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鸿，吕思泓，王天翔

历史是一个意义链和问题链定义的精神世界，一种文明的生存之道就是一种文明的生长方式和维持存在的方法论。中国养生，作为贯通古今的文化传统，在社会变迁中被赋予价值和意义而世代相传，它保持了中国文化的连续性，为社会带来秩序和意义，成为“世代相传的行为方式和对社会行为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新时期重新认识中国养生，既是文化自觉的需要，也是在丰富世界健康文化多样性、完整性中获得文化自信的应然之举。为此，本研究从中国养生的哲学本源出发，在社会／文化互动的视野下阐释其作为大众文化的缘起与内涵，在传统与当代的连续性中确立当代大众养生实践的特殊意义。

1 文化史视域下的中国养生

西学东渐，国人思想为之丕变，百年来中国养生在西方健康文化冲击下其文化独立性遭到弱化。“中国数千年来哲学的医学，一变而为科学的医学”，西方科学话语主导的、以身体运动为主的健康之法使中国养生退居一侧。此后，听起来像神话或宗教的中国“哲学医”成为西方现代医学的附庸。自然地，获得现代科学和医学证明的西方体育成为人们运动养生之“正途”。例如，在1932年8月的“洋土体育之争”中，武术的养生功效饱受“无科学依据”的质疑。尽管如蒋维乔者，在时代变迁中最终选择了回归民族传统体育，但他们在肯定传统的同时亦不反对西方体育。相较于西方体育“游戏性的身体竞赛”，以个人修炼为主的传统体育形式缺乏游戏的关键要素（可以完成的目标、有难度的任务、即时的反馈）。于是，强调功夫“修炼”的中国养生让位于科学、有趣的体育项目，中国失去了以固有传统构建养生方法论或者养生知识生产上的立法能力，传统养生萎缩、蜕化为西方体育、卫生征服世界的一个附属或分支。

反思之，中国养生应在独特的社会变迁和环境中确立其大众文化话语。中国养生在哲学上表现为万物一体的“整体性”，在实践层面则表现为导引、行气、服食、房中（道教），修身养德（儒家），以及禅定修心（佛家），贯穿于治世、治身和治心的人生过程，随社会变迁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面向的侧重。由此我们认为，中国养生以“阴阳调谐”为路径默契天道，以动静相宜、身心共养为方法悦智悦神，以对人之本能（食、色、情）的节制为要务，是一种极具中国文化古老智慧又面向日用伦常、深具社会意义且与时俱进的健康之道。比较来看，以运动为主的西方“健康”观念与文化、技术发展密切相关。事实上，直到18世纪以后，随着基础科学（氧气的发现等）的发展，身体锻炼才与健康紧密关联并成为促进健康的主要方式。在此之前，巫术、基于体液理论的放血疗法是西方人保持健康的主要方式。所以，健康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健康问题”本质上是社会问题，应该通过改进社会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的方式来促进健康。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养生大众文化视角的探查有利于我们跳出“中西健康文化优劣之争”，发现中国养生文化与社会融合共生的独特意义。

2 中国养生大众文化之渊薮

中国哲学的宇宙论以“生成论”区别于西方哲学之“构成论”，从本源上决定了中国养生“天人合一”的一元论特征。以大小传统互动为动力，中国养生以植根于生活世界和日用伦常的摄生之道贯通天地万物，展现着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共在，诠释着思想与实践的高度统一。

2.1 汇通天地万物的生命哲学

如果说中医是“哲学医”，那么以中国哲学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养生则是典型的“哲学之养”。从传统的宇宙生成论窥探生命奥义，是我们理解中国养生智慧的起点。“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故甲骨文“生”字形作“”，刘巘《易义》中说：“自无出有曰生。”生命从无到有，开启万物之始，故《周易·系辞传》赞叹道：“天地之大德曰生。”在“养生”一词中，“生”主要指生命，与生长、生活、生态紧密联系。《周易》说“生生之谓易”，“生生”彰显出让一切存在都能够继续存在，让一切生命都繁衍生息的自然之本意，“共在”成为万物得以存在的最重要条件，由此可见中国古典生命智慧超时空的现代色彩和普世特征。

“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此“气化天道系统”被中医经典诠释为“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宝命全形论》），继之人以“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而“气散则分之，生化息矣”（《六微旨大论》）。气既是构成人体的基本物质，又是人体的生命动力，体现着人类生命的时间性特征。如果宇宙万象都能返回到“万物一气”的混沌统一中，那么宇宙化生论就会为与化生万物之“道”保持一致提供实际洞见。换言之，以超验之义理解人类生命形式的终极起源，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活动具体的、实际的状态。气的动力学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生命存在的具有连贯性和偶然性的时空纹理，以及生命不可化约的多样性和必然的物质形式。由此，每一个人在天地“德流气薄”（《灵枢·本神》）中产生的生命，都能在不同的时间和角度看到纷繁的意义。以此观之，以阴阳和谐为精髓、道术合一的中国养生，是中国人对生命的一种实践过程，且具有相当的时空穿透力。

2.2 大小传统互动中的文化传嬗

养生知识与实践充分体现了“大小传统”的互动关系。中国人很早已自觉到大小传统之间共同成长、互为影响的关系：一方面，大传统起着文化教化和传递的作用，维系着共同的文化意识（如孔子所说《诗》、《书》、执礼等“雅言”）；另一方面，小传统是大传统的源头活水（如汉武帝设立乐府之官，系统搜集民间歌谣）。“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众。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跷，故导引按跷者，亦从中央出也。（《黄帝内经·异法方宜论》）”《黄帝内经》本身代表了养生的“雅言”，而其对于养生的言说充分体现着来自民间小传统的特色实践经验。后世导引按跷之术的系统化、精细化，可谓大传统重回民间的创造性转化。

“日子好了，国家好了，就愿意身体健康”，养生象征着高质量的生活，其潜在的“品位”意识具有阶层区隔的意象。富裕阶层以“颐养”“雅趣”为世俗下层提供了值得艳羡和模仿的生命护养方式，并且这种养生方式作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固定下来，以“文明”之态变成了社会强制。除了艾利亚斯式的“文明进程”，养生亦具有“阶层僭越”的维度。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阶层之间依赖程度的不断提高，在人们对向往的生活方式的模仿和追求中，养生实践的文明化程度在大众层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宋代以来，印刷术大为普及，至明清两代，大批知识人借出版商业化、大众化之势，将养生知识推向市场而惠及万家。当今媒介日渐发达和多样化，加之全球化的疫病危机（SARS、禽流感等）、政府因医疗改革压力鼓励自我保健、传统文化的复兴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为新时代知识精英宣传古老中国的养生智慧提供了绝佳契机。贴近日常的养生指导与超验的养生理论互参，形成大小传统（精英／大众）互动的新时代文化景象，进一步促进了养生大众文化的生成。

2.3 时代变迁中的身体哲学“功夫”

中国哲学是在身体力行的过程中追求理想境界实践的“功夫”，从中国哲学生命法则到中医经典具体化的养生指导，再到因宗教而殊途的摄生之法，形成了古人在与身体、心灵、天地万物和谐对话中的养生智慧。传统养生形而上的哲学之思，是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之中“体现”出来的，这个过程赋予了生物学意义的身体以历史性和多样化的社会意义。时代变迁是大众养生的重要社会动因，古老中国在跨越百年的动荡和变迁之后，大众最终摆脱了物质和精神生活匮乏的束缚，养生成为人们在新时代“全面小康”愿景中追求幸福快乐、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在医疗商业化、市场化的背景之下，一方面媒体通过对健康素养教育的推广，形塑着人们的养生实践；另一方面大众也以实用养生经验的“自我技术”缓解对于疾病的潜在恐慌，试图节省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冯姝娣和张其成对北京市民日常养生实践的民族志记录为我们呈现的当代国人养生百态，表明养生活动绝不仅仅是独善其身之举，也是自我治理主体形构的“生命政治”过程，具有深刻的社会属性。

作为人之生命样态的“生活”不仅仅是生物学结构的组合，更是社会文化的建构过程。中国台湾学者李建民指出，“研究中国医学史的进路必须是一种再中国化（＝去西方化）的历程”。中国养生是一个贯通古今、面向未来的开放文化系统，它随社会变迁在不同历史语境中被展开，并延续至当今大众的日常生活。所以，我们同样应对中国养生给予生物学意义之外的关注。

3 中国养生大众实践的丰富内涵

中国式养生一方面是基于健康长寿美好愿望的身体养护，另一方面也是人与社会、国家获得关系平衡的手段之一。人们以自信的健康观念维持着日常生活中围绕身体健康展开的复杂“平衡”，展现着以谦逊的人生态度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幸福快乐的能力。

3.1 中国养生大众实践的历史面向

回顾历史，跃出文本的养生实践植根大众，具有脚踏实地的具体性和实用性，它与社会阶层紧密联系，由此折射出层次分明的丰富生命实践景观。

3.1.1 实用主义的生存技艺

在张安福（2006）《唐代农民家庭经济研究》、程民生（2008）《宋人生活水平及币值考察》、吴慧（1985）《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等考证中，中国历代平民日常生活的困苦之象清晰可见。在兴亡百姓皆苦的中国古代，百姓养生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维系身体健康服务于日常生产生活，可谓是地道的“求生存”之举。质言之，以农耕文化为主的养生活动基本是以“节令”为时间轴，以实用为原则的。因此，尽管普罗大众的养生活动在历史记载中难觅踪迹，但如“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等种种基于生活经验的养生知识广为流传，十分生动地刻画出民间养生的朴素之态。这些以“十要”“十忌”之类顺口溜总结的养生格言涉及饮食、运动、情志等日常生活的多个方面。在“常规”方法之外，人们无奈之下甚至将健康委身于民间宗教的各路神祇，以期祛病除灾，这可以看作底层民众养生实用主义的极端表现。

3.1.2 以退为进的处世智慧

作为“大众”另一重要组成部分的士人群体，其养生之意不限于市井民众的祛病消灾。“自从落江湖，一意事养生”（苏辙：《和陶渊明饮酒》），往往政治的挫折使士人的“弘毅”之志与现实之间出现高度的紧张，身心的调适成为其必修之课。养生此时成为张良功成之后以“行神仙导引之术”避祸远害的智慧之举。福柯认为，社会支配、控制、塑造身体，但身体并非单方向地接受社会的改造与模塑，其亦有一定的反抗与再造社会之能力。故古代士人亦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养生之态，表达对权力的抗议与鄙弃，形成巴赫定所谓“丑怪身体”对社会礼教控制的消极反抗，以此实现身体的“去社会化”。另一方面，这种去社会化的“尘外遐举”之养，亦可能产生“树箕颖之风声，以昭儒家功令”的欲擒故纵之效，最终以入世之态实现身体的“再社会化”。此时，养生成为士人在身处的政治场域虚与委蛇、明哲保身的手段之一。

3.1.3 尊生重养的生活雅趣

对于古代富裕阶层而言，养生又作为生活“雅趣”呈现。古代富足阶层以规划休闲生活作为浮世寄托的良方，形成了作为“雅趣之养”的阶层意象。官宦士绅、文人雅士以中庸之态度经营生命，以导引行气、琴棋书画等休闲活动调养身心，进而通过养生方法的琢磨、养生态度的坚持以及养生理论的书写，呈现着特殊的生命体认，塑造出高濂、李渔等中产阶层典型的“尊生”形象。这样的养生成为一种生活态度和与天地共生的生命观，表达着富足阶层的生命哲学，其目的更多的是为保持生命的清醒与自觉，追逐精神的满足与自如。这种养生“雅趣”一方面表现为生活的实践，另一方面表现为知识的书写总结、代际传递和阶层传播，随着知识普及和识字群体的扩大，养生知识获得进一步的大众化。

阶层区隔生动展现出养生的丰富生命实践样态，养生“常识”穿越阶层又贯穿其中，将宇宙原则、医学理论同日常生活相结合，成为文化传统社会惯习的“即时”展现，在当代以大众文化之态呈现着过去与此刻的“同时代”。

3.2 当代大众身国同一的政治认同

大众文化是理查·霍加特和雷蒙·威廉斯等人眼中普通民众对自己真实的和想象中的从属地位积极认知的过程和实践，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在民俗学家赫尔曼·鲍辛格看来，日常生活一方面是以实用为导向的循环往复，另一方面，又在后工业社会世界的裹挟中与时俱进。养生不仅在传承下来的秩序中构建个人生活，而且延续着作为“生命政治”的社会意义。

3.2.1 以空间和谐服务社区治理

中国的百年巨变塑造出了古今判若霄壤的政治世界，在后集体时代“小康”跃升为“全面小康”愿景的时刻，如何享受国家富强带来的美好生活，古人的“全身”智慧凸显了它特殊的当代意义。大众身体与丰富的传统遗产和复杂的当代状况连接起来，养生成为以生存技艺、经验法则与日常惯习为形式流传于市井生活的“文化综合体”。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民众健康长寿不仅是国家强大的标志，更是国家富强的坚实基础。养生活动一方面是资本全球化浪潮（医疗改革）冲击下的产物，另一方面又以丰富多彩的健康活动重塑、巩固、维护了新的集体空间，以列斐伏尔所谓的“市井之欢”抗拒着资本化的侵蚀。如此，大众构建的养生实践既以传统延续的大众力量践行着“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号召，又呼应着“构建和谐社区”的时代要求。

3.2.2 以甘苦调和构建文明世界

在积极的养生者看来，国家是国民的集合体，人民群众通过自身努力克服困难，等同于为国分忧。正如他们所说，“养生可以少得病，减轻子女负担，对家庭、社会都有好处。”养生不仅能让个人受益，同时也是对国家与社会的责任分担。首先，积极主动的养生是应对医疗市场化带来的“望医却步”问题的良方，也是对国家推动的“全民健身”政策的积极响应。其次，通过锻炼，人们维持了健康的体魄，也为社区生活品质的改善树立了良好榜样，成为健康社会与国家强大基础的象征。再次，养生以身体锻炼和心态调适的有机结合调和生活之甘苦，以个人生活的平和为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最后，人们以养生艺术的传统历史特质塑造了“文明”的主体。大众阐释的养生原则显得陈旧而凌乱，但他们的语言和习惯、品味和乐趣在根本上与伟大传统产生了共鸣。相对于“酒吧街”“舞厅”等国家和政府倍感棘手的花花世界，大众的养生活动以和谐社会“正能量”与之分庭抗礼，展示着健康有序、有条不紊的文明世界。

3.2.3 以身心和谐调节人口健康

改革开放40年来，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满足之余将“灵魂落在了身后”，在人们目视一物“向钱看”的浮躁中，“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等调整心态平衡的伦理训诫重新唤起大众的共鸣，以“吾心养吾浩然之气”的宠辱不惊规划着劳逸、饮食、锻炼，塑造了个人生命的方法、体系、理念，维持着身心的和谐与平衡，节省医疗成本的同时以注意力的转移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做出了贡献。此外，当代知识精英书写的养生话语致力于塑造健康幸福的“小康”生活，成为一种同规训、调节人口健康息息相关的生命政治手段。对养生做出详尽指导的各类书写传播使参与其中的专家、决策者与民众取得了身体与国家社会和谐的价值共识，也让国家的人口政治治理超越了功利目的本身，使大众在对国家人口政治目标的“顺从”中获得了基于身体健康的幸福和愉悦。

3.3 新时代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

进入以民主和谐为标志的新时代，国家“更多地强调包容个体差异以及自我治理”，更多地依赖内卷化的自我规训，以此调节个体面临的危机。在新时代强调“增强人民幸福感”的人口政治理念下，养生的身体实践话语进一步凸显了个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生命政治意义。

3.3.1 “形式生命”展开的意义建构

人正是在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才获得了一种政治状态，从而构成阿甘本所谓的“形式生命”（个人或群体的生活形式或方式）。丰衣足食之余，人们主动拥抱养生实践，使“形式生命”得以展开并获得完整。除了锻炼与社交，养生活动还是创造美好生活、追寻生命意义的行动，“意义建构”成为养生活动的另一大功能所在。首先，养生之道并非玄虚难测的哲学法则，它与生活、健康、常识并行不悖，相互交织为一个有机统一体，正是这些相互交织、看似凌乱的常识体系为生命意义的延展构建了实践的框架和基础。其次，在集体公共空间大大地缩减且与消费空间几乎完全重合的今天，市井百姓的养生活动（太极、广场舞等集体行动）实则是对非商业性集体空间的重塑。在对古代“四时”理念的遵循中，人们以规律的时间和井井有条的日程安排重新建立起一个以丰富生命形态、提升生命质量为目的的健康空间，日趋混乱的空间秩序在人们的养生实践中得以重整。最后，养生活动催生了新型的社会关系，发生在陌生人之间无须受制于工作单位和固定团体的更开放、更匿名的开放式社交模式，在城市化带来的现代人际关系的冷漠中增添了许多人间烟火的温暖。

3.3.2 服务人际和谐的“自制伦理”

作为一种自制伦理，“自我技术”视“快感的肉体养生法及其节制是整个自我艺术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来看，养生知识以身体行为、道德伦理及日常生活的规范塑造着人们的身体，从而获得了自我管理的意义。宋代以后，养生之“术”融于儒家之“理”，以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启发性和典范性的自我修炼榜样力量型构的社会形态规范着人们的养生行为，以时令调摄的详尽规范推演到人生不同阶段的身体调摄，强化着养生之“术”的时间特征（宋以后兴起的寿亲养老之风中尤为突出），以图实现人际的合和与社会秩序的安定。这种传统在当代大众中表现为朴素的“多做好事，心情愉快”的“养德”之举和“莫生气”“找乐”等心理调适以及规律的身体锻炼。人们以充分、恰当地塑造身体的自我控制，在追求身心健康的同时，构建了和谐的社会关系。

3.3.3 对现代医学权力规训的抵制

在福柯看来，医疗实际上是行政国家为使民众遵从正常的生活标准，借助于医学专家的力量对民众的常规行为进行管理的产物。而医学权力是通过历史形成的社会成员对医生职业权威的认同而被使用和实施的。在西方医学入主华夏以来，医学科学话语潜移默化地占据着人们的头脑，使大众对医生职业权威的认同成为一种宗教般的“信仰”，这也成为医学权力获得管理和规训意义的根基。从这个角度看，那些信奉传统养生理念的人们，坚持着中国式“天人合一”的生命理念，对现代医学的权力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抵制，尽可能地规避着现代医学权力对人的专制管理。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中国养生传统在大众中的传衍弱化了经济利益在疾病的产生和人们对待疾病的态度方面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弱化了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医疗资本对社会结构和疾病结构的再生产作用。

4 结语

万物共在的哲学智慧孕育了中国养生的“天下”情怀，使之成为大众共享的宝贵文化遗产，表现为个人与家国社会政治意义上的深刻关联。中国养生因时代、阶层等不同而呈现形态各异的“被发明的传统”，其思想通过身体实践的历史而获得物质性。以此观之，养生不仅是动以养形的身体运动，也是“静以修身”的心理平衡；不仅是服务现世的卫生之法，也是根于历史的“全身”智慧；不仅是谋求个人健康幸福的身体实践，也是以特殊“生命政治”型构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尽管约翰·费斯克说“文化”的重心不在于人文而在于政治，但中国养生当代政治性的获得，却与中国文化“万物一气”的和谐思想密不可分。

我们怎样才能活得更好？古人给出的回答是“循道”。古人固有的身体表达与想象和他们由此生发的养生理论，以及由此派生的健康概念和身体实践方法，成为国人营卫生命的文化内核，并深入千家万户，以之维系着家国社会的和谐。在国家致力于文化复兴的今天，中国养生必将以贯古通今的大众文化走向世界，为人类健康事业贡献东方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