较高的共情能力具有促进亲社会行为，抑制反社会行为的作用。因此，大学生在网络空间中的活动总体处于积极水平， 只强调网络去个性化对网络社会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利于人们对网络去个性化的理性认识， 但仍有必要了解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其发生机制，以在不同情境下增加积极影响，降低消极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个体的网络道德与去个性化网络行为显著负相关。 网络道德具有现实社会道德现象的基本特征和一般结构模式， 但在网络上由于没有了人与人直接的面对面的接触， 人们在网上的道德意识会减弱，野蛮行为增多（马晓辉，雷雳，2010；Dan， Alexander， 1996；Heim， 1993）。 侯 晓 红（2005）在文章中指出，网络非道德成本的低下，致使网络主体存在各种侥幸心理，自我控制能力减弱，网络非道德行为增加。 因此，在网络上匿名的状态下，若个体的网络道德感较低， 其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感也较低，就会产生较多的去个性化网络行为。

为了进一步探究网络道德与去个性化网络行为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从受网络道德积极和消极影响的两个方面分别提出道德推脱和共情两个中介变量。在道德领域，道德推脱和共情均可以通过认知和情感对去个性化网络行为产生影响， 因此本研究提出道德推脱和共情在网络道德与去个性化网络行为中的平行中介效应模型。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道德推脱在网络道德与去个性化网络行为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该结果符合道德推脱理论（Bandura，1986）。道德推脱可以通过八种推脱机制使网络道德对去个性化网络行为的调节功能失效。 道德推脱理论认为，个体可以通过推脱机制进行认知重建，提高对自己不良行为的接受性； 掩盖或扭曲自己不当行为的负面影响； 降低对受害者的认同而摆脱道德谴责。网络道德水平较低的人更倾向于道德推脱，因此其可能在网络群体缺乏社会线索时通过各种推脱机制促进去个性化行为的产生。研究结果表明，共情在网络道德与去个性化网络行为之间同样起完全中介作用。共情包含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由观点采择等四个维度构成。 其中想象力可以对自己可能要发生的行为进行设想， 而其他维度可以对可能发生的行为进行认知和情感上的判断和体验。 Cohen 和Strayer（1996）指出，高共情个体的自我调节功能经常处于激活水平， 能够在认知和情感上较好地理解和感受他人在情境中的情绪情感状态。 有研究发现共情在道德决策中可能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Cecchetto， Korb， Rumiati， ＆ Aiello， 2018； Rosen et al.， 2016）。 在共情的动态模型中，个体需要通过道德准则、 价值观等高级认知来判断自己是否对他人产生共情， 因此个体自身的网络道德水平会通过共情的作用对去个性化行为产生影响 （刘聪慧， 王永梅，俞国良，王拥军，2009）。

本研究也存在不足。本研究中，网络道德问卷信度较低，有研究者指出道德是个复杂的概念，其内容本身就难以量化和控制 （罗晓玲，2007）。 Pohling，Diessner 和 Strobel（2018）在研究感恩和道德提升对道德认同的影响时发现， 道德认同量表分维度信度在 0.49～0.51 之间，信度同样偏低。 此外，由于网络心理学起步较晚，网络环境具有匿名性、开放性等特点，基于网络环境的道德更难以测量，目前关于网络道德的测量工具寥寥无几。 根据网络道德问卷编制者解释，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但从理论上说结果的稳定性未得到很好的保证， 推广研究结果时须持谨慎态度（罗晓玲，2007）。因此未来研究者可以进一步修订问卷项目， 使问卷具有更广泛的应用范围，结果更加稳定或采用实验法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