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修泽

尚全先生：

“改革师者”，我这样称呼您，好吗？一则，您一生痴心改革，诚如您的学术自传书名所言：《一生为改革鼓与呼》；二则，您多年对我“传道、授业、解惑”，确为师者。

本来，今年6 月21 日，我离开北京返长白山小镇前曾给家里通了电话，听说您病情多少有些趋缓，期待您能坚持，能亲历终生难得一遇的建党“百年庆典”。谁知，天有不测风云。6 月27 日传来您不幸离世的消息。连日来，修泽怀着悲痛与思念之情，重温您送我的《建言》，复读您写的《自传》，回看一起的合照，再到您居住过的七号楼前追忆多年来您对我的传授、扶持和指点，往事一幕幕涌上心田……

20 世纪80年代：由神交到相识

1979年春，我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理论研究，重点研究体制问题。1980年的一天，我在报上看到介绍您50年代刊于《人民日报》的调研报告，也是您的开山之作——《企业要有一定的自治权》。您在此文一针见血指出：“工厂自主权过小，中央主管机关集权过多、过细，有诸多弊端。”在揭示这一严重问题的基础上，您提出：在“技术管理”“计划管理”“财务管理”“人员组织管理”和“对外关系”五方面“给企业放权”。您的超前观点、大胆建言，使我心灵受到震撼。也正是受此启发，结合所内分工和改革试点，我着手研究您说的“给企业放权”，并由此拓展到研究更深层的“企业产权”。我不知道，这是学术探索的渊源，还是人生际遇的情缘？

1984年9 月，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召开（史称“莫干山会议”），我有幸参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