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东平

“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已经提出三十多年，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也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客观地说，还远远不够。这样说不是故作惊人之语，也不是蓄意挑剔，实在是因为现今通行的各类现代文学史，虽然数量繁多却难免大同小异，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但根本上说是学术话语体系单一。在一种话语体系下，文学史家们学术视野狭窄，而且文学批评和价值标准严重同质化，无论史的见解还是文学的见地都差强人意，所以尽管主编们不停地变换形式，不断地修订和再版，甚至美其名曰地喊出“重回文学史现场”的口号，但于著作本身来说没有什么实质推动意义，因为真正的文学史现场还未完整、清晰地呈现，最起码作为前期研究成果的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类现代文学史，并未得到足够重视，其中包括比利时传教士文宝峰的法文版《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就未被纳入学术界视野过。

与新文学创作同步的中外文学评论、文学史著作

在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对民国各类文学评论著作、文学史先做一下简要回顾。

白话新文学自“五四”诞生后，相关的文学评论、文学研究和文献资料随之跟上，除却单篇的评论文章外，比较成规模、成系统的资料类的评论集早在1920年就由王世栋结集为《新文学评论》在新文化书社发行，1923年胡适在《申报》五十周年纪念特刊上发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9年李何林在北新书局出版了《中国文艺论战》。接着，1932年周作人在人文书店出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同年陆永恒完成具有专著性质的《中国新文学概论》，由广州的克文印书局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