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成鸣

“民航兵”这个词虽是我生造的一个前后矛盾的词，却事出有因，也符合事实，它是特殊时期的产物。我的手头有一份1972年的入伍通知书，长25厘米，宽14厘米，正文共三行。通知书还附有红底烫金的“光荣入伍证”一张，这就意味着本人已经获得了军籍，我的家人也因此成了军属。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所有的职业中，军人无疑是最为崇高的，所受到的尊重、被人羡慕的程度可称得上是空前绝后。当尚未走出中学校门的我们拿到这张通知书时，那种喜悦、自豪简直难以言表。居委会、父母单位轮番上门祝贺，敲锣打鼓在门上贴上烫金的“光荣之家”条幅。这张通知书还意味着：我的弟弟妹妹中年长的那位，中学毕业后有了不用去外地，也不用去边疆，更不用去农村插队落户而留在上海工作的保证。作为军属，除了得到精神鼓励和享受政策优惠外，还有些物质上的实惠，比如在计划供应物资之外可额外购买到一些紧俏日用品。

虽然参了军，但是去哪里从军却是不知道的，也不允许我们打听，即使问了也没人会告诉你，说不定反而会招来一通批评。唯一知道应该是空军，因为体检时是按空军标准检查的，要求比较严，而且接兵军官的穿着和发给我们的军装是一样的颜色——上绿下蓝，这是空军军服。

来到中川机场

我们出发的日子是1972年12月13日，时间是上午八点，武装部和接兵的军官们早早就在集结点等候着我们。区少年宫的大草坪气氛异常热烈，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口号阵阵，标语连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