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希

DOI：10.15938/j.cnki.iper.2021.05.015

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21）05-0080-05

一、问题的提出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抓好网络空间道德建设，提高网络空间公民道德水平。相比2001年《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19年版的重要变化是增加了公民网络道德建设的具体要求，这是源于网络空间已然成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实践的“新场所”。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极大丰富、便捷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但其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逐步明显。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如何回应网络空间道德实践“新场所”引发的挑战？学界存在不同的认知范式和理论主张。网络道德建设论者主张通过新媒体技术、流量控制技术等网络新技术路径进行网络道德建设。但部分学者认为，网络空间是社会公共生活的一个场景而已，并不存在公民网络道德可言。通过公民“自律”与“他律”两个传统维度同样适用于网络空间的公民道德建设。对构建网络空间道德理论的质疑大致包括：网络空间存在是否必然意味着网络空间道德存在？网络空间形态的特殊性需要异于“既有道德”的“网络道德”命题是否成立？

为纾解《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实践的理论障碍，回应上述理论质疑，有必要在学界既有研究基础上剖析公民网络空间道德问题的本质，探索网络空间公民道德实践场所的现实样态及公民网络道德的特殊范式，在此基础上探讨公民网络道德建设的路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