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闻叶廷芳这个名字，我以为是个女的;加之他曾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鼓与呼，便愈发以为是位女士。直到有一天，我无意间在某杂志封面上看到头戴黑呢礼帽，身穿黑呢长大衣，一幅洋派气象和谦谦君子范儿的他，才得知这是一位气度不凡的翩翩绅士。尤其他骨子里透出的那种含蓄优雅和欧范气质，看上去像是一位侨居新加坡或马来西亚的华人，又仿佛是从德国穿越到中国的归国华侨。使我不禁联想起电影中行色匆匆地在街角处的大风中穿行，用力按住头顶黑色礼帽的绅士。他这种沉稳自持的高雅情致和名士风范给我这个乐于探究肖像背后心理景观的摄影师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而，令我不胜唏嘘的是，这样一位气质高雅、内外兼修的长者，上苍却跟他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让他像维纳斯一样缺失手臂。关键是这手臂并非先天性缺失，而是因农村人的愚昧和落后的医疗被人为耽误和“葬送”，我为这种美好事物被撕碎的悲剧痛惜不已，想象着当年一个不到10岁的孩子，何以承受得起这样的厄运袭击。可断了臂的乡间少年并未沉沦，反而迎难而上跻身上流，逆袭为北大学子、著名德语文学翻译家、蜚声国际的著名学者，传奇般地改写了自己的命运。他一只手做了别人两只手都无法做到的事，达到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我顿时惊为天人，决定放下手中正在进行的其他名家采访，第一时间先走近他，去探究这位有着强大精神内核和独特生命体验的智者的精神世界。

一

我第一次约访叶老是去年的6月，当时正值北京第二轮汹涌的疫情，但对于我们这两个传播中国文化火种的勇士来说，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对知识的向往。那天，我拨通了叶老家的电话，表达了想采访他的愿望，电话那头的他毫不含糊地答应了，我俩似乎都没把疫情放在眼里，但我们约定彼此都戴好口罩。两天后的清晨，我按照叶老指定的路线来到位于朝阳劲松的社科院宿舍楼，推门进入，只见叶老已穿戴整齐地坐在朝南书房的一张芝华仕沙发上等我，面前茶几上放着一份我事先發给他的采访提纲。他身着一件整洁熨帖的蓝色衬衫，嘴角挂着慈爱温润的笑容。早上9点的晨光穿窗而过，在他饱满睿智的额头上洒下一圈光晕，整个人散发出一种东方名士与西方雅士相融合的味道。他坐拥的这间十平方米左右的狭长书房虽面积不大，却书香四溢，异域风情浓郁，两壁的白色书柜里整整齐齐摆满了精美厚重的书籍画册和琳琅满目的工艺品，几尊造型独特的木雕、根雕和古代四大美女雕塑在窗台上妖娆地飞舞展姿，于清雅脱俗、和谐静谧中彰显着主人的文人雅趣和艺术格调。

我从他落座的芝华仕沙发打开话匣，我说这沙发跟许渊冲家里的一样，只是许老家的沙发已被岁月蹂躏得破旧斑驳，而他家的沙发却保养打理得很好。叶老说，这沙发是周国平的爱人郭红15年前陪他去买的，全套一共四件，总价值一万多元，因家中空间有限就只买回三件，花了9500元，这个价格如今已经买不到了。提到同为翻译家的许渊冲，叶老说许老是个纯粹的翻译家，专业就是翻译，而他重文轻译，其实更想当个作家。所以一生翻译的作品不算太多。在他看来，创造的文本比翻译的文本更有价值，“因为翻译一本书，只要外文好，别人也可以翻译得跟我一样好，但是我的发现和创造才能别人可能不具备，那这本书何必非由我来翻译呢？我可以去写、去创造。所以对我而言，通过写散文和随笔表达点儿思想好像更重要一些，因为我想到的问题，别人不一定能想到，这样我就对别人有启发。比如废墟之美，别人都没在意，中国人、外国人都没讲过，我注意到了，还出了一本书，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当年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之后，被纳入北京市高考的语文试题，这说明人家都赞同我的观点”。

叶老无意间透露出他对文学创作和社会公共话题的兴趣，激起了我这个同样关心国家大事和时事热点的媒体评论人的兴趣，我意识到这一话题或许能为我目前面临的职业瓶颈和方向选择解燃眉之急，于是连忙追问：“既然您乐于思考和创造，可您除了翻译和研究外，写的全都是非虚构类文章，为什么不像卡夫卡那样去创作虚构类小说呢？”叶老坦言：“虚构类小说我往往虚构不出来，我虚构的能力好像比较差。在读中学的时候，我的一篇作文被老师表扬，那是一篇小说体的作文，选用的题材是来自真实生活的真材实料，写起来自然就比较生动，同学们看了都觉得好，老师也给了高分。本来我一直当英语课代表，因此被改选为语文课代表。从那以后，我认为自己或许能写小说，想到一些题材就写出来，老师看了以后说，你写的这个情节一看就是虚构的，不大真实，后来我觉得自己可能没有虚构的才能，不能走写小说这条路，就经常写一些散文、随笔之类的文章。”他认为人要有自知之明，做不擅长的事情费了功夫反而失败，有些事情确实需要天赋，写小说的人要语言和想象力丰富。叶老的这番话加深了我对他的认识和了解，同时也为自己同样写不了虚构小说而释怀。对于常年关注社会时事的人来说，突然换一套笔墨谈何容易呢？连记者出身的文坛硬汉海明威都说，新闻工作对年轻作家没害处，若能及时跳出，对写小说有好处。

作为第一个将卡夫卡和迪伦马特等德语作家译介到中国的权威学者，我们的话题自然离不开他对翻译和中德文学的识见。那天，虽然他刚从医院重症监护室出院不久，外面的世界也陷入病毒肆虐的沉寂和恐慌中，每个人都在为个人的生命安危担忧，但我们这两个不识时务的“口罩人”仍膝碰膝、头靠头，热烈讨论着不能解决吃饭、生病问题的形而上话题，诸如文学翻译的尺度和标准、翻译家的知识储备和领悟力、卡夫卡和迪伦马特带给中国文学的启示和现当代意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等，对中国文化共同的关注和忧思使我们彼此的心靠得更近。谈到卡夫卡，叶老说卡夫卡的睿智思维和奇谲性格使其作品拥有了不同凡响的艺术特征和美学风范，反传统的美学变革时代促使他从文学外走进文学内。过去，他曾拜访过德国一个重要的理论家汉斯·马耶儿，他原先是东德的文学泰斗，后来就跑到西德去了，成了西德著名的文学家。他谈到，由于卡夫卡是从文学外走来的，他的文学笔法跟传统德国文学的写法不大一样，按照德国正统的文学观点，他算不上作家，年轻时写的一些作品也影响不大，不符合当时德国主流文学的传统标准，因此没人重视他。如今，由于卡夫卡改变了这个世纪文学的写法，他的价值和重要性在德国已超过文学泰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这引起他的特别重视。“像尼采和卡夫卡这样思想高远、审美意识超前的人，一时很难找到同调者，孤独成了他们的宿命。”叶老说。我觉得他这话说的是卡夫卡，其实也是在说他自己。

在与叶老的交谈中我感知，不能仅用翻译家这一个标签界定他，就如同他酷爱唱歌一样，他是一个“多声部”的学者，也是一个走出书斋投身社会实践的行为家，他心中始终装着一个庞大的世界。于是我结合他的特点和感兴趣的方向，又将话题从现代派文学、荒诞派的美学价值等专业学术问题上延展开来，继而谈到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与自省意识、现代审美思维与传统文化创新、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等问题的战略性思考，以及他在政协委员任期内，就城市废墟保护、抵制圆明园遗址复建、国家大剧院建设、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等社会话题建言献策的卓见。这些话题从书斋到现实，从宏观到微观，将一个知识精英用“思想守护民族”的职责使命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起来。毕竟无论文学创作还是学术研究，最终都指向人类精神文明及社会道德秩序和心灵建设。叶老作为新思想的承载者和公共舆论的引领者，通过写作揭示社会的病灶，挑战思维的僵化，为社会存在的各种非正义问题发声，是他作为知识精英永远醒着的人类良知所在。

在交谈中，叶老多次强调匠人和艺术家的区别，他认为重复是匠人的习性，创造才是艺术家的本色。这一点令我感同身受。可是，我们每个人不都是在各种不可控力下按图索骥、照章办事，迫不得已地重复自己吗？但按叶老的说法，搞艺术必须“红杏出墙”。由此我也理解了叶老为何在文学翻译和研究之余，将艺术的触须伸至美术、建筑、戏剧、音乐、造型艺术等多个领域。因为在他看来，慧眼比巧手更重要，洞见比知识更重要，一种出色的理论不可能建立在平庸的鉴赏力之上。因此，他不愿做个重复自己的“匠人”和现代艺术欣赏的“盲人”，而要做个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泡菜坛子”，具备宽阔的视野和完整的知识体系，成为更有眼界和学识的思想家、学问家，这样做起翻译和研究来反倒得心应手、触类旁通。我问他作为斜杆老年和跨界学者，如何看待专和通？他说别人说他跨界有些夸大，他只是涉猎比较广一点，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和精神需要，所花费的时间也不算太多。比如他在唱歌、建筑方面没花多大气力，但歌唱得还可以，写的那些建筑文章，也没人认为他说外行话。如果把投入到这些方面的时间精力集中起来搞专业，他的专业肯定比现在好。至于专和通，他认为当学者要专，但最好能从专精走向博通。真正的通才很少，赵元任算一个，他在音乐、文学、古文各方面都有很高造诣。专才若视野太狭隘就容易深度不够。无论文学、戏剧、音乐，还是美术、建筑、摄影，其实都是同一个大家族里的兄弟姐妹，都由美学统帅，要把各种知识融合起来。

我不断向叶老发问，激发他思考，叶老也不断接招，谈兴甚浓。我问他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社会介入意识和批判精神。他说，像卡夫卡、穆齐尔、耶利奈克这些高智商的作家，凭着他们天生的敏感和圣灵般的洞察力，可以说是处于社会最“内里”的正义的“警察”。作家的存在价值就在于社会批判精神，这是社会良知，是天职，真正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还应该超越国与国的界限，以人类最高利益说话。用法国哲学家萨特的话说，就是“介入社会”。谈到当今社会的种种狭隘思潮和蠢善行为，他认为那是我们在思想文化上的反封建斗争还不够彻底所致，启蒙仍是当代中国知识人需要持续灌注力量的议题。

与叶老交谈，自然不能无视他左臂那空空的袖管，这是他的特别之处，也正是这个最大的不方便，成就了他最大的不平凡。谈到断臂之痛，叶老坦言，人生的苦难既成事实，你苦恼没用，叫喊也没用，只有靠自己去适应环境，与命运抗争。缺一只手总比缺一只脚好，这么多年他一只手做事习惯了，没感到有什么别扭，在学术成果的質量和数量上也不亚于别人。“如果没有断臂之痛，我很可能就是浙江衢州的一个农民或基层干部;如果不经历不同于常人的生命体验，我就不会有强烈改变命运的渴望。这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农民子弟想成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须付出一条胳膊的代价！”叶老平静地说着这些话，却句句敲打我心，我顿觉吸附了某种元气，周身充满了力量和热量。

按照惯例，在文化名家和权威学者的府第听完“家教”、吃完“小灶”后，我通常会把大师变成我的摄影作品。为了给叶老拍摄一张肖像照，我把他落座的沙发朝窗边挪了挪，好让他与身后婀娜展姿的缪斯们同框，同时也能让阳光洒在他睿智的脑门上，使他的面部更有轮廓光。我从镜头里看到他温暖的笑容，便知道他其实什么也不缺，他有一只灵魂的左手，而心和脑是他身体内最强健的部位。那一刻，他和他心爱的缪斯一起，永远定格为我镜头下的艺术品。

二

我像海绵一样从叶老那里吸收了一堆先锋思想并窥视了他隐秘的心灵后，回来按报纸的篇幅要求写了一篇《叶廷芳：单手写人生》的文章。由于我的情感受到叶老励志人生的感染和波及，我无法像写一般新闻稿件那样完全客观地、硬邦邦地去零度写作。尽管我在写稿时努力去主观思想、去感情化，但文中仍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个人情感的倾向。我知道，有一种成长，就是我的心变得越来越柔软。我是如此深情地走近每一位名家、思想家，去感受他们的呼吸，聆听他们的心跳，记录和传播他们的思想之美、精神之美。对于叶老而言，我脑海中始终翻腾着他心中装着西西弗斯，耳畔响着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与生命搏击，在灯下笔耕的画面。虽然我没经历他的人生，但我理解他。

为了尊重新闻规律，体现与被采访者平起平坐这一行规，我事先没有将稿子交给叶老过目。文章见报后，叶老表示感谢，并询问我能否将原稿发给他看看，我于是将稿子发到他邮箱。一天后，我收到叶老回复的邮件，果不然，那篇不到2000字的稿子变成了花花绿绿的“红绿版”，红笔是他想要替换和修改之处，绿笔是他已经改好的内容。我知道，叶老曾是社科院外文所《世界文学》杂志的编辑，改稿对于他已习惯成自然。我定睛看了看这位出色的读者、老编辑用一只手涂抹的这些色块，觉得他改得其所，可不改也行，改了就更加圆满一些。比如，他将文中“他那前沿的审美、睿智的思想，不断冲破口罩朝外流淌，给人以清醒的认知和觉醒的力量”中的“流淌”二字用绿笔改为了“喷发”，这两个字的改动令我很服气。采访那天，我的视线总被他脸上随呼吸气流波动起伏的口罩牵引，想表达口罩遮不住奔涌而出的思想，又一时语塞，于是就用了“流淌”二字，叶老将之改为“喷发”显然更加精准传神。还有些地方我觉得可改可不改，比如“叶廷芳觉得这些看法有些保守”，他改为“叶廷芳觉得这些看法不免保守”;“应摒弃重复的匠人心态”，他改为“应摒弃惯于重复仿古的工匠心态”;“就凸显了作为业主的艺术格调和国家智慧”，他改为“就凸显了作为业主的艺术眼光格调和民族国家智慧”;“与世界级文艺地标接轨”，他改为“向世界文艺地标看齐”;等等。此外，他还在文中补充了一些内容，在有些语句后面像写论文一样用括号加了注释和说明。这样一来，文章的篇幅便超出了字数限制，要知道，新闻体贵在时新快和简洁、口语化，改后虽全面但“啰嗦”，报纸是没有足够的篇幅去延展的。叶老显然是在用翻译和学术的眼光来看待我的新闻稿，他对待文章“咬文嚼字”跟绣花似的，像翻译作品一样求得工稳。我心想，叶老啊！原来你是这样的人，明知文章已发表，还要事后再改改，如此炼字，得耽误多少工夫，损失多少脑细胞啊？难怪你的脑门修炼得比一般人都大。但同时，我又被他字斟句酌的严谨学风和精益求精打磨作品的精神深深折服，深感他不仅是一位慎重细致的翻译家，更是一位擅长在文字的方寸之间辗转腾挪的语言艺术家。他写文章不仅每个字词用得其所，以最恰当的字眼表述出原文超高的意境和效果，还在文字的表述和辞采上追求节奏、美感、传神，避免说平庸的话、枯燥的话、空洞的话、笨嘴拙舌的话，正如许渊冲就翻译理念对我说的八个字：好上加好，精益求精。

从那以后，叶老显然把我视为了他的微信密友和诤友，他经常与我分享世界各国的政治、金融、军事、文化艺术等时事动态，包括海外疫情、美国选举、中美外交、中国足球、房地产泡沫、建筑、美术等，从中可以看出他关心世界文明、情系天下苍生的济世情怀。我发现他只要醒着，脑子就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现实的关注和思考，始终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对时代的高度警觉和辨识。虽然他分享给我的帖子大都是男性感兴趣的话题，但我也积极互动，深感这些帖子对我的国际眼光和社会认知度提升不少。尤其在今年5月，巴以持续爆发严重冲突那阵儿，他每天隔岸观火，激动地给我发来多条战争时讯及视频，我即使隔着手机屏幕，也依然能感受到他身上涌动着的冒险精神和英雄热血，一度忘記了对方是一个皮肤癌、膀胱癌、结肠癌三癌加身、身体孱弱的病人。有时，叶老也与我分享一些温馨的家庭瞬间。有一次，叶老远在泰国的女儿和外孙回京了，他给我发来一家三口的合照，照片上的叶老身着蓝衣坐在正中间，笑容可掬、印堂发亮，外孙亲密地倚靠在他右侧，年轻而有朝气的脸上架着一副斯文的眼镜，夫人则斜靠在他左侧，手肘枕着沙发扶手，拖着腮，视线朝上，很俏皮的模样，爷孙三口一幅其乐融融的景象。我忙回复说：“叶老师典型的智慧脑门，标准的鹅蛋头形。您的气色很好，您夫人的神态很调皮，回头方便时我再给您拍点令人印象深刻的创意照。”

叶老除了关心世界各国的大事外，自然也少不了关心我这个小友每天在做什么。因为他觉得人到晚年以后吸收新事物的灵犀迟钝了，所以也想从我这里获取对新鲜事物的认知。他除了记忆力不大好以外，大脑依然活跃，思维仍然敏捷，且总在与时俱进，对美的有价值的事物总能积极欣赏。于是，我也时不时给他转发一些我认为有思想价值和精神含量的微信帖，还与他分享我拍摄的名家影像和社会纪实摄影作品，他常以跨界思维和美学眼光积极点评：“这张主题思想尚可，那张色彩多好啊！”我告诉他，我过去一直在写文艺评论，如今本着“一椿精神文化使命”，把更多精力投入到记录和抢救历史中，尽力用我的眼睛和心灵去感知与我同时代的文化名家的精神状态、文化作为、言行方式、艺术品位，给当下一份见证，给未来一份信使。叶老对此表示赞同，他说：“一个人值不值得人们怀念，除了他在事业上的‘硬件以外，还要看他在精神人格和学者人格方面的‘软件有没有留下一些闪光的东西。能与文化名家和思想家对话的人自身也不是等闲之辈，你要多关注那些有特点和个性的大家。”2020年1月5日那天，我给他发去一个帖子，内容是《外国文学史上的今天|迪伦马特100周年诞辰》，叶老忙回复说：“哎呀！我把这个纪念日都给忘了！”在持续的疫情中，我和叶老就这样通过微信交流，有时他发来一个帖子，我评论几句;有时我发去一个帖子，他评论几句，一来二去，我们的友谊已有一年多。

三

在我眼中，叶老可谓是农民出身的精神贵族，一生都在寻找缪斯的道路上踽踽独行，对文学艺术始终葆有很高的艺术品位和鉴赏力，对任何美的事物都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和敏感，像他这样意趣高雅、执着“贪婪”于缪斯的学者在学林中是少有的。为了把事先冲印好的水晶照片送给他，同时近距离感受他的气场和磁场，我提出想去看看他，好客的叶老表示欢迎。那天早上我推门进入，看到叶老正穿着睡裤在卧室的电脑前写作，原来他记错了时间，以为我下午来访。此时保姆走过来说，他平时最注意自身形象，今天都没来得及换衣服。我忙说不要紧，平时什么样就什么样，这种真实自然的状态最好。于是忙举起手机和相机，拍摄叶老伏案写作的瞬间。此时，一缕明媚的阳光透过清新翠绿的窗帘慷慨地洒进屋内，将整个房间笼罩在茂盛的金流里。叶老端坐在电脑前埋首敲击键盘，整个人处于逆光中。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单手写作的人。想到他翻译的九卷本《卡夫卡全集》和多部散文、随笔都是这样一只手敲打出来的，不禁佩服又心疼，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一个巨人的形象。我心想，如果他有两只手，那打字的效率该多快啊！这样他需要耗费比常人多出一倍的气力，也一生无从体验双手敲击键盘时那种弹钢琴般的快感。如此这般经年累月地坐在电脑前独臂写作，需要多大的毅力啊！他不仅是在用整个生命写作，更是完成着某种精神跨越。相信他在无数个与文学深情相拥的夜晚，肯定是看到缪斯的至美了。那一刻，我的心灵受到某种鼓舞和洗礼，随之产生一种强烈的生命感召。我默默退出房间，用镜头定格下这位处于逆光中的勇者。

上次到叶老家忙于访谈，只对他满屋的艺术“宝藏”扫了两眼，无暇细细品味，这次免不了要一览究竟。叶老将我带到朝南的书房，这里陈列着上万册中外经典人文书籍、精美画册和特色工艺品，是他精心构建的精神家园和美的王国。叶老说，他每次到国内外出差或访学，都会购买一些内容丰富、装帧精美的书籍画册和具有当地特色、符合他审美趣味的工艺品，然后将它们从大洋彼岸运回家。他指着窗台上那些或卧或立、意趣盎然的工艺摆件说，这古代四大美女是从福建一个瓷都买回来的白瓷，旁边这个是从澳大利亚买回的海神，这个根雕是从南方带回来的，那个窗花木雕是老家拆房子时淘回来的，旁边这三只团结在一起的小猴子很可爱，是一位德国朋友送给我的。随后，他从靠窗的书橱内取出一尊铜奔马的青铜雕塑，说这个“马踏飞燕”是甘肃威武的城雕，中国旅游业的标志，郭沫若很喜欢，他也很喜欢。马不可能踏着燕子飞，但作为浪漫主义的想象是可以的，它充满蓬勃的生命力和勇往无前的气势;接着他又拿出另一件爱物——一个手掌大小的白色瓷瓶，说这是从维也纳买的，可以像埙一样吹，当时嫌贵，可到了机场后一直懊悔，为何差那点钱就作罢了，于是又折回去买，结果耽误了航班。此外，叶老还向我介绍了他从印度商人手中购得的佛像，从卢浮宫买回来的造型精美的“吻”和贝多芬、席勒、歌德的雕像，以及青天石刻中的精美石雕等。这些别致的工艺摆件与精美的书籍画册相得益彰，彰显出收藏者的人格魅力和心灵品性。

面对匠心独具的各式珍藏，我问叶老最钟情哪一件，他指着靠近阳台窗台上的一尊黑色木雕说：“这件‘圣女雕像是我的最爱。那年我去云南开会，顺道逛了逛当地的植物世博园，发现很多非洲、印度的木雕商人带着工艺品在那里展销，我被这尊圣女雕像凝重的宗教表情和流线型线条深深吸引，一问价格4000元，摸摸口袋发现没带钱，同行的女同事知道后主动借钱给我，于是我以3700元的价格将这尊爱物收入囊中。”我想，这大概就是叶老心中的缪斯女神吧！她赋予了叶老智慧、灵感和勇气，使他以充沛的艺术生命和精神能量从困境中涅槃，继而修炼成一个具有丰厚学养、深沉情感的丰富而高贵的人。当时，这尊木雕正处于窗前的逆光中，不便于拍照，我端起它想放到茶几上。可由于低估了她的重量，加之我左手拿着相机，只能用一只手搬运，这尊圣女险些从我手中滑落，还磕碰了一下旁边的电视机，叶老连忙扶住，我感到他心疼的是这尊女神而非电视机。我见木雕上有一个小白点，以为被磕坏了，拿手轻轻一抠就掉了，原来是一滴白色的油漆。我为当时的鲁莽捏了一把汗，庆幸没因一时疏忽，损坏了叶老的心中所爱。

叶老家有三个思想者，一个是他自己，一个是罗丹的具象思想者，一个是他从云南购得的抽象思想者。为了便于拍照，我把圣女木雕和这两个思想者一起摆放在茶几上。当叶老若有所思地凝神注视它们的一刹那，我看见他的眼中略过一丝眷念和忧伤，于是连忙用手机拍摄下这个画面。那一刻，我感受到他真实的内心和未经雕琢的灵魂，那是一个长者在人生暮年对艺术和生命的眷念，是一种对生命无常和人类悲剧命运了悟之后的承担。

之后，叶老还与我分享了他斥资购买的《大英视角艺术百科全书》、卢浮宫画册、18卷德国文学史、中国绘画图册“元四家”“明四家”“四僧”及按照艺术史的线索从国外购置的成套大型德文图册等高档书籍，内容涵盖文学、美学、哲学、美术、音乐、建筑、各地山水名胜等，可谓中外交融，图文并茂。“有了这些精美的艺术画册和中外书籍，足不出户就可以领略全世界的艺术，仅凭这些就可以成才，只是目前缺少一个接班人，外孫学的又是工科，他说：‘姥爷！您的艺术珍品就留给您的曾孙吧！…叶老打趣地说。此时保姆走过来对我说：“他还从来没有这样耐心细致地与人分享他的这些珍藏呢！”未了，叶老留我在他家吃饭，我毫不客气地应允了，之所以留下来，主要是为了对名家的衣食住行做进一步考察和探究。当时那顿饭吃下去是什么味道我已全然不记得，只记得面前这位曾为二胎呼吁的可敬长者，原来还是一位重男轻女的人哩！饭后叶老送给我几本他的著作，并用那只英勇的右手在我的小本子上写下一行字：“热烈为文化事业奔波不息的勇士赵凤兰女士点赞！叶廷芳。”

生命是一场猝不及防的告别。国庆节前夕，与病魔抗争的叶老没有打声招呼就匆匆离去。我显然高估了他自然生命的韧度，以为他的身体会像他的精神一样强大，怎奈生命无常、世事难料。我不愿相信，这个经常与我分享微信，有着鲜活思想和头脑，每天关注国家大事、心系世界文明的精神长者，就这样永远停止了呼吸。我为他的离去感到惋惜又后悔。我惋惜的是，他是如此的独一无二、不同凡响，像他这样具有战略眼光、卓越见地的文坛耆宿，又少了一位。我后悔的是，自己忙于其他名家采访，没能与他老人家见上最后一面，也没有为他拍下更非凡、更具创意的照片。我深信，凭借我俩的美学眼光，一定可以共同碰撞出极好的摄影作品。但遗憾的是，我的许多拍摄都流于匆匆“扫尾”的快照，没有时间静下心来精耕细作，如今却再也没有机会了。所幸的是，我在《名作欣赏》杂志上发表了与他万言字的访谈，那是一个已将智慧全部锻造为艺术和美学的老者的襟怀袒露，是一个已经阅尽人间沧桑的智者的思想遗嘱。

让生命在燃烧中耗尽，不让它在衰朽中消亡，这是叶老为之燃烧了大半个世纪的人生哲学。如今，他的确像蜡烛一般燃尽自己，并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尽管他曾将“巴洛克”一词的葡萄牙译语“不圆的珍珠”援引为自己学术随笔的书名，似乎暗含着对自身缺陷的隐喻。但在我心中，叶老这一生是圆满、丰盈、充满生机和色彩的。他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健全而丰满的思想，领受了最全面而深广的知识，活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人，一个精神人格全面发展的博雅的人，一个真正领略到缪斯至美的人，一个具有中国灵魂、世界眼光的现代人。他以专家的知识、作家的文笔、艺术家的情怀写下的那些洋溢着思想与艺术神思的美文著作和前沿思考，不仅是文学思想领域一笔珍贵的财富，还丰富了美学、文艺学理论，扩充了传统学术写作的疆界和范式，值得后人永远珍视。愿这颗“不圆的珍珠”成为永远镶嵌在文学艺术之林的璀璨珍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