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丽琛，张 云，陈永国，赵一强

(1.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研究所,河北石家庄 050061；2.河北经贸大学法学院,河北石家庄 050061)

“三链”贯通 推动创新驱动发展

窦丽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创新驱动发展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核心任务。坚持创新发展,是应对国际环境恶化、国内风险积累以及人民对美好生活新诉求的必然选择,是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抓手,有利于实现新常态下增长动力的转换,有利于应对国际技术脱钩风险,是支撑国家实现全面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之策。而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坚持创新发展,必须系统挖掘创新要素,抓住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贯通技术、资本、人才三大创新链条,构建协同创新生态。

一、打通技术创新链条

科技创新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走自主创新道路,不断加大创新投入水平,科技创新水平显著提高。2019年,全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19%,已经超过欧盟主要国家平均水平,接近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研发人员总量跃居世界第一位；国际专利申请量也首次位居世界首位。但是,近年来中美贸易冲突加剧了技术脱钩的风险,凸显了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上的短板。“十四五”时期,在明确科技创新底层逻辑的基础上,必须抓住关键核心环节,彻底打通技术创新链条,攻克“卡脖子”技术,实现科技创新的重大突破。

(一)产业关键共性技术是技术创新链条最大堵点

技术创新链条大致包含三个环节：源头是基础研究,即通过科学研究产生科技成果；中间环节是应用研究,即对科技成果进行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形成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最后是产业化发展,即新产品大规模生产并产生经济社会效益。

链条中间环节是最大堵点。虽然我国基础研究比较薄弱,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是技术创新链的短板,但是最大的堵点却在中间环节,即不能将基础研究成果开发成行业共性技术,导致产业化阶段无法实现。

研发能力和动力不足是主要原因。行业共性技术缺乏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基础研究与产业发展需求脱节,难以形成真正落地的技术；另一方面是应用研究能力薄弱或动力不足,不能或不愿研究开发行业共性技术,尤其在新兴行业,研发的门槛高、投入多、风险大,行业内又缺乏领军企业,大部分企业都不愿意自主研发,因此出现“卡脖子”技术问题。即便有大企业依靠自身的投入实现了行业关键技术的突破,也只会在自己内部使用,无法服务行业发展。

(二)政产学研协同推进技术创新链条打通

发挥政府在基础研究领域中的主导作用。在科技创新中,政府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尤其是在基础研究领域。美国的科技水平现在仍然保持全球领先,与二战之后美国政府对科技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分不开的。所以,政府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持之以恒支持原创性研究,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国家重大需求和国民经济主战场实施国家重大科学计划和工程项目,支持各类高校和研究机构设立研究所和实验室,开展原创性研究,保证自主创新成果的源头供给。

强化企业在技术转移转化中的主体地位。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主要体现在对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中。要发挥市场在技术研发领域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民营企业在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创新要素定价及配置方面的自主决策,减少政府干预,激发民营经济在高技术领域创新中的巨大潜能。

培育面向行业共性技术的新型研发机构。缺少对行业关键共性技术提供支撑的研发机构,是导致中国很多产业链关键环节出现空白的重要原因,也是打通技术创新链的关键环节。因为这类技术的开发兼具公益性和盈利性,单纯依靠企业无法完成。因此,要发展面向市场的新型研发机构,推动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管理制度现代化的独立法人机构,成为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推动者和承担者,围绕区域性、行业性重大技术需求提供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先进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孵化服务,集中攻克一批“卡脖子”行业关键技术。科技部推行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或产业技术研究院,就是这种新型研发机构。地方政府应该积极推动和参与建设。

二、贯通资本链条

科技创新的过程中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所以足够的金融支持变得非常重要。金融在推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蒸汽机技术早就已经成熟,就是因为金融改革跟不上,蒸汽机在几十年后才得以发明并变成纺织业、铁路和航运的动力。创新面临同样的问题,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将理论开发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模式的过程,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金融体系所引领的资本链条的发展只有适应或者跟上创新发展的步伐,才能支撑创新经济的形成。

(一)传统的金融体系已经不适应创新的发展

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支撑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以专业银行为主体、中央银行为核心,各种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并存的多元金融体系。这套金融体系对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有效的支撑作用。但它是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为主,直接融资很少,而且中国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相对较多,比如对利率、汇率、资金配置、跨境资本流动、大型金融机构控股的干预程度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是比较高的,金融市场化改革缓慢。

创新经济发展呼唤金融体系的转型升级。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长模式由过去的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传统的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急需转型升级。这是因为在要素驱动阶段,经济发展依靠的是低端制造业大规模扩张带来的成本优势,不确定性相对较低,整体风险也较低,符合银行重视安全性、风险承受程度低的特点,基本满足了这一阶段融资的需求。而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创新的不确定性很大,很多事情都处于国际前沿甚至是无人区,银行本身的商业模式和业务逻辑决定了传统金融体系不可能支持创新,因此亟须构建支撑创新发展的新型金融体系。

(二)构建满足不同创新链条需求的资本链

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的创新企业,对融资的需求不同,因此需要发展多种类型相结合的金融机构,让不同的机构支持不同层次的创新活动,形成专业分工、各司其职的金融体系。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结合,强化直接融资的作用。当不确定性上升时,直接融资的价值越来越体现出来。近年来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迅速,尤其是天使投资基金、创投基金和私募基金等各种风险投资基金,成为推动创新创业重要的力量。将来需要进一步推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合理分工,更加重视发挥风险投资在推动创新中的作用,让大银行服务大中型企业,中小银行、本地银行服务中小微企业,风险投资重点支持科技创新类企业。

政府和市场相结合,大力发展产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是推动创新创业很重要的力量,但仍然存在投资期不够长、投资金额不够大的问题,对那些创新链中门槛高、风险大、技术复杂的项目来说,通常是不够的,因此需要更有耐心和更高投资额的资本来支撑。未来需要重点推广产业投资基金,是由各级政府、国有企业、社会资本等联合设立的投资基金,通过地方政府的有限资金作为杠杆来撬动成倍的社会资本,主要支持重点产业和关键技术环节的融资需求,可以确保资本链与当地产业链和创新链精准对接,实现金融与产业科技紧密融合。

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突出线上金融服务的贡献。传统金融服务中,银行保险和投资都是面对面进行,直接到贷款企业了解情况再决定是否放贷。这种做法虽然可以很好控制不良率,但规模很难做大。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线上金融模式兴起,不但可以扩大规模、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甚至因为有大数据的加持还可以控制风险。因此,线上金融服务突破了过去的线下限制,可以为创新创业提供大规模金融服务,应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

三、完善人才链条

实践证明,人才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创新驱动本质上就是人才驱动。一个地区的人才总量就是该地区经济发展的上限,如果人才数量不够多、人才水平不够高,那么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就会被限制在某一个范围内。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就要培养人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建设层次齐全的人才链条,加快形成一支规模宏大、富有创新精神、敢于承担风险的创新型人才队伍,支撑创新链与产业链协同发展。

(一)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推动创新的关键动力

最重要、最稀缺的人才是企业家。人才有很多种,大体可以分三个层次：最高端的是科学家和企业家,分别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的带头人；处于中间层的,是各种科技人员,主要是指工程师和各类高级技工,是制造业升级的关键；相对低端的,是基层技术工人。尽管每一类人才都很重要,但从历史上看,工业革命以来,所有重大创新都和企业家密切相关。创新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高风险性,正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是企业家所乐于承担和追求的。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而企业的创新要由企业家来引领,创新驱动发展也主要靠企业家群体来实现。

(二)打造与产业链相匹配的人才链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社会经济各领域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十四五”时期,必须高度重视人才在创新驱动中的核心作用,破除我国现有人才政策、体制机制对人才发展的桎梏,从更深层次激发人才创新创业的主观能动性,打造与产业链相匹配的创新人才链条。

创新人才教育培养模式。创新人才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要尊重人才成长的规律,戒骄戒躁,从娃娃抓起,深化教育改革。尤其要推进小学阶段素质教育改革,尊重6到12岁孩子生理和心理发育规律,加强安全感、被爱、被接纳、被尊重等情感教育内容,控制小学功课的难度,取消分数排名,保护和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和创造性。另外,要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强化科学精神和创造性精神的培养,加强科教融合、校企联合等模式,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熟悉市场运作、具备企业家精神的创新创业人才。

改进人才评价考核方式。要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形成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制度。要建立动态评价机制,改变以静态评价结果给人贴标签的做法,改变片面将论文、专利、资金数量作为人才评价标准的做法,让优秀科技创新人才得到合理回报,释放各类人才创新活力。要构建个人评价和团队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机制,尊重和认可团队所有参与者的实际贡献,培养科技人才合作创新精神。

营造人才创新的社会环境。要在全社会营造崇尚创新的文化氛围,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和创新收益,进一步打造尊重、关怀、宽容、支持企业家的社会文化环境。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于创新创业中来,营造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社会氛围。建立容错机制,提高对创新创业失败者的宽容度,给予创新足够的耐心,激发人才创新的勇气和积极性,鼓励百花齐放的创新氛围、工匠精神和活跃的企业家精神,促进形成全社会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文化。

河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SD191044)成果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系统要义

张 云，赵一强

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一大基本方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六大主要目标,强调“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些论述贯穿着系统观念,体现了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和态势的深刻认知。系统把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核心要义,才能正确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基本方略,为建设美丽中国奠定坚实基础。

一、从系统科学角度把握人与自然关系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坚持系统观念明确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做了说明,指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系统观念是各门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科学、社会科学以及系统科学综合化发展的思想成果,是对世界复杂性图景的深刻反映,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当代发展,是新时代党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生态环境、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论断,既是符合系统科学的理论总结,更是系统方法的具体应用,是对生态系统管理的实践延伸。

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首先需要以系统的、整体性的方法把握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关系,确立“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工业文明时代的发展观和自然观忽视了人与自然间的共生性,误以为发展就是要挑战和改造自然,存在人定胜天、人定改天的信念。在这种错误观念的引导下,人们经常做出破坏自然、缩减人类社会可持续力的愚蠢行为,“先破坏后发展、先污染后治理”似乎成了一种无法逃避的宿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论断,深刻揭示了生态系统与人类经济社会系统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是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方法论。按照系统论的观点和遵循生态学规律,人类社会及其活动作为地球这个复杂巨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与自然生态子系统之间是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关系。人类只有正确地认识和利用生态系统的规律,使人类经济社会子系统与自然生态子系统之间在结构上互补,功能上相互契合,进程上协调一致,形成良性互动,才能顺利地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能量转换、信息传递和价值转化,使人和自然都得到健康永续的生存和发展。

从历史和现实情况看,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现代化的瓶颈。进入新时代,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十三五”时期,我国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力度加大,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十四五”时期,我国对绿色发展设定了更高的目标和要求,包括大力推进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资源循环利用、生态系统稳定性逐渐提高等,旨在加快补齐生态环保领域短板,推进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建立起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关系,为美丽中国建设开好局、起好步。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建议》的说明中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美丽”被提升到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同等的高度。这一目标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涵,顺应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发展趋势[1]。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超越由西方发达国家引领的工业文明,不仅要经济富强、政治民主、文化文明、社会和谐,还要生态美丽。只有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努力建成美丽中国,才能实现全面的现代化,才能让子孙后代既享有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又有机会遥望星空、闻到花香。

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系统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其目标设置绝不限于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而是要求将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放在同一个系统内进行决策,将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和美丽与人们的幸福追求内在地统一起来,实现“自然-社会”相融共生。从社会、经济、生态三维角度来考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要达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环境良好的多目标协同,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其中,生态的可持续是前提和基础,社会可持续是目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中心和终极目的。

生态文明作为不同于传统工业文明的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呼唤着从意识观念、发展方式到机制体制等各个层面的系统性革命。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要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确保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各项建设协同共进。绿色发展是五大新发展理念之一,污染防治是三大攻坚战之一。这些顶层设计,体现了党对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部署与根本要求。要通过广泛宣传和教育,使各类社会主体充分认识到良好生态环境的价值,培育生态公民,以约束人的自然性中不受理性控制的行为；通过创新体制机制,健全目标责任体系,克服环境建设中的“搭便车”现象和“公地悲剧”,建立起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策。以生态文化体系为基础,以绿色技术创新为动力,以生态制度体系为保障,相辅相成,共同构筑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体系。

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系统路径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强化和运用系统思维,科学谋划、统筹推进,推进各个方面的良性互动、协同配合,才能形成强大合力。从空间维度来说,各个领域、各项工作、各类要素相互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很多问题不是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能解决的。这就需要各地区、各部门、各领域开展更多的“一盘棋”行动,以汇聚绿色发展的合力。就时间维度而言,由于环境影响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自然界对于人类活动的反馈往往需要经过多年才能显露出来,这就要求各级各类活动主体树立长远意识,减少短视行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千年大计,在处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2]。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着力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构建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这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搭建起了系统路径。

我国人多地少,国土地理条件差异极大,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因此,必须充分发挥空间系统的综合功能,通过国土空间规划的科学制定和执行来确保生态文明建设总目标的实现。五中全会提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挥各地比较优势,逐步形成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三大空间格局。支持城市化地区高效集聚经济和人口、保护基本农田和生态空间,支持生态功能区把发展重点放到保护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上,支持生态功能区的人口逐步有序转移,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强调：“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落实生态保护、基本农田、城镇开发等空间管控边界,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空间的占用”,“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十四五”期间,要扩大森林、湖泊、湿地等绿色生态空间,做好资源上线、环境底线和生态红线的全方位、全系统界定,让透支的资源环境逐步休养生息。为此,需要不同省市、不同区域之间相互协作和配合,强化“共抓大保护”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例如,建立下游对上游的生态补偿制度；完善跨区域空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依据空气流动的特征实施区域协调联动。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关键是要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确保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协同共进。为此,必须促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绿色转型,使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增长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各地要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平衡点,产业布局、人口规模要与当地水土等资源承载能力与环境容量相适应。要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污染治理同步进行,并根据协同进化的机理和规律,构建生态与产业耦合体系,实现生态与产业相互增益的稳定状态。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大力支持和鼓励绿色生产方式,更好提供优质生态产品；倡导绿色生活方式,从市场需求层面倒逼绿色化生产的壮大,从而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四、把握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协同性、共生性规律，实现综合治理

自然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统一整体,山、水、林、田、湖、草等各要素相生相伴、相互依存,组成了一个有机统一体。破坏了其中任何一个因子,整个生态系统都可能受到影响甚至濒临崩溃。习近平总书记运用系统思维,深刻阐明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特征,提出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推动生态环境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措施。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建立地上地下、陆海统筹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和区域协同治理,加强细颗粒物和臭氧协同控制”,“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行“河长制”“湖长制”“林长制”等。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助于打破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根据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要素的协同性来实施更为科学有效的综合治理,以维持、恢复、优化各种生态环境要素之间的生命链条关系,使生态系统的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对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统一行使监管城乡各类污染排放和行政执法职责,将不同层级的自然资源资产联系起来进行统筹管理,是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将在今后逐步落实。

五、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里的“人”不是指特定的个人或特定的国家、地区、群体,而是指全人类。全球生态系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气候变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关乎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每个国家、每个区域都无法独善其身。因此,生态文明不可能在一时一地建成,而是需要各国和地区开展多样化的生态合作,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重构人与自然新和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倡导各国人民同心协力,保护人类的地球家园。针对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行为,中国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纳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容,积极推动和履行《巴黎协定》,探索设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基金,在本国乃至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上付出了不懈努力。我们相信,中国有能力、也有信心引领人类迈入生态文明社会,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7BZX093)成果；赵一强，通信作者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陈永国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经济。尤其是十九大以来,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大国之间的贸易冲突不断升级、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我国依然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十九届五中全会综合研判世界发展趋势,再次明确要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将“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列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

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领域之一,既是我国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内大循环的内在需求,也是国际循环中推动全球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今后需要积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以及为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中国方案、推广中国经验和注入中国力量。

一、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需要

工业革命以后,发展开放型经济是一国稳定提升本国居民福祉的核心措施之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需求,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但与全球其他国家相比,其经济总量虽居世界第二,但反映居民生活和经济发展质量的人均GDP在国际上位列第70名,仅是美国的1/6,需要进步的空间还很大。因此,中国发展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推动经济的现代化,既符合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也符合中国政府提升本国居民福祉的愿望。

中国进一步发展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过程中,爆发的中美贸易战,是两国对中国如何发展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冲突分歧的直接体现。从中国加入WTO以来的发展历程看,美国欢迎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但对中国发展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美国设置了重重障碍。2017年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式对中国启动301调查,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对华贸易备忘录,2019年和2020年对中国高科技企业采用国家力量进行打压,列入“实体清单”的企业和高校越来越多。美国拜登总统也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尽管美国制约中国发展更水平开放型经济,但我国保持战略定力,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取得重要进展。在进出口总额方面,据商务部预测,2020年我国进出口总额约为32万亿元,将创历史新高；在国际市场份额方面,据世贸组织数据测算,2020年我国在国际市场所占份额进一步提升,将超过2015年13.8%的历史最高水平,达到一个新的历史新高。

我国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顺应了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仅有效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还对吸收就业、提高居民收入起了巨大作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已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力量。

二、全球的绿色可持续发展需要中国发展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

联合国在《世界经济形势和展望2019》中指出“促进增长、包容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与“采取积极行动克服气候变化和其影响”是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十七项指标中的两个目标。这两个目标的交集是,促进经济发展与引起气候变化的碳排放之间的脱钩发展,是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结合点。

而在这两方面,我国在全球都排名靠前。从克服气候变化和影响来看,我国目前的碳排放居全球第一,基本上是排名第2的美国、排名第3的欧盟28国和排名第4的印度的累计总和。从经济发展来看,目前,我国的GDP是世界第2、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分别居第1和第2、使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均居第2。中国在这两方面的发展特征,给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两难选择”：如果中国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过快降低碳排放,必然会影响经济发展,消弱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损害其他国家低成本消费“中国制造”的全球化福利；但若过慢低碳排放,必然会增加气候变暖的风险,不仅中国自身会遭到危害而且会损害全球的环境质量。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平衡两者关系：第一,坚定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向国际社会承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第二,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向国际社会承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因此,中国绿色低碳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是全球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积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的蔓延极大地制约了全球经济的增长。据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5.2%。全球经济稳定恢复增长,需要世界各国通过更开放来推动贸易的自由化和投资的便利化,从而克服疫情给世界带来的冲击,使得以更小的成本、更快的速度把全球经济带到可持续发展的正常道路上。

推进投资领域改革。全面落实国际惯用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制度,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方式,加强同全球经济贸易规则的对接,营造便于跨国公司经营的宽松、自由贸易环境。通过畅通信息渠道和提高服务意识,完善外商投资促进、项目跟踪服务和投诉工作机制。通过与全球对标,鼓励在法定权限内制定投资和产业促进政策,发挥各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创造更开放、更透明、更规范的法治投资环境。完善“走出去”综合服务和风险防控体系,助推企业在投资、生产等不同阶段,了解和防范东道国的政策、经济、社区、劳务和法律风险。进一步推动非投资性外商投资企业依法以资本金开展境内股权投资,支持外国投资者保证金在竞标成功后用于其出资、结汇支付等工作的落实,提高境外投资便利化水平。充分利用区块链等新技术,优化企业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流程。

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拓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服务功能和应用领域的程序和手续的简化,为国际贸易交易创造一个协调的、透明的、可预见的环境。对有关人民健康和科学研究的商品简化手续和放宽管理范围,适度开展零售进口药品等跨境电子商务的便利化报批,适度放宽科学研究用特殊产品的管理范围和程序。提升整体通关效率和企业办理退税和免税的效率,降低企业的通关费用和减轻企业负担。在WTO《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进行制度对接与政策创新,推进我国通关法律和规定与国际标准的协调。进一步推动基础设施的标准化和改善。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国际市场供求关系绿色化,平衡国内区域发展协调化,调整经营主体和商品结构合理化,促进贸易方式多元化,积极推进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和贸易促进平台以及营销体系国际化,实现外贸创新发展。

高质量推动区域自贸协定建设。完善“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互联互通架构,搭建利益相关国家融资合作平台,建设一批社会效益好、经济效益高、环境效益优的“一带一路”项目。协调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早日生效实施。通过降低关税、开放市场和减少标准壁垒等关键问题的新探索,为未来达成中日韩自贸协定创造便利化条件。

四、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

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发展,世界各国间不同程度地嵌入了全球的资金链、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既源于中华民族倡导“天下一家、命运与共”的价值理念,也是中国的大国责任担当。中国是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坚定走自主、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之路,这是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应尽责任和义务。

提出中国方案。遵循“三项原则”(受援国提出、受援国同意、受援国主导),推动和实施不同国家间的平等合作和互利共赢。按照“八项主张”,高质量推动新时代中国开展国际合作。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强调联合国应“主持公道、厉行法治、促进合作、聚焦行动”,支持联合国机构等有关组织发挥作用。切实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发挥南南合作中的引领作用,扩大南北合作的范围,提升三方合作的效率,推动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围绕应对全球性经济的负面冲击,各国“联手加大宏观政策对冲力度”。

推广中国经验。积极推广中国在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现代化建设中法治建设、规划编制、市场引导的实践经验。积极开展全球人力资源开发和技术合作,通过举办研讨、进修、学历教育等形式提高其他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制定未来发展政策和应对各项挑战的能力。与其他国家共享发展新能源、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成果,加快符合当地绿色低碳发展目标的技术研发、转移和对接。向国际社会介绍应对疫情的复工复产经验和高效率组织核酸检测的组织方法。

注入中国力量。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将持续数十年,在此期间,病毒并非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最棘手的是“缺乏全球团结和全球领导”。中国需要发挥产业门类齐全、研发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科技水平高的优势,团结其他国家,向国际市场持续供应生活必需品、防疫物资、疫苗等。科学统筹协调,积极派遣援外医疗队、派遣志愿者和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等方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2020年度河北经贸大学京津冀协同发展科研专项重点课题(JXT2020ZD04)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