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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求新声于异邦

2021-11-22陆东平

名作欣赏 2021年11期
关键词:文学史鲁迅作家

陆东平

“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已经提出三十多年,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也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客观地说,还远远不够。这样说不是故作惊人之语,也不是蓄意挑剔,实在是因为现今通行的各类现代文学史,虽然数量繁多却难免大同小异,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但根本上说是学术话语体系单一。在一种话语体系下,文学史家们学术视野狭窄,而且文学批评和价值标准严重同质化,无论史的见解还是文学的见地都差强人意,所以尽管主编们不停地变换形式,不断地修订和再版,甚至美其名曰地喊出“重回文学史现场”的口号,但于著作本身来说没有什么实质推动意义,因为真正的文学史现场还未完整、清晰地呈现,最起码作为前期研究成果的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类现代文学史,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其中包括比利时传教士文宝峰的法文版《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就未被纳入学术界视野过。

与新文学创作同步的中外文学评论、文学史著作

在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对民国各类文学评论著作、文学史先做一下简要回顾。

白话新文学自“五四”诞生后,相关的文学评论、文学研究和文献资料随之跟上,除却单篇的评论文章外,比较成规模、成系统的资料类的评论集早在1920年就由王世栋结集为《新文学评论》在新文化书社发行,1923年胡适在《申报》五十周年纪念特刊上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9年李何林在北新书局出版了《中国文艺论战》。接着,1932年周作人在人文书店出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同年陆永恒完成具有专著性质的《中国新文学概论》,由广州的克文印书局印行。两年后,评论家苏雪林推出了兼具评论集和文学史双重意义的《新文学研究》。虽然该著作未正式出版发行,但是以线装古籍的印制形式作为国立武汉大学的授课教材,已经算是半公开地推广了。而且,相较于此前字数不很多的著作,苏雪林这本著作厚达276页(指繁体竖排版),已经比较成规模了。不过,因未正式出版,流传不是很广。

再后,抛开各种资料汇编,单是以文学史性质和文学批评为视角的研究著作就包括:王哲甫1933年在杰成印书局出版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王世栋在1935年出版的《新文学评论》第二册、王丰园1935年在北平新新学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吴文祺1936年在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的《新文学概要》、霍衣仙1936年在广州北新书局出版的《最近二十年中国文学史纲》、李何林1938在光华书店出版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17—1937)》等。

相对于白话文学二十余年的创作探索来说,这些综合性的史学和文学批评著作,可以用硕果累累来形容了。在这样良好的态势下,进入20世纪40年代,白话新文学史的写作自然是更上一层楼。这其中比较重要的代表著作是1943年李一鸣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郑学稼在胜利出版社出版的《由文学革命到革文学的命》。尽管后一本更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评论集,但是贯穿其中的批评比较成系统,某种角度来说也可以看作是文学史著作。1944年,任访秋在河南南阳前锋报社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这大概是首部以“现代文学史”命名的白话文学史。1947年,田仲济(当时署名蓝海)在现代出版社出版了首部具有专门性和断代性的《中国抗战文艺史》。

尤為值得一说的是,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几部外国人撰写的中国白话新文学评论和文学史,例如当时作为天主教机构的普爱堂,计划出版一套指导传教用的“文艺批评丛书”。其中,比利时传教士文宝峰负责承担撰写了《中国新文学运动史》(llistoire de La Litterature Chinoise Moderne)。这部专著用法文撰写,1946年由北平普爱堂印行。第二本是法文的《说部甄评》,1947年被译成中文《文艺月旦》(甲集)出版,署“景明译,燕声补传”,书前有北平怀仁学会神父善秉仁撰写的四万余字的“导言”,此外还有赵燕声编纂的“书评”和“作家小传”。在导言中,善秉仁特别提道:“文宝峰神父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业已出版。一种《中法对照新文学辞典》已经编出,将作为‘文艺批评丛书的第三册,第四册又将是一批《文艺月旦》的续集。”第三本是善秉仁组织编写的英文《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1500 Modern Chinese Noves & Plays)由辅仁大学印行。此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苏雪林写的“中国当代小说和戏剧”;第二部分是赵燕声写的“作者小传”;第三部分是善秉仁写的“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可谓举凡作家生平和文学成就、作品的故事梗概等,都有介绍。这本工具性、资料性的文献,尽管当年是为了指导天主教在中国的文化传播服务,发行也主要是针对教会内部,但在教会之外也产生过一定影响,20世纪60年代中期香港龙门书局曾翻印过,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序言中提到是宋淇送给他,直到1978年“还是极有用的参考书”。

此外,明兴礼在1946年完成以《中国现代文学的巅峰》为题的博士论文,后于1953年作为“认识东方”丛书的一种发行,由香港朱煜仁编译成中文,易名为《新文学简史》,由香港新生出版社出版。《新文学简史》已经有汉译本,刘丽霞也写过《来华耶稣会士明兴礼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2012)。关于善秉仁及其对于现代文学的贡献,孔海珠撰写过《法国神父善秉仁的上海之行及其他》(2007),情况也相对比较明晰。

至于文宝峰,谢泳教授曾写过文章《文宝峰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在报纸上发表过,后来部分地收进《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一书。不过,因为文宝峰的著作是法文,所以谢泳教授只翻译了目录,并在此基础上简略做了阐述,并未能深入其中。

谢泳教授之所以能关注到文宝峰及《中国新文学史运动史》,首先得益于作家常风。常风曾写作《记周作人》一文,其中写道:“见了文宝峰我才知道他们的教会一直在绥远一带传教,因此他会说绥远方言。文宝峰跟我交谈是英文与汉语并用,他喜欢中国新文学,被日本侵略军关进集中营后,他继续阅读新文学作品和有关书籍,我也把我手头对他有用的书借给他。过了三四个月,文宝峰就开始用法文写《中国现代文学史》,1944年7月底他已写完。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不久文宝峰到我家找我,他告诉我说他们的教会领导认为他思想‘左倾要他回比利时,他在离开中国之前很希望能拜访一次周作人。与文宝峰接触近一年,我发现他对周作人和鲁迅都很崇拜。”文宝峰“左”倾与否暂且不去讨论,常风先生的文章确是对学界了解文宝峰提供了极大帮助。谢泳教授在文中同时提到“现在研究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的人不少,但极少提到文宝峰这本书”,“如果现在找到文宝峰的书并很快把它译过来,那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肯定有帮助,无论他的观点如何,作为一个同时代对中国新文学感兴趣而又懂汉语的传教士的著述,他带给我们的研究信息一定相当丰富,这也是中法、中比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幸事”。欣慰的是,2020年山西的北岳文艺出版社推出的“中国新文学史书系”(共选择13种民国时期的现代文学史分8册印行),选中了文宝峰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并由华中科技大学留法博士杨蕾译成中文,可以说既响应了谢泳教授的号召,又弥补了他未读过汉译本全书的遗憾,可谓贡献卓著。

如果对照一下现今流行的各种现代文学史,可以发现,以上所涉及的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种白话文学评论、文学研究以及文学史著作,很少被文学史编著者们所关注、引用。一个简单的常识,学术研究是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的,如果不是这样,那结果和结论当然需要质疑和否定了。

《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的框架特点及整体概况

文宝峰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在整体篇章结构上,分为“前言”“引言”、正文和“后记”。在“前言”的末尾有一段话:“吾谨向常风教授致以深厚谢意,先生友善,多有相助。虽困于集中营内数月之久,先生依然尽心检查拙作,为吾提供必要之资料信息。先生每周下榻陋室,吾每每喜出望外,并以此为鞭策,再接再厉。”这段话可以进一步验证常风在《记周作人》一文所述不虚。

《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正文共分15章,分别为:1.桐城派于现代文学之影响,2.早期古文译作及文章,3.新文学之始及白话小说之意义,胡适与陈独秀之倡议;反对与批评之声,4.胡适及陈独秀作品之总体评价,5.《新潮》杂志:重生,6.文学研究会,7.创造社,8.新月社,9.《语丝》周刊、语丝社,10.鲁迅——其人其文,11.未名社,12.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与新写实主义,13.民族主义文艺,14.自由运动大同盟,15.新戏剧。从正文的目录及篇章设置上来看,文宝峰注意到白话文学与传统文学(桐城派)、晚清林纾等人翻译文学的渊源关系,强调了胡适、鲁迅以及《新潮》、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语丝社、左联、戏剧之于白话现代文学的重要关系、地位,其中重点触及的作家,例如胡适、周作人、鲁迅、郭沫若、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丁玲、沈从文、苏雪林等,在作家地位和文字占有量上来说,除了他对苏雪林的看重而不同外,基本与时下通行的现代文学史教材相接近。

相对于相同点,文宝峰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与时下通行的现代文学史教材有更多不同点,或者说其个性化的特点更引人注意。例如:

其一,除了强调鲁迅、胡适等作家之外,文宝峰并没有在章节标题上体现出其他重要作家,反而代之以社团名称、思潮来命名。这种写作思路和指导思想,除了“文学运动”这一写作立意的需求,更看重“社团”这一文化符号和思潮的意义,同时也从侧面体现出作者在认同鲁迅经典作家的地位和评价之外,其他作家尚无法与其比肩,其原因作者在“前言”中交代说:一则是中国文学界“种种偏见堆砌,扭曲观点,扰人判断”;再则是“如今中国,文学流派百家争鸣,接踵而至,却又鱼龙混杂,变化无常,令其发展脉络难以捉摸”,所以“比起评价赏析,为作者作品分类分派更为困难,分类之内在原则不可运用”。

其二,文宝峰将“民族主义文艺”“自由运动大同盟”单独作为一章。这一举措能够凸显出文宝峰这个在场的旁观者,对现代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深受政治思潮影响的看重,无疑是相对客观的一种历史还原与再现。这一点,文宝峰同样在“前言”中有所交代:“中国之新文学运动,虽百花齐放,却享有共性:均探求某种社会秩序;其行为经常掺有政治考量,而后者,则起于三十年来社会之大变。”显然,文宝峰注意到了现代文学受制于社会大变革的政治环境,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因为缺少對当时中国的整体把握,对民族主义文艺的关注远远不够,仅以极少的篇幅概述,对黄震遐那样比较重要的作家都未能充分展开,而对于文学本没有太大影响的“自由运动大同盟”却给予了不必要的描述。应该强调的还有,《新文学运动史》中提及非基督教运动和新生活运动这两个政治事件,虽然没有展开来谈,但作者显然已经关注到非文学以外的政治运动或事件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同样遗憾的是,全书疏漏了战国策派、九叶诗派、七月诗派,以及1938年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等影响一时的流派和协会。

其三,文宝峰对茅盾、郁达夫、张资平、闻一多、张天翼、庐隐、老舍、冰心、蒋光慈、巴金、施蛰存等进行了相对着力的介绍,但要稍逊于第一梯队作家,可见这一点他与时下的现代文学史家们有着一定的差异。至于萧红、萧军、卞之琳、何其芳、胡风、萧乾、沙汀、卢焚等作家,文宝峰仅仅点了一下名字和个别作品,没有展开任何评述,这也许可以看作是他著作的不足。戏剧方面,文宝峰对郭沫若、田汉、洪深、欧阳予倩、熊佛西、曹禺、李健吾、袁昌英、叶尼、顾仲彝等剧作家做了几乎同等篇幅的介绍,尽管他对曹禺的评价很高,却没有像一般文学史那样更加突出曹禺的创作和地位;他不但对顾仲彝做了一定的介绍,而且在行文中多次引用顾仲彝的戏剧评论观点。此外,戏剧方面文宝峰还次重点地介绍了蒲伯英、侯曜、濮舜卿,而这三人对于现在的很多文学研究者来说,可能还比较陌生,或者从来没有被纳入过研究视野。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如果文宝峰关注的戏剧家本身分量很轻,不应给予或过多给予关注,那就是文宝峰的研究和欣赏水平有问题,但如果这些戏剧家不应被完全排除在文学史而其他文学史家却从来没有关注过,那就是后者的读书视野和欣赏水平有问题了。

再有,《新文学运动史》的疏漏或遗憾是,在诗歌领域取得不错成绩的冯至、艾青,以及20世纪40年代涌现出来的张爱玲、钱锺书、徐訏、穆旦等实力派作家,文宝峰受限没有涉猎,反而对一些在创作上未产生多大影响的作家罗列过多,比如“创造社”一章中,除了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重点介绍外,还次重点地介绍了淦女士(也就是冯沅君)、刘大杰,点名并简单介绍了王独清、穆木天、倪贻德、周全平、郑伯奇、洪为法、何思敬(即何畏)、成绍宗、冯乃超、沈起予、蹇先艾等。从这些开列的名单看,人员不仅缺少必要的精简,毕竟文学史写作除了再现文坛历史外,也还有个大浪淘沙的经典化过程;而如果从照顾全面的角度考量,又遗漏了陶晶孙、张定璜、方光焘、滕固等人,而且将文学研究会会员蹇先艾归为创造社本身就是个问题。

造成以上各种特点或缺点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文宝峰的阅读视野决定。作为一个外国传教士,他不可能关注到更多新文学作家和作品,更无法进行深入研究。同时,他所参考的书目也直接决定了他的视野。根据《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书后所列的各种参考书目看,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文献居多,而且直接影响文宝峰写作的文学史著作,例如陈炳望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李何林的《近二十年来中国文艺思潮论》等都是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直接参考的文艺论争和史料,除了郑振铎编的《文学论战集》是1940年出版的外,杨荫深的《中国文学家列传》(1939)、钱杏邨的《新文坛秘录》和《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料》、李何林的《中国文艺论战集》、苏汶的《中国自由论辩集》、乐华编辑部的《当代中国文艺论集》、黄英的《现代中国女作家》、贺玉波的《中国现代女作家》、草野(勺汝钧)的《现代中国女作家》,也都是20世纪30年代出版。另外,根据常风文章的信息看,文宝峰是1944年7月底就已经完稿,所以书虽然出版于1946年,但是20世纪40年代涌现出来的著名作家、作品,他显然是无力也没有时间给予关注了,何况他还有一段时间被关在集中营里。不过,从文宝峰的参考书目看,有很多又是时下文学史家们所忽视或从来没有引起重视的。

不同凡响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

如果以文学史编撰的眼光看,《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一书在编写框架、体例上都存在很多缺点,命名为史也很勉强,但是如果宽容地看,这本书最精彩也更吸引人的,或者说更大的价值所在,是他对一些作家、作品、社团和文学现象进行的独具个性的评判,这里权且举几个例子。

首先来看他对鲁迅的评判。鲁迅作为现代文学的重镇,关于他的书写显然能够体现出一个文学史家的研究水平。涉及《呐喊》《彷徨》的评论,文宝峰更多地引用了李素伯、王际真、張定璜、哈罗德·阿克顿和《中国国民集志》的观点。其中张定璜《鲁迅先生》中的观点时下文学史家们多有关注,所以这里不做介绍。来看文宝峰对其他几人观点的引用,并且因为这几人的文章平时并不多见,包括社科院文学所编选的《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也未收录过,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王际真、阿克顿和《中国国民集志》的文章原初还是英文、法文,所以以下会稍多引用原文。

比如涉及李素伯的《小品文研究》(新中国书局1932年版),他这样引用道:“《呐喊》和《彷徨》几乎是每个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所必读的书了,并有人把作者和俄国最有名的小说家契诃夫作比较的观察,举出在生活、题材、思想、作风等项上两位作家的相似之点,确是颇有兴趣的事,尤其是在思想一点上,两家虽都是怀疑主义者,但都希望有美丽将来的实践而并不绝望。”涉及王际真的《鲁迅年谱》(China Institute Bulletin,1939年3卷4期),他引用道:“鲁迅既如马克西姆·高尔基一般德高望重,与其所处时代的革命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如伏尔泰一般,其讽刺无不透着尖酸刻薄。但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伏尔泰惯以一种傲慢态度居高临下地评判他人,而鲁迅则永远将自己归置于受评判者的行列。总之,在法国,鲁迅或许会成为另一个伏尔泰,在俄国,他会成为另一个高尔基或契诃夫,在英国,他会成为另一个迪恩·斯威夫特,但在中国,他只能成为鲁迅本身,因为他是应中国之时代而生的,这一泱泱大国近五十多年一直蒙受的切肤之痛尚未终止。”涉及哈罗德·阿克顿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精神》(Tien Hsia Monthly《天下月刊》,1935年1卷4期),他引用道:“当鲁迅描述这些画面的时候,读者会不寒而栗,会在痛苦的表情上勉强勾勒一丝苦笑,而绝不会真正笑出声来。鲁迅其人,是绝不会柔肠善感的。”在涉及1930年鲁迅“左转”后的评价中,他引用了《中国国民集志》(LA REVUE NATIONALE CHINOISE,1943年6月版)中的观点:“他的作品兼具深刻的现实主义和悲悯的人道主义情怀,罕见地从生活中读出讽刺,将社会之丑陋真相公之于众。他炽热、猛烈、嫉恶如仇,总之他为人并不和蔼,但充沛有力。”文宝峰和各被引用人关于鲁迅的评判,尽管个别地方有待商榷,但首先从资料的占有和引用上来看,就与时下流行的各种版本的现代文学史著作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体现了文宝峰等人并没有沿用通常流行的“反封建”话语主题,反而以另一种独具个人研究特色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去接近并审视鲁迅,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思考的。

当然,文宝峰也有自己的观点,例如他在评价鲁迅时说:“在1930年以后,他仍旧坚守其普遍人道主义的理念。”“他自始至终都从整个社会和国家的角度考虑,关切中国人民的具体精神面貌。也正因如此,他才会对新文化运动持批判分析的态度。”他还指出鲁迅杂文创作中的不足:“他在作品中总是深沉真挚,但有时也会流于片面,尽管这并非如他所愿。这也可能是因为他并不总能够掌握事实真相,故而有时所作之判断亦会有失偏颇,他所提供给读者的作品亦不够完善。”客观地说,文宝峰的这些评论观点,即使放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鲁迅研究界,也是够水准的。尤其是对鲁迅一些文章中的偏颇,他虽然没有具体指出,但熟悉鲁迅的人都知道,比如在“三·一八”的问题上、在梁实秋的“清书”问题上等,鲁迅的确不知道真相。

其次来看文宝峰在涉及作家与作家、社团与社团的比较研究。例如在评价创造社的张资平时,他与郁达夫对比说:“郁达夫给人留下之印象乃真诚之人,即使其内心纠结、即使其以不稳定之文学才华争得读者之同情、获得人们对其饱受折磨之灵魂之怜悯;张资平却真真是毫无借口了。其文笔暗淡单调,内容伤风败俗,人尽皆知,文学想象可谓枯竭,叙述无聊,情节单调,给人印象极为不好,让人觉得作家既无诚意又无才能。加之其描写之爱并非自然、社会及家庭间之关系,尽是私通、出轨、乱伦、师生间之扭曲关系等。张资平所描写之一切,其笔触使读者觉着像一枚毒针,读着令人生不如死。”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关于张资平、鲁迅的所谓“∧”符号已经够酷评的了,但是相比文宝峰的激烈批评,显然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当然这种对比性的批评,对于郁达夫来说,应该是比较切实,而对于张资平是否有些过于苛刻,则可以商榷。

在评价新月社时,他随手以创造社比对。他说:“于他们(指新月社——引者注)而言,创造社的极端主义者们是戴着绿色眼镜看世界的,故而在此类人眼中,世间万物皆为绿色。他们的先验论非但是反智的且是不切实际的。在正常的人类社会中,爱的影响应比恨更为深切,互存恶意应为互助精神所取代。一切皆真实且公正地和谐共生乃新月社所求之夙愿。也正因如此,新月社才反对一党执政的排他主义,拥护人权与议会制。”简短几句,不仅将创造社和新月社的差异呈现出来,而且其认知和批判的力度,也远非时下流行的那些文学史著作所能达到的。

其他如在评价李健吾时,他这样对比说:“与张天翼、老舍、林语堂相比,李更偏于幽默作家,其善于发现并表现所生活的社会的小毛病及小滑稽。然而,其幽默与如林语堂的不正常、过于高傲之幽默有天壤之别;亦不同于老舍之怀疑式幽默。李之幽默更为人性、严肃、深刻,也更为直率,其幽默与评论之终极意义并非嘲讽,而是唤醒其读者之意识,并将他们引向更为人性与完美之道路。……截然不同于曹禺,李的抗争导向真实与真相;其刺破谎言,引领恶人走向更为高尚之生活。此即其与曹禺之极大不同。”在评判胡适、林语堂、老舍等人时,他说:“(他们)曾为实现同一理想而不辞劳苦,但结果似乎并不尽如人意,一来是因为他们从未触及西方‘文明之内里,而正如我们所言,‘文明是有别于‘文化的;二来他们似乎过于依附新的革命和反抗精神,如此便无法公正评判中国传统文化瑰宝之价值了。”

应该说,经过文宝峰的对比,郁达夫与张资平、创造社与新月社、李健吾与林语堂和曹禺以及胡适、林语堂、老舍等作家,不但差异分明,而且特点、个性也愈发凸显。

第三来看一些值得商榷或硬伤式的观点。比如,在涉及沈从文的评价时,文宝峰认为沈从文有“丰富的想象力使其能够不断探寻新素材,故而其创作主题可谓变化无穷”,而其他“大多数现代作家多以某类题材为创作方向,作品之精神亦大体相同,以致读其中一部作品便可推测其余作品之内里”。在肯定的同时,他又参考苏雪林的批评指出沈从文创作的不足:“行文过于松泛不考究,因此所成之作多冗长散漫;他察人观事之眼光迅速而片面,因此作品常缺乏思考,见解亦流于偏狭;故而不能于读者脑中留下持久印象。在与其同时代的作家中,沈从文并无缘跻身一流者之列。”应该说,文宝峰对“大多数现代作家”和对沈从文“创作主题可谓变化无穷”和部分缺点的评价都比较中肯、客观,但是他与苏雪林共同认为“与其同时代的作家中,沈从文并无缘跻身一流者之列”,大概确实需要认真商榷一下了。

在涉及一些作家的史实叙述上,文宝峰也缺少足够的考证。例如他说郭沫若1937年回国“全身心投入到爱国理想中而将妻儿抛弃在日本,其中的悲伤可见一斑”;冰心“自1932年起她便加入了自由主义作家的行列”;鲁迅在厦门时“对他的监视极其严密”;巴金“信仰无政府主义之虔诚”等。真实的情况是:郭沫若1937年归国参与抗战,是否全身心,其行为是否可以直接定性为爱国,其内心是否悲伤,都是一个很难证明的问题,因为相反的事例和结论都同样存在,或者說做出另外相反的解读更加具有说服力;冰心自“五四”出道后,包括留学归来,都很难用“自由主义”这个政治学或政治哲学的术语来界定,因为她实在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意识,表现在创作上就更是如此;鲁迅1926年在厦门时并没有遭到“严密监视”,他在讲课、发表文章、写信甚至远赴广州等各方面都是自由的;巴金确实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是远达不到“虔诚”的地步,至少他后期的创作和日常行为,很难说与无政府主义有什么联系,或者说巴金是无政府主义的一个票友更恰当。

至于书中存在的其他一些常识性错误或值得商榷之处,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突出基督教与现代文学的关系

一个基本事实是,白话文学从诞生到发展,受基督教的影响很大。稍微盘点一下现代作家即可知,许地山、冰心、老舍、林语堂、苏雪林都是受洗的基督徒,《风萧萧》的作者徐訏临终之前受洗为基督徒,至于那些直接受基督教影响的作家,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曹禺、沈从文、张爱玲、孙大雨、王元化等则是不胜枚举,甚至萧军在延安时一边看《联共党史》一边还不忘读《圣经》。这方面,已有多位学者写过专著,例如马佳的《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1995)、杨剑龙的《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1998)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文化思潮》(2012)、喻天舒的《五四文学思想主流与基督教文化》(2003)、刘丽霞的《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历史存在》(2006)等。其实不必翻看这些专业著作,仅凭常识就可以想见现代文学的作家们受基督教的影响有多大了,理由是很多作家毕业于基督教中学、大学,很多作家留学过欧美,现代文学直接深受欧美文学的影响,而《圣经》是欧美文学的灵魂,所以现代文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与基督教结下了难以割舍的关系。

另一个基本事实是,现代文坛,尽管存在众多基督徒作家或深受基督教影响的作家,但因为个人的天性、悟性不同,或者借用基督教的话语说是个人属灵的生命、气质有差异,其创作也就必然呈现出差距。那么如何来准确评判这些作家及其创作之于基督教的关系呢?或者说由谁来衡量这些作家及其作品之于基督教的关系更具信服力?恐怕那些缺少《圣经》和基督教会知识储备的研究者,应该是首先要被排除的。或者说,由长期在中国生活并深谙汉语及中国国情的传教士来承担这一课题,应该是最佳选择。无疑,文宝峰就是应历史之需在20世纪40年代产生的一位。

那么,文宝峰承担这一课题是否胜任呢?不妨先来看他对自己敬仰的鲁迅的评判:“鲁迅固然冷淡好讽刺,但他亦一贯赤诚。他所受之教育乃进化论、自由主义和实证主义,故而宗教问题不会对其造成困扰。他欲将宗教排除在外,来解决人生之根本问题,但有时其悲壮的现实主义也会不由自主地对其进行掣肘,偶尔他想要忠实刻画的生活会将他吞噬,令他直言不讳地表达内心所想。他感到世人所生存之世界空虚残酷,因此他宁愿相信灵魂,相信天神。他宁愿相信上有天堂,那里是新生活开始之地,因为人间的生活着实太过黑暗悲凄了,但他没有能力亦无力气去求助于宗教,他对唯灵论从来都是视而不见。”这一长段的引文显示,文宝峰意识到鲁迅的创作多受宗教的影响,也发现鲁迅的谦卑及其不否认灵魂的存在,却最终没能拥有属灵的生命,为此文宝峰很遗憾。抛开文宝峰的遗憾单就鲁迅的创作来说,无论他写反思、批判,还是空虚、反抗,在人文情怀和深刻度上可以笑傲江湖,但是在温暖、希望和救赎等超验领域,终究还是未能摆脱世俗和理性的支使。从这一点来说,文宝峰对鲁迅的剖析及遗憾,实在是警世之言。

在谈及自己曾拜访过的周作人时,文宝峰说1922年他曾发表意见反对甚嚣尘上的非基督教运动,主张信仰自由,对此自己是心怀感激的,不过在他们的交流中也发现“周作人多次表现出对于天主教教义——甚至基础教义——之无知”,不过他还为其找到一个自我安慰的理由:“此乃缺乏完好有效之资料来源所致。”周作人当年的确曾与同仁联名共署《主张信仰自由宣言》,还曾撰文说:“我们既不拥护任何宗教,那么反对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运动的,到底为什么呢?冠冕的说,是为维持约法上的信教自由,老实地说一句,是要维持个人的思想自由。……我们的主张信教自由,并不是拥护宗教的安全,乃是在抵抗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威胁。”周作人的举动暂且不谈,但由引文可看出,他之反对非基督教运动是出于维护宪法和思想自由的角度出发的,并非基于基督教本身,他也如文宝峰所言的确缺少基督教素养,这一点从他的诸多作品中也可以看出,因为他更在意追求的是晚明的名士风度和释道的超脱,他对个人的灵魂和众生运命的关注甚至还不如他的兄长。

在涉及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时,文宝峰评判说,他们“都受一种不完善的基督教影响,曲解了基督教的箴言,背弃了所有的教条,只保留了一条道德准则却完全不知灵活变通,也丢失了其永恒的根基”。在谈及巴金及其无政府主义时,文宝峰说:“由于缺少上帝与彼世之思想,若以敏锐之目光读其作品,便有空洞之感。偶有几时痛苦之感实难逃脱,便也不禁只能呼喊老天爷。其作品大多道德观念极强,然却是基于模糊且无未来根基之社会意识,这使其相较于实践,稍显投机。”应该说,尽管是出于基督教传教士的动机和使命,但文宝峰确实进行了比较准确的把脉,他所诊断的病症完全切合这几个作家。

来看文宝峰对曹禺的评判。他无疑认可曹禺是中国最优秀的剧作家,承认其“善于深入人物心理,直至灵魂深处最隐蔽的角落。……善于采用简明却又深刻、尖锐之语言展现其才华,丝毫不逊于新文化大师”,他准确地捕捉到《雷雨》不是写什么“社会大家庭的乱伦关系”及其造成的人生悲剧、命运悲剧和“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及其崩溃的趋势”,也不是写什么“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家长”“更加强化了对‘不公平的社会(与命运)的控诉力量”,甚至还“耐人寻味的是,剧作家的戏剧本事之外,又精心设置了‘序幕与‘尾声”,而是通过“序幕”和“尾声”意图去“展现天主教像守护天使般于失落的世界张开双翼,牺牲肉体与灵魂,以拯救被命运摧毁的人类”,但是曹禺因为“身上蕴含着自己也难于理解的神秘的二重性”,所以还不能真正实现终极救赎的预期,也正因为这样的未达到,所以文宝峰针对《日出》指出:“对光明之渴望使曹禺的作品、人物中处处可见其一颗颤抖的心的痕迹,其厌恶于邪恶世界的黑暗与罪行而难觅出路。对此,其以为唯一的出路即为天谴,令罪恶得以受到惩罚,即便牵扯无辜。”

再来看文宝峰对林语堂这个基督徒作家的评判。他说:“因在新教环境下长大,林语堂对基督教十分熟稔,但从其作品中又可以窥见,他并无深入探寻基督教教义之考量。莱比锡求学期间,于追求美学与先验论的环境下受到人种学之浸淫,又使其产生怀疑宗教教条之思想。故而他仅从人种学与美学之角度考虑宗教问题,并始终抱有旁观者之理性科学态度。他无法摆脱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实证论,是故无法深入探究宗教与生命之内在联系,亦无法掌握宗教施于人类精神之影响。这些哲学思想为其揭开了有关人类道德与社会生活的面纱,显露出真实的、非物质的、抽象的一面。因此在面对宗教、祖国或社会问题时,他方才表现出某种冷漠与傲慢情绪。”这一评述,除了关于林语堂是否是在留学德国时怀疑宗教可在考证外,其他大体可以说点到林语堂的穴脉,相比于时下流行的各种现代文学史教材几乎一致地将目光集中在幽默、闲适等创作特点,真可谓高下立见。

基于上述批评,文宝峰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做了总评价,并从问题出发揭示说:“以现有之观点审视,中国新文学无论于戏剧或是文学方面均有所缺失。许多中国作家亦有此感,在其作品或是个人生活中,均对此颇有感慨。”

编撰《中国新文學运动史》的出发点,是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提供现代文学阅读的“入门书”,其编排体例、章节结构以及文坛史实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但是文宝峰关于作家、作品以及社团和文学思潮的独特又深邃的批评,尤其是其基督教背景的文学审美尺度,为现代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书写,提供了不同于本土但又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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