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伟刚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88）

一、情理裁判的概念拆分与内部关系

情理裁判的概念由“情”与“理”两个核心部分组成，就其具体概念来讲，“情”是指基于对人性洞察和一般道德伦理习俗，在裁判上对当事人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理”是指在裁判结果上的普遍化的诉求和规训要求，要求法官在裁判时达到相对的公平，做到“有据可循”［1］。在中国古代的传统司法上，“情理裁判”具有重要的地位，被认为是我国古代传统司法的主要特点与风格。在“揆诸天理、准乎人情”的裁判准则中，具体案件事实的“情”和代表普遍性规律的“理”是分开表述的［2］。但是在我国古代，“情判”的环节被过度放大，而忽视了对“理”的整体归纳总结，导致司法裁判具有很强的主观随意性，与西方所宣扬的“形式理性”具有很大的区别。

在“情”与“理”的关系上，两者是既有区分，又是融贯统一的整体。相互区分，主要是指两者在概念的覆盖范围上的差异，“情”是横向上依照道德情感对一般事务的具体分析判断，而“理”是指纵向上裁判结果的普遍化、规范化、合理化要求。而融贯统一，是指“情”与“理”在许多情况下其内容都是相互贯通的，对“情”的判断可能是依据具有普遍化意义的道德规范，符合一般的习惯法，因而成为具有推广意义的“理”。正如日本学者滋贺秀三所指出的：“司法官在裁判时必须依据某些普遍性判断标准，应当保证任何人在相同的情况下都能得到类似的处理结果。”［3］在“情判”当中，必然包含了普遍性的判断标准（如道德伦理、约定习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