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0世纪20年代，一股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的热潮在我国蔚然兴起，大批青年精英赴苏留学，回国后成长为革命的骨干。陈为人就是其中的一员。

1921年，陈为人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他曾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等职。其间，他两次被捕入狱。

1931年底，在党组织的营救下，陈为人走出牢狱。1932年下半年，组织上安排他管理中央文库。陈为人深知责任重大，便立下誓言：“如果任务出现问题，到了无法挽救的时刻，我就放火烧毁自己的家，与文件俱焚。”

为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陈为人与妻子韩慧英伪装成富商家庭，将文件保存在家中。根据保密要求，文库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工作纪律，独址居住，独立活动，不参加党的会议，不参加示威游行、撒传单等公开活动，以免被敌人盯梢。

此后，陈为人便不再参加党的任何活动。白天，夫妻两人分别做生意;晚上则紧闭家门，通宵达旦地整理文件。他们把厚纸文件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抄成小字，把文件四边无字的空白裁去，尽量缩小文件体积，以便妥善保管和随时转移。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他们将所有文件均按时间、地区、部门、问题等分类整理完毕，并重新装箱。文件的运进调出，完全由韩慧英负责对外单线联系，这也是陈为人夫妇与党的唯一联系。

当时，上海的斗争形势异常严峻，一旦情况有变，必须立即转移文库。为此，陈为人夫妇在几年中多次变换住处。每次转移，夫妇二人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箱箱文件，所幸几次转移都很顺利。

有一次，他们转移到法租界霞飞路一位老妇人的楼上。老妇人的儿子是巡捕，整天张牙舞爪地满街抓共产党员，却不知自家楼上就住着两位共产党员。

1935年2月，韩慧英外出接头时不幸被捕。得知此事，陈为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要马上转移文库！党的秘密条例规定，存放档案之处必须是独幢房屋，可要马上找到既安全又合适的地方实在不易，何况租赁单幢房子还得有担保。陈为人想尽办法，才找到小沙渡路合兴坊15号（今西康路560弄15号）的一幢二层楼房。不料对方竟开价30块银元一个月，尽管价格异常昂贵，陈为人还是咬牙租了下来，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入住，安全转移了中央文库。

此时，陈为人已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没有了经费来源。他既要为保护文库支付高昂的房租，又要抚养三个孩子（大的不过5岁，小的才满周岁），原本清贫的日子愈加困窘。

为了保护文库，他不能出去工作，只能靠典当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当时，全家人每天以山芋稀粥为食，烧饭的煤球都要数着用。他先是变卖了二楼的家具，又卖了值钱的衣服，最后甚至连铁皮罐头之类的零星物品都卖光，只保留了一楼的摆设，维持着一个“老板”的门面。

最后实在迫不得已，陈为人写信向远在河北的妻妹韩慧如求助。韩慧如接到信后，立马就带着自己积攒的300块银元，火速赶往上海，帮助陈为人一起保护文库、照顾孩子。

300块银元也不过杯水车薪，陈为人却总是先付房租，再安排一家人的伙食。要维持生計又不能被人看穿，他总是趁着天黑出门买山芋，回来后悄悄堆在亭子间。最困难的时候，一家人一天只能吃两顿山芋。

可怜的是三个孩子，饥寒难挨。小女儿过冬的裤子就是包文件的包袱。为防止她经常饿哭招来麻烦，陈为人只好把她的手指头塞在小嘴里止哭。一天午饭时，大孩子没吃饱，向爸爸讨食：“我还要吃。”陈为人哄道：“别吃了，这是吃点心呀！点心、点心，就是点点心的，不能吃饱。”

孩子接着问：“为什么我们天天吃点心呢？”看到孩子愁眉苦脸的样子，陈为人不知作何回答，只好强作欢颜地对他们说：“来，我和你们一起跳舞吧！”孩子们坐着不动，陈为人就自己先跳，直到把他们逗得高兴起来。

生活上的艰辛没有压倒陈为人，他内心最焦虑的是与党失去了联系。由于忍饥挨饿、缺医少药，陈为人之前所患的肺病加重了，可又无钱医治，只好吃生萝卜。即使如此，他白天挨饿，晚上还是拖着病体继续整理文件，或是到外面奔走寻找组织。

1935年底，韩慧英出狱回家，给这个家庭带来一缕温暖与阳光。1936年下半年，他们终于找到了党组织。中央特科负责人徐强回想起当时接头的情景，至今难以忘怀：“我见到为人，他脸色苍白，身体十分瘦弱，正在吐血。他不敢借钱，又不敢找朋友帮忙，肩上的担子重啊！”在与徐强交谈期间，陈为人始终保持警惕，徐强多次问起他的住址，陈为人半点信息都没透露。

考虑到陈为人的身体状况，党组织决定将文库移交给他人保管。卸下几年的重担，陈为人一回到家就大口吐血昏倒在地，半年之后病重不起，于1937年3月病逝，年仅38岁。

（根据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的素材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