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真

刊头题词：刘一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民国元年，38岁的赵叔孺来到上海。

此前十年，他当过几任小官，虽“所至有政声”，但淡泊的性情、对金石书画的挚爱使他最终选择了归隐——大隐隐于市，隐于艺。

父亲赵佑宸是咸丰年间的翰林，曾为同治帝蒙师，官至太常寺卿。“官二代”赵叔孺天赋高、出道早，金石书画、翎毛虫草无不擅，其时已步入艺术的黄金期；且精于鉴识、收藏古代文物，36岁编拓出《二弩精舍印谱》八卷。

这样一位正值盛年的大家，自然吸引远近慕名而来求墨迹和印章者，更吸引登门求教、愿执弟子礼者，门槛被踏破。据记载：当时海上桃李最盛的三家，一为昌硕门下缶庐弟子；一为曾熙、李瑞清共同建立的曾李同门会；再就是赵氏门下弟子凡七十二人，不乏后来成为名家的陈巨来、方介堪、支慈庵、戈湘岚、沙孟海、徐邦达、张鲁庵、张雪父、叶潞渊、厉国香、潘君诺等。

赵叔孺最得意的门生陈巨来在《致赵鹤琴函》中写道：“弟随侍吾师，最先且久。发蒙导路，娓娓循循。”陈著《安持人物琐忆》曾风靡一时，其中《赵叔孺先生轶事》一章细数22年师生情。

陈巨来最早拜陶惕若（善乾）为师，一无所得。17岁，偶得吴昌硕“癖于斯”章，闭门仿刻（当时并不知是吴作）。至交赵叔孺上门拜年，陈父拿出陈巨来临的字、刻的印样（“癖于斯”就在其中）求指正。赵叔孺直言相告：“世兄的字，太差了；这刻的印，大有道理，将来必成名家的。”

“不料这寥寥两句话，竟似判决书，断定了余之终身。”陈巨来想，既然字不好就不学了，专心刻印，遂买了《邓石如印谱》，回家瞎仿一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