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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球迷集体欢腾与社会失范现象的社会文化解析

2021-11-23刘潇锴

当代体育科技 2021年36期
关键词:观赛国安围巾

刘潇锴

(中国人民大学体育部 北京 100872)

近年来,我国足球事业不断蓬勃发展,党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以振兴我国足球事业、建设体育强国。在足球改革与发展进程中,球迷以及球迷文化是不可忽视的一环,球迷文化是足球文化发展的基石,也是检验足球发展水平的有力证据。我国发布的足球改革方案中[1,2],均强调要积极培育稳定的球迷群体和城市足球文化,球迷文化作为足球职业化的产物,对足球运动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3],职业联赛可持续且良性发展的关键是联赛能够吸引并留住球迷,忠诚的球迷群体能促进职业联赛的改革与完善[4,5]。近年来,中超发展势头迅猛,但相比于“五大联赛”,在球迷文化、联赛运作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6,7]。

作为中国足球职业化后首批成立的职业俱乐部之一,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发展至今,已初具底蕴,同时也引领着国内球迷文化的发展[8]。数据显示,2019赛季北京国安的主场平均上座人数达到41801人,仅次于广州恒大的45795人,同时该赛季主场观赛人数的最高纪录是国安主场的57056 人[9]。观赛文化依靠的是球迷群体,尤其是忠诚度较高的球迷[10],现场观看足球比赛时的观赛仪式可以让球迷感到深度参与感及归属感,“围巾墙”“看台人浪”等都是国安球迷情绪欢腾的表征。以文化学的视角来看,在过度欢腾而又缺乏抑制的过程中,可能会引起个别球迷的失范行为,二者具有互动互促的关系[11]。因此,该文将以社会学和文化学的理论为基础,研究现场观看足球比赛观众的“集体欢腾”与“社会失范”行为,以探讨优秀足球赛场文化的对策与建议。

1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1.1 集体欢腾与社会失范

1.1.1 球迷的集体欢腾“集体欢腾”是涂尔干后期宗教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集体欢腾的视角下,涂尔干表达了日常生活状态突然断裂的必然性,它是对初民社会场景的再现。集体欢腾不仅是宗教理论的主题,也是社会学理论视角之一,因此集体欢腾不仅是初民社会的一种场景,更存在于现代社会中[12]。而球迷群体将观赛的仪式、助威方式等视为符号象征,通过共同体的意识影响个人,从而达到集体欢腾的状态。

集体欢腾是球迷在观赛过程中创造出的仪式感,进而形成球迷的集体认同,从而达到集体欢腾。球迷因为相同的特定目标而聚集在一起,并形成共同体[13],他们带着对球队取得胜利的期盼与对球队的热爱来到现场观赛,球迷呐喊着同样的口号、高唱着相同的队歌、举行着一致的仪式,他们具有共同的价值认同、相同的利益诉求以及非常强烈的相互认同感[14],因此球迷在现场观赛过程中的助威行为,可以纳入“集体欢腾”的范畴。

北京国安作为一支拥有近30 年历史的传统强队,依靠其光辉的荣誉以及与球迷多年的互动,拥有着深厚的球迷基础,建立了多个稳固的球迷组织,如北京球迷协会、绿色狂飙、御林军等[15]。其中,北京球迷协会是北京国安最早成立的球迷组织,最初仅负责组织球迷一同到现场观赛,随着球迷文化不断发展创新,先后出现了“围巾墙”入场仪式、巨幅“Tifo”、球门后看台文化等震惊中超的助威方式[16],球迷的全情投入以及疯狂的呐喊,时刻诠释着球迷的集体欢腾。

1.1.2 球迷的社会失范行为“社会失范”是由涂尔干在其《社会分工论》一书中提出并作出系统阐释的。失范在宏观层面指社会规范体系本身的消解和失效;在微观层面指社会成员的行为与制定的社会规范相冲突[17]。该文讨论的是微观层面的失范,即球迷群体在现场观赛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辱骂球员、裁判或投掷杂物等行为。我国著名学者卢元镇,将球迷分为求知型、审美型、娱乐型、求同型以及发泄型5 种[18],其中发泄型球迷容易受到情绪感染而产生比较过激的行为。球迷在现场观赛时,具有高度一致的精神寄托,球队就是他们的精神图腾与符号象征。球迷都希望自己支持的球队获得胜利,因此当球队在比赛过程中表现不尽如人意时,球迷可能会把宣泄的矛头指向球员或对方球迷,造成极个别的言语辱骂或其他不文明现象[19,21]。

1.2 北京国安球迷文化

自北京国安建队以来,国安球迷自始至终都用实际行动证明着对国安这支球队的热爱、对足球这个项目的热爱、对北京这座城市的热爱。球迷的全情投入以及疯狂的呐喊无不感染着其他俱乐部的球迷,甚至影响了许多对足球无感的人,使他们也加入到了国安球迷的行列之中。北京国安的球迷一直是国内球迷文化的领头羊,对于国安球迷而言,北京国安是一支值得深爱的球队,更是一种北京精神。如此狂热且专业的球迷具有极高的研究意义与价值。学界一般认为,球迷文化的建设是俱乐部文化建设的根基,国安球迷文化不同于其他俱乐部球迷文化的原因主要在于地域文化的差异,这也造就了不同的俱乐部文化建设[22,23]。

2 “围巾墙”所诠释的集体欢腾文化的仪式感

2.1 “围巾墙”所指征的集体认同

在国安球迷群体之中所体现的现代社会集体欢腾现象不在少数,如独一无二的入场仪式、贯穿全场且整齐划一的助威声与呐喊声、别出心裁的助威歌曲、独具特色的看台舞蹈、如雷贯耳的队歌齐唱、全场站立的助威方式、波澜壮阔的看台人浪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入场仪式中的“围巾墙”,当入场音乐响起,球员昂首阔步迈进球场时,球迷在看台上用双手将围巾高举,筑起一面面绿色的“墙”,时刻鼓舞着正在入场的球员。

国安围巾墙的雏形是2009年京津焦点大战入场仪式中球迷高举着的绿色A4纸,它象征着球迷对球队的支持与热爱。这一举动瞬间震撼了所有国安球迷,此后在入场仪式时,球迷将国安围巾高举过头顶,筑起“围巾墙”,围巾墙也因其极为壮观且具有象征意义,迅速成为国安球迷文化的重要符号。“围巾墙”的仪式能广受接纳,有其文化学和社会学的归因。这主要归功于国安球迷高度的集体认同感,他们深爱着这支球队,具有极高的忠诚度,因此对这种富有仪式感的助威方式迅速产生认同并付诸实践。“体育不止于体育”,这句话将国安球迷的集体欢腾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的行为已然超越了体育的范畴,是对某一事物保持高度关注的集体认同,是富有相同情感的共同体。“围巾墙”源于“绿纸计划”,更源于国安球迷的集体共识。

2.2 围巾墙成为球队独有的符号象征和具有仪式感的集体欢腾

“围巾墙”作为国安球迷集体欢腾的代表性现象,极富仪式感,这种球迷的仪式感也是球队的符号象征,同时也为国安球迷刻上了烙印。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24]可以解释围巾墙的符号意义。它作为一种符号象征,已成为国安以及国安球迷在社会互动中的符号标识,提到“围巾墙”就会首先想到国安球迷,想到独一无二的入场仪式,想到他们的集体欢腾。

在现场观赛时,比赛开始前会进行入场仪式,从球员入场到国歌演奏,在球场内的每一个个体都会参与其中,球迷心中的仪式感便会油然而生。入场仪式从内容、行为、语言等方面时刻体现着仪式感,而仪式行为最能直观体现球迷的认同感,也象征着球队和球迷的符号意义,因此作为仪式行为的“围巾墙”,通过强有力的仪式感,渲染着赛场的氛围,即使是这种静止的动作,也可以让高举着围巾的国安球迷“血脉喷张”,将“围巾墙”这种集体欢腾的形式演变为国安的符号象征。

3 球场社会失范行为的文化学解析

巴赫金认为,谩骂具有“释放”功能,它是一种自由意识的突然放纵,一种心理的解脱、心灵的松弛。当球迷身处看台时,淹没在数以万计的球迷之中,他们会情不自禁地跟随其他球迷一起呐喊,这是他们的心理情绪宣泄,为他们提供了释放因生活工作带来的压力的合理场所。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国内外学者都认同体育赛场是社会情绪的宣泄场和社会心理的减压阀的观点。虽然宣泄情绪是球场看台的一部分,但以“京骂”为代表的不文明现象很显然是社会失范行为的典型代表,过度激动和不加管控的情绪极易引发赛场暴力等重大社会性事件,有时甚至会导致突发性伤害事故。随着国安俱乐部对文明观赛的宣传以及球迷的高度自觉,如今在国安主场的京骂现象已是个例。宣传文明观赛的同时,对观赛文化进行更有力的监管,同时辅以“围巾墙”这种积极欢腾形式的正向引领,让更多的欢腾助威方式涌入球场,以限制失范行为的发展[25,26]。

4 结语

球迷的集体认同、集体归属感、对明星球员的崇拜、对胜利的期盼都是体育赛事,特别是像足球运动这种直接身体对抗类运动的项目文化所决定的,由上述运动项目文化和社会心理因素所导致的球迷集体欢腾是一种积极的情绪释放。赛场的集体欢腾与赛场的社会失范行为是足球赛场文化研究的主题,由热烈的“围巾墙”到个别球迷出现“京骂”的失范行为之间有一个重要的社会机制主题。深入探析并研究赛场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与互抑的机制,对于塑造文明的赛场氛围具有重要意义。球迷的失范行为可以通过对文明观赛的宣传、对积极欢腾行为的倡导来限制。诸如“围巾墙”这类体现球迷情绪的集体欢腾值得学界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并以此为基础,创造更多值得学习的球迷文化,更好地抑制球场失范行为。现代体育已超越单纯运动的范畴,成为一种特殊文化,良好的球队文化才是与象征球队品牌的软文化相符合且能够促进球队所在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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