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磊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241000，芜湖)

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后期小说，常会有人物形象似曾相识之感。俄罗斯白银时代批评家罗赞诺夫(В.В.Розанов)早已指出：“就《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所透露出来的典型人物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前长篇小说的典型人物都可以被看作是预备性的。”[1]“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活跃在我们面前的不是完成了的人物形象，而是某一个人物形象的一系列影子：仿佛是一个产生或死亡的精神上的人的各种变体、细微变化。”[2]苏联时期的陀学研究者格·弗里德连杰尔也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根据独特的社会心理对比法将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加以分类。他让每一个主要人物周围聚集一群人物形象，他们的性格特点的某些方面与他相近似，另一些方面又与他相对立。如此布局的结果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一个形象仿佛在评述另一个形象，成为一种独特的‘显影剂’，借助于这种‘显影剂’揭示出该人物形象蕴含的隐秘的特点和潜在的能量。”[3]这些评论都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对作家创作中形象相似性问题的关注，但这一相似性在作家后期小说中是怎样体现的？这些相似性形象与陀氏后期小说书写民族历史与文化记忆有何关联？论者们都未详加阐述。我们认为小说中的一连串相似性形象在精神内质方面存有相互映照、逐步强化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关于“人的自由”主题的演进，成为作家以动态方式将历史文化记忆在文学中加以连载复现的有效艺术手段。

1 映照式的人物形象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风格特色之一就在于：他在小说中持续不断地塑造某种类型的人物(思想型)，以此探索“人的自由”发展的不同路径。这些人物分布在不同作品、拥有着某种相似的精神内质，反映出同一性格的不同侧面，形成相似精神的形象序列。围绕同一精神内质的人物系列形象就仿佛一面面镜子，映照出这一特质的侧面身影，形成文本间的人物映照结构。由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各个人物往往有以往文本出现过的形象作为草图，并在不同文本中呈现出次第成长的动态性，笔者以《卡拉马佐夫兄弟》为中心回溯以往，便能够清晰地观察到同序列形象的动态发展。

比如代表人性之恶的形象老卡拉马佐夫就可以追溯到《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中的瓦科夫斯基公爵形象、《罪与罚》中的斯维德里盖洛夫形象、《群魔》中的列比亚德金形象等；蕴含有神人精神的形象也可以从众多小说中勾连出脉络：从《罪与罚》中的索尼娅到《白痴》中的梅诗金、《群魔》中的达莎、《少年》中的马卡尔及至终结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和阿辽沙，这些人物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神人形象发展链条；冲动鲁莽的青年形象如德米特里与《白痴》中的罗果仁遥相呼应；格鲁申卡和卡捷琳娜的性格特征则分明呼应着《白痴》中的女性形象纳斯塔霞和阿格拉雅；叛逆任性的少女丽莎则可以追溯到《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中的涅莉形象等等。非常典型的伊万形象，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不仅有众多人物相照应[4]，在文本外还集结着其他文本中同类人物的身影。但跨文本的同类型人物由于并不直接发生对话或行动的交流，因此只能通过厘清作家创作史中形象的链条谱系，才能显示他们之间的隐秘联系。

笔者以伊万为例，来剖析环绕他的系列形象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映照结构。在论文《伊万·卡拉马佐夫的三重影像》中，笔者已经论及同部作品中众多人物围绕伊万所形成的生命不同阶段的影像。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众多形象谱系中，伊万的形象序列跨度最长，内涵最为丰富。他的出场实际上是众多不在场形象的汇拢集结，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系统中的系列人物形象都与伊万血脉相联。

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前期小说《双重人格》中的高略德金、中期《地下室手记》中的“地下室人”为不能信仰上帝却又苦苦追问存在意义的伊万画出了最粗略的形象草图，那么后期四部长篇小说中的系列形象实是将这草图一步步落实到细处，勾勒出了形象的细致轮廓。《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一出场，就从社会不平等的现象中归纳出社会对待“平凡的人”和“不平凡的人”的双重标准。他根据自己的理论想要做一个不平凡的人，为后来的伊万定下了灵魂追问和行动反抗的基调。这个基调从“公平和正义”的角度出发，对社会不平等的现象作出行动的反抗。在反抗中，拉斯柯尔尼科夫并未泯灭的人性让他认识到自己无法面对无辜生命的死亡，因此不可能成为“不平凡的人”。这是作家摹写的因对自由真义的理解偏差所导致的悲剧。到了《卡拉马佐夫兄弟》，我们看到伊万在苦痛中曾经质问阿辽沙能否在孩子的眼泪上建起一座和谐的大厦，这一质问其实是在追问不平凡或者理想是否可以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已经是对《罪与罚》开篇拉斯柯尔尼科夫理论的推进式显现。

《白痴》中的伊波利特是另一个阶段的伊万。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尝试在《白痴》中描写他古老和心爱的理想——描绘“正面美好的人物”，但是梅诗金形象却略显单薄，倒是另一些灵魂让人印象深刻。其中伊波利特既是陷害郭立亚之父的大尉寡妇的儿子，又是郭立亚的同学，他处处希望得到众人的肯定，却由于思想的不成熟而具有某种悲喜交融的色彩，大量的思想拥挤在这个青年的头脑中，却始终透出一丝黑色幽默的荒诞感。病中的他住在梅诗金租住的别墅里，写了一封长信来诉说自己的理想，这封长信与伊万在修道室里讨论国家与教会的关系，与伊万讲述宗教大法官的故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一个有着自我实现的强烈愿望、却没有相匹配能力的未定型伊万。他最后想以自杀来实现自由意志，似乎提前敲响了基里洛夫“人神论”的思想之钟。

经过了拉斯柯尔尼科夫和伊波利特的形象准备，《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成为最接近伊万灵魂的画像。他因无法信仰而导致精神的虚无和痛苦，最后走向自杀，对伊万形象若是走向“人神”就会走向虚无与毁灭的结果进行了预警，同时也预演了伊万灵魂深处的分裂、痛楚和骄傲。他与伊万形象有精神上的诸多相似，近乎是精神孪生子，但二者的家庭背景和性格并不全然相同。斯塔夫罗金拥有万贯家财和宠爱他的母亲，伊万则自幼丧母寄人篱下；斯塔夫罗金傲慢冲动，伊万则是以外表的冷静理智掩饰骨子里的自卑和自尊。但是斯塔夫罗金和伊万都具备一双穿透世情、直抵真相的“冷眼”，有着常人所不及的犀利洞察力，都处于觅求精神依靠的“寻父”之路上。通过他们，作家生动描画出在魔鬼与上帝争斗的战场上，这些被来回撕扯的灵魂。二者精神的最大共通性就表现在：他们都因尊奉理性至上而无法全心信仰上帝，却又因心存善念而无法完全投身向魔鬼，所以“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关联着他们心灵向何处安放的困境，直抵“一切是否都被允许？”的原则是否存立，其实质是追问人存在于世界的终极意义。因此凝聚在这两个形象上的精神矛盾性在作家创作史上是前所未有地突出，悲剧感也是前所未有地沉重。

相比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侧重刻画斯塔夫罗金与伊万的精神相通性而言，《少年》中的韦尔西洛夫则更多展现出作家对孕育出伊万型青年的社会风气土壤的考量。韦尔西洛夫身受西式教育、崇奉理性至上，尽管娶索尼娅为妻，却仍然无法与俄罗斯文化根基相融。这一形象实际上揭示了伊万型青年之所以处于精神虚无的痛苦中，是因为他们受到当时社会风气及教育的影响。在作家看来，人的精神所遭逢的困境必然受制于社会环境和时代风潮，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描写精神，就必然会追踪生成这些精神困境的历史和时代土壤。作家被归为现实主义作家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真实再现特定历史时代的精神如何投射到个体的精神空间而形成相应的个性和心理。这一现实主义由于深入反映的不是外部客观现实，而是变动不居的主观精神状况，被作家自己冠名“最高的现实主义”，背后掩藏的实是对人的精神自由议题之探求。当代德国哲学家、文艺理论家H.盖里克认为《卡拉马佐夫兄弟》“应是对前三部小说所描述时代的记忆恢复”。[5](盖里克所说的前三部小说指的是《白痴》《群魔》和《少年》，所描述的时代指的是1865年到1870年代中期的俄国社会历史阶段)。如果从恢复时代的记忆角度来看，1865年到1878年之间俄罗斯的社会历史和精神面貌的还原就显得必然且重要。

众所周知，1861年沙皇改革农奴制给俄罗斯历史带来了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在农奴制改革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很难看到作家拥护政治制度改革的直接表态，却更多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对现实予以检视、批判和省察的精神传统之表达。《少年》因形式不和谐及形象的粗糙感，在作家评论史中向来不是一部被普遍认同的小说，但《少年》对时代风气的揭露却不亚于任何其他小说。围绕老公爵的遗产问题，时代对金钱的推崇和迷恋就投射在女儿对父亲的不当做法上；在代际关系中，阿尔卡季的亲生父亲韦尔西洛夫对儿子不闻不问与阿尔卡季把父亲当作信仰化身加以寻觅构成了反讽；在俄罗斯与欧洲的文化对峙中，马卡尔所代表的民族传统与韦尔西洛夫所代表的西欧文化精神格格不入、难以交流。这些都显示出作家对产生韦尔西洛夫式人物所存在的社会状态之追查。因此如果说《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是最接近伊万精神的原型，那么《少年》中韦尔西洛夫形象就最为典型地展现了培育伊万类型青年的父辈土壤。

总的看来，从《双重人格》中高略德金的自我分裂到《地下室手记》中“地下室人”的任性自由，从《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理论指导行动到《白痴》中的伊波利特对人世的思考和愤怒，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形象与伊万精神上的血缘关系。而最接近伊万精神内核的文本形象，无疑是《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和《少年》中的韦尔希洛夫。这些不同文本中的形象既是伊万脱胎而出的序列草图，又形成环绕在伊万周围的反射之镜，伊万的精神特征便在众多跨文本的形象之镜中交叠相映，这就形成跨文本的人物映照关系。

围绕跨文本存在的伊万形象系统，我们可以进一步归纳后期五部长篇小说出现的同一主题演进现象。这具体表现为《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分别为《卡拉马佐夫兄弟》关于“人的自由”主题的书写提供了不同进路和镜像，形成各个作品中同一主题的次第叠映，并逐步发展到终结之作中最成熟的艺术表达。

2 自由主题的演进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世界中，“人的自由”既是他探索人性奥秘的议题入口，也是串联他后期五部长篇小说主题的主线。这一议题从《罪与罚》到《少年》已经历经了各种人物设置和情节铺排的实验准备，最后如同射线般将光束集中定格于《卡拉马佐夫兄弟》。《卡拉马佐夫兄弟》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天鹅之歌，就是后期小说的重要议题“人的自由”的最后落脚点，以它为中心来看，建立在跨文本的人物映照结构之上的主题演进现象颇为明显。

跨文本的主题演进与跨文本的人物映照结构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前者正是建立在后者基础之上、并通过后者实现的。这是因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创作生涯中，人性的奥秘既是他终生致力解开的秘密、又像一条红线可以串联他所有的小说。作家笔下的每部小说从人物到主题的设置都与这条红线有着或隐或显的关系。随着创作主体思考的深入，人物在文本中呈现出变化成长的序列。但更重要的是，伴随着形象成长序列出现的同一议题跨文本的现象实际上构成了小说间的合唱，即同一主题落实到不同小说中有不同侧重点，而且同一主题在后期小说中的次第发展最终酝酿出最成熟的艺术表达，显示出作家思考的动态轨迹。

关于“人的自由”这一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后期五部小说中从两个层面进行了递进式探索,即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以及人如何达成真正的自由。《罪与罚》中对自由的探索重在突出拉斯柯尔尼科夫将为所欲为即自由的观念转化为行动后所遭遇的困惑和痛苦，并以索尼娅的爱为这种自由恶果提供了试探性的出路；在《白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给周围人带来了精神震荡的正面人物梅诗金展示了爱的力量，但是梅诗金最终无力阻止悲剧的发生，又表现出作家探索中的犹疑和迷惘，结尾更是借助阿格拉雅母亲的一句话——“所有这一切，国外的全部生活，你们的整个欧洲——统统都是一片空幻。”[6]显示了作家对西欧文化中自由与虚无关系的初步思考；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群魔》和《少年》揭示了虚无思想在追寻自由中扮演的负面角色，但依然没有给出拯救虚无的最终方案，不过从《群魔》开始，作家对人精神深处的分裂性和虚无感的体验越来越敏锐；《少年》中作家深入考察产生青年精神虚无主义的社会和时代土壤，显示出寻找根源并加以反省的倾向；及至《卡拉马佐夫兄弟》，我们看到实现自由的多重进路分化到三兄弟的精神道路选择中——米卡选择了自省和自赎，伊万的命运是作家的留白、其结局存在多重可能，阿辽沙则接持了佐西马长老的信念，自由选择施与爱，成为拯救他人的火种。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作家既回答了什么是真正的自由，又用佐西马长老的践行展示了如何达成真正的自由，即自由选择爱、向他人实施神人之爱。

由此可见，自由议题题经过四部小说的递进发展，到了终结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有了明确清晰又丰富的艺术表达。围绕“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以及“如何达成自由”，我们能看到这一主题犹如一道射线贯通后期五部小说。从《地下室手记》强调“任性的自由”之于确立“我”的重要性，到《罪与罚》中探索“任性的自由”走向极致会导致的奴役或残害他人的恶果，再到《群魔》中揭示虚无思想对自由的戕害，以及《少年》中放任自我的韦尔西洛夫对子辈的不良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致力于刻画走向自由对立面的“人神”的可怕。及至《卡拉马佐夫兄弟》，通过阿辽沙的成长以及宗教大法官的故事，作家以艺术形象显示出真正的自由是对奇迹、神秘和权威的全面克服，是自由选择爱的信仰，这爱是艰难残酷的，因为它指向的是牺牲自我，奉献他人。作家深刻描画出自由的初始、歧路和终点的三个阶段，展示出三个阶段中“我”之于自由的辩证过程：确立我—唯我—忘我。他既追溯出社会风气孕育出的时代精神状况，又以佐西马一类融合了俄罗斯传统文化精神的神人形象诠释了如何获得真正的自由。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小说中关于人的自由议题的探索行迹。

通观五部小说，可以发现“人的自由”主题在各部小说中层层递进式发展，从我与上帝、我与他人、我与自我的不同角度进行了多面申发，对于自由真谛的思考始终伴随着对俄罗斯人精神现状的描摹和追查。这描摹追查实际上与作家的创作立场联系紧密，作家自己在给他人的信件中曾经强调，艺术家除了诗意之外，还要格外关注历史和流动着的现实详情。出于这种关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追查和描摹中借鉴了俄罗斯当时发生的各种真实案件，使得小说成为俄罗斯民族历史、政治和文化的记忆载体，并以文学特有的方式对现实问题予以“想象”式的解决，同时也精准预言了人们在未来时代将要面对的精神困境。映照式人物和演进性的主题就成为构筑这些记忆的有效手段，可以视为具有记忆功能的艺术形象和主题。

3 创作立场——关注历史与“流动的现实”

在后期五部长篇小说中，映照式人物乃至演进性主题促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思想力度的递增，也是构成多种声音平等对话、展现无限可能性的艺术地基，由此作家的后期小说才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巴赫金对作家小说人物声音的多样化和平等化、声音的互相应答现象有过精辟论述，但是不同文本间的类似人物所形成的形象序列性、其思想观念的递进式发展，各个序列最后在终结之作的齐声合唱所衍生的高度经典性又是他未加详论的留白。这其实涉及到文学的记忆功能以及相应的艺术处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后期的文学书写中暗含了自己身处俄罗斯社会转型期时的文化焦虑、情感体验与文化选择。作家借由多部小说中尤其是《群魔》《少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父子冲突隐喻性地表达回归俄罗斯传统文化根基的愿想，同时采用并置多种可能性的艺术叙事，来否定理性至上的西欧文化倾向，这些形成了作家独特的记忆书写和文化创造，充分呈现出文学与历史、现实、政治、文化的多向互动。其中作家小说中的映照式人物和演进性主题就是记忆书写的有效手段，这些人物和主题也因此成为具有历史文化记忆功能的形象和主题。

德国当代历史学家约恩·吕森将历史界定为：“历史建立于一个特定的时间经验之上，这一时间经验是对‘危机’的回答，危机必须通过诠释而被处理和克服。”[7]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文学也如历史一样建立在作家特定的时间经验上，不仅是对人的精神危机的洞察，而且以想象的方式提出处理与克服的方案。映照式人物和演进性主题也并不是作家艺术承袭性的表现，而是他在时代现实中观测并连载人的精神危机的的独特艺术手段。这种对现实的关注就表现为作家的创作尤其是后期五部小说，基本上都有真实案件或见闻作底。比如西伯利亚时期囚徒的故事以及俄国报刊登载的刺杀事件之于《罪与罚》，涅恰耶夫案件之于《群魔》，维也纳谋杀父亲的孩子们的新闻之于《少年》，鄂木斯克监狱的见闻以及彼得堡市长遇刺事件之于《卡拉马佐夫兄弟》等等。

不可忽视的是，即使是以真实事件为底，作家也并没有将任何事件孤立地进行艺术加工，而是放在历史与文化的传统中予以检视，密切关注历史和“流动着的现实”。比如被引入《群魔》的1869年俄国报刊刊登的涅恰耶夫案件——受无政府思想影响的秘密团体成员在涅恰耶夫带领下，杀死有叛变嫌疑的成员伊万诺夫。这一真实事件进入作家的艺术创作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致力在小说中还原这一案件过程的残酷真实性，而是力图在1860年代俄罗斯大地一片混乱的背景中，突出西方思想进入俄罗斯大地之后所引发的虚无主义思想对俄罗斯青年的戕害。作品中斯捷潘对斯塔夫罗金以及彼得的精神影响，不仅延续了屠格涅夫《父与子》的主题，而且深化了这一主题，使之呈现出西欧文化与俄罗斯文化传统之间的对峙与冲突，同时还隐含着回溯俄罗斯传统文化根基的寻父主题。不仅如此，在《群魔》中作家还借人物形象直接影射批评屠格涅夫的西方派思想，并借人物之口直接品评众多文学家，这部小说因此最直接最显著地与作者所生活的时代产生激烈碰撞。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焦点并非在于描写定型的现实，而是重点描写正在发生的、持续变化的现实。在他引入小说的各类真实案件中，作家不仅从中观察到犯罪心理的特殊性，而且领受到时代思潮对精神走向的制约与影响，更预测到人的精神困境和历史进程之间的密切联系。作家通过自己的艺术想象和创造把这些观测与思考落于笔底，形成对历史的追忆与现实的连载。

当《罪与罚》中思考着不平凡的人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白痴》中哀伤生命的盛宴与己无关的伊波利特，《群魔》中秉持着虚无思想的痛苦的斯塔夫罗金，《少年》中打碎圣像的韦尔西洛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追问一切是否被允许的伊万，都被作家置于民族历史与文化对峙的时代大背景中予以呈现和审思时，这些精神性的个性或人物就不是孤零零的个体现象，而是俄罗斯大地特定时代中的成套产物，是持续变化着的思想现象，是走在自由迷雾中的动态形象序列。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创造他们时，也以自己的宗教想象为他们提出了解救之路——通过东正教信仰对人的灵性精神进行形塑提升。从《罪与罚》结尾中，作家暗示拉斯柯尔尼科夫在索尼娅的陪伴中将逐步走向精神的新生，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作家直接描写阿辽沙在石头边对孩子们宣讲因爱复活，可以见出作家越来越把通过提升个体的精神境界，达成整个社会的理想状态这一宗教乌托邦式梦想，看作是对人类精神困境的终极解决之道。

在现实观照与历史沉思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助映照式形象与演进性主题来赋文本以历史文化内涵，既呈现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的特征，又传达出身处1860年代社会转型阶段俄罗斯人的情感体验和文化焦虑，同时作家也作出了相应的文化选择——通过传承民族文化记忆来抗击西方思潮的全面侵袭，并在小说中以宗教乌托邦式的想象构建了一个由个体精神升华达成理想社会的解决方案，实现了对民族文化的追忆和拓展。五部长篇小说围绕自由主题步步追索，就不仅将创作系统中形象序列和自由主题的相似精神打成一片，更是将俄罗斯精神内部的历史沉思和民族传统的文化意识融为一体。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五部小说也就成为俄罗斯历史与文化的记忆载体，蕴含着作家对俄罗斯民族未来的深沉忧虑与无限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