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伯航

我参加高考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正逐步推进，恢复高考成为当时重视教育的“拨乱反正”标志之一，城乡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尤其在我生活的山区农村，尽管实行土地包产到户责任制，可农户还未从过去长期“大集体”的贫困中解脱出来，物资依然匮乏，生活相对困难。

作为农村孩子，若想改变人生命运，最好出路是通过高考考上大学，毕业后国家分配工作，成为名符其实拿工资的“公家人”。孩子上大学成为当时社会新潮流，无论谁家有孩子上学，家长再苦再累，都义无反顾供读；孩子能否考上大学，维系着家人的殷切希望，关乎着改变未来生存的期盼。

在高考前的一个多月，考生进入全面复习的紧张阶段。每天早晨四点半准时到校参加跑步锻练，开始两小时的晨读；早饭和午饭学校仅给各半个小时吃饭时间，各科任课教师轮流辅导授课解题，下午六点半放学，学生们陆续回家；夜自习都在家里自学，因能自由支配复习，许多孩子彻夜挑灯通宵达旦。

砖木结构教室，每个班挤满70多位学生。学校没有集体宿舍和食堂，学生吃饭从家中自带，没有照明电上课，学生靠的煤油灯；孩子们每天起早贪黑往返学校，要走十几、二十几里的山路，上学路上留下山村孩子许多欢乐和泪水，求知改变命运的高考，成为那一代孩子们难以承受的艰辛。

高考前的紧张学习，就像一架钢琴拧紧的丝弦，压得学生们踹不过气，累倒病倒不足为奇，家长们格外关注孩子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