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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转折时刻的一份证言

2021-11-22陈引驰

名作欣赏 2021年11期
关键词:刘裕田园陶渊明

陈引驰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日《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飓,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是古代最著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的名篇《归去来兮辞》的第一句,也是回荡千载的归乡之音。“归去”的方向,即是“田园”。

我们都熟悉陶渊明弃官而去的那个故事。诗人在离家乡不远的彭泽令任上,恰逢督邮来巡视,县吏告诉诗人:“你得整衣束带去见他。”诗人一听,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于是当即挂印而去。可追究起来,这个生动的场景,是出现在后代大文学家沈约编著的史书《宋书》里,关于事情的原委,陶渊明自己可不是这么说的。《归去来兮辞》前边有一篇小序,序里只说自己出来做官是因为家里穷,要钱,“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得到亲戚的帮助,如愿以偿,“亲故多劝余为长吏……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可有了钱的官场生活与自己的本性不合,所以也很难受,“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深愧平生之志”,这时恰好他嫁到武昌程家的妹妹死了,他急着去吊唁,所以就离职而去了。

《宋书》这部史书里的故事更具有场景性、戏剧性,倒是《归去来兮》中陶渊明的夫子自道似乎更为平实,或许我们应该相信诗人自己的话吧。

“序”与“辞”之指向

今天,我们读《归去来兮辞》,“辞”的本文之前,是有“序”的,而且确实应该将“序”和“辞”一起读。因为它们之间,构成了一种互补的关系。“序”的时间指向,基本是“归去”这一事件发生之前的;而“辞”则指向“归去”及“归去”之后。“辞”中对于“归去”之前的情形,言语间仅有一处涉及,而呈现的也是一种回溯的姿态,是说“悟已往之不谏”。“序”则全是对“归去”之前出任彭泽令的动机、过程和去职缘由的叙述。从文学书写的取向而言,“序”是叙事,而“辞”是抒发情与志,前者是铺垫是基础,后者是展开是主旨所在。

迫不及待之“归”

《归去来兮辞》抒写的是陶渊明最终脱离尘世官场,返归乡居田园生活的快乐。要说文章的结构脉络,其实很平易,大致就是按照时间线索展开的,简洁明了地说,可以厘为四段五层。

第一段写的是返乡的行程,突出的是对过去步入红尘的悔悟和投入故园的迫不及待。“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都是以过去与现在做对比,抛弃当初,幡然改辙,把握当下。“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这种飘飏轻快的感觉,恰是适应卸下重累的心理而生的。“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彭泽令的衙署离家不过百里,诗人不会连路都不熟到要问人的地步,对此,我们只能理解是诗人在着急怎么还未到家,透露出连夜赶路回乡的诗人心情之急迫。

回返家园之乐

第二段自然地写到归家之后的情形,但这中间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刚回到家的那一短暂时刻的呈现,第二个是刻画回归乡居田园之后诗人的日常生活。“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诗人赶着回家,见到熟悉的屋子,心情之雀跃可以想见——这是从赶路的诗人这边来说的,而另一方面,则是僮仆迎面而来的接引和孩子在门边的守候。家人是诗人最关心的,然后是家园的周遭,熟悉的小径和松树、菊花。诗人关切的还有酒,进得屋来,满杯的酒等着他,诗人该是多么的欢欣而满足。接着的一句是“引壶觞以自酌”,读来很容易想象成诗人“有酒盈樽”便把盏畅饮;这么理解也不能算错,但结合下面一连串的六字句式,与前边的四字句式不同,可能应该另作考虑;而且,以下的六字句已换韵,韵脚与四字句也已不同,更使得我们须另作解读。我们知道,“辞”这一文学体式,在古代文学的传统中,与“赋”有许多的纠结,而所谓辞赋的文类定位也一直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不妨与文或散文合观,有的则认为辞赋可以归属于韵文的一种,后者的一大理由就是辞赋通常有韵的安排和组织。

如果我们将以下的文字作为第二段的第二层来看,那它刻画的其实是诗人归隐田园之后日常家居的惬意生活:

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从诗人的文字中,我们能了解到他家园的大致情形:屋子不大,仅能“容膝”,庭园尚可,足以“流憩”——也就是走走停停。在这家园里,诗人如何悠游度日呢?在室内,饮酒“自酌”是不可少的,倚着南窗看看庭园里的树(“倚南窗”“眄庭柯”),高兴又得意(“怡颜”“寄傲”);到屋外,手持拐杖,走走停停(“策扶老以流憩”),时时抬头远望,看白云悠然随意地飘出山谷,飞鸟黄昏时分归巢(“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当天色渐渐暗下来,诗人还在孤松那儿徘徊(“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这黄昏时分飞鸟倦归、诗人独立的图景,很容易让人想起诗人《饮酒》第五首中的名句“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那首诗的最后写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什么是飞鸟倦归中蕴含的真意呢?其实不过是依循自然的节律动静行止而已。诗人所祈求的乡居世界,就是這样的一个自然的世界,自然的世界是自足的,《归去来兮辞》文中提到庭园有门,却难得敞开(“门虽设而常关”),既然已离开了外边的世界,诗人对它是没什么兴趣了——这层心意,在接着的第三段中直接表达出来。

在人群与田野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诗人申言将断绝交友,不过这仅是针对他决然离开的那个官场红尘世界而言的。他并不是就此孤家寡人一个了,而是转身过来与近旁平凡亲切的亲戚邻人们交好,说不定还絮絮叨叨聊个不停(“悦亲戚之情话”),聊的大概也就是微末的生活琐事,也就是后来同样以隐逸著名的唐代诗人孟浩然所谓“把酒话桑麻”(《过故人庄》)之类吧?除了“话桑麻”,诗人毕竟是一位文化人,他还读书、玩琴,“乐琴书以消忧”,这在诗人别的文字里也时时表露出来:“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是《五柳先生传》的自我刻画。沈约《宋书·隐逸传》记述:“潜不解音声,而畜素琴一张,无弦,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看起来诗人读书“不求甚解”,“不解音声”却爱“抚弄”无弦琴,似乎显得业余,但这样的态度与他自得其乐、聊以解忧的追求倒是正相契合。

诗人随后走出家门,到田野之中去,那里有另一番景象。而他之所以走向田野,是因为“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邻居农夫告诉说春天来了,得去村西边的田里干活儿了。可如果还记得诗人在“序”里提到的写作时间,这便有一点儿问题了:“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所谓“仲秋”,古代指秋天的第二个月,即八月,那么到十一月间,差不多正是“在官八十余日”的样子,诗人弃官之后便写了这篇《归去来兮辞》。十一月,毫无疑问是一年的冬季,怎么会说“春及”即春天来了呢?

过去的读者和注家有过各种解说。或者认为《归去来兮辞》的“序”和“辞”不是同时写的,“序”是诗人弃官当年十一月作的,而“辞”写在来年的春天之后——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但先落笔写一篇序,却等好几个月之后才作“辞”的本文,总是一件奇怪的事;况且就“序”来看,它本身的独立性并不强,看着就是为“辞”做补充说明的,还不像同样出诸陶渊明之手的《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虽然它们也有很显著的相关性,可以合看,但“记”与“诗”互相的独立性同样显著,至少《归去来兮辞》的“序”明白写到“命篇曰‘归去来兮”,直接指向“辞”,也就是说《归去来兮辞》“序”的独立性实在很弱。

或者以为《归去来兮辞》的“序”和“辞”确是同时作的,不过,都是诗人在弃官离职前写的,也就是说,“辞”里写到的一切都是诗人将要归乡之前的想象之词——当然或许也无法断然否定这种可能性,但“辞”中那些匆匆忙忙连夜赶路归家、到家之后酌酒自乐、矫首遐观、抚松盘桓之类富于当下性和场景性的情境,总还是让人感觉更像是对现实经历的点染。这些文字,与“辞”中春天出没田园山川的描写比照,后者显得不那么具体:“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乘船河壑游,坐车山丘走,基本是一般性的描述。

既然这些说法都未能安妥,那么我们就简单地将“辞”中春天的一切,视为诗人在冬季时对即将到来的春天的梦想。

我们看到:春日来临的时候,农人想的自然是田里的活计要忙起来了;诗人也走出了家园,不过他关心的与普通农夫不尽相同,他似乎更高兴的是能到自然的天地间游走,更在意的是春光之美好:“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河泉解冻,草木葱茏,一切都在苏醒过来,一切都显示出生机萌动,这确是春天最动人之处。在最快乐的时候,易感的诗人常常联想到事情的反面去:“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人与自然的对照和反衬,是文学中常见的情形,因为这也是人们常会有的心理感受。当春天万物更始,人却可以说在进一步趋向终结——或者用诗人的话来说,“行休”,行将终了。这也是《归去来兮辞》第四段要直接面对的主题。

聊乘化以乐天

离开了让人烦恼的官场红尘,返回到家园,固然是令人愉悦的;但田园的春天之美好,也会引发这样的美好并不能持久而走向尽头的感伤:“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诗人的意思,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此身虽在不常有。

我们不能改变“向死而生”的人生必然,能把握的只是自己面对“悲欣交集”的生命的态度。诗人写道:“曷不委心任去留?”那为什么不放开自己的心呢?“任去留”,以往有解为任性而动,该留则留该去则去,认为是一种随缘任运的生活姿态,如同唐代诗人王维的诗所言:“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终南别业》)——沿山涧而行,水到尽处,也不执着,不妨坐下,仰头看天上的云卷云舒;如果与或熟悉或陌生的老者相遇,便随意谈笑,浑忘归时。——这样的境界,陶渊明完全也可以具有,“辞”的前边不是写到了“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吗?不是也提到“悦亲戚之情话”吗?有时候自己一个人望望远方发呆,有时候与親人朋友絮絮叨叨说个不停。

不过,在这整个段落里,我倾向于另一种解读:“任去留”是说任从生命的来去。陶渊明之前“竹林七贤”中著名的嵇康,有一篇《琴赋》,其中有句:“齐万物兮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一则,从字面上看,这应该是诗人“委心任去留”的语源;二则,前边有“感吾生之行休”,后边有“聊乘化以归尽”,都是针对生命而言的,所以此处对“去留”的理解还是与前后相关、契合为好。

既然诗人在这里表达的,不仅仅是一时的生活姿态,更是对于生命的根本态度,那我们就得更严肃地看待“辞”中的言说了。诗人表示世俗的富贵不是我所愿意要的,神仙的世界也不是我所期望的,所谓“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那么他乐意的生活是怎样的呢?其实很平易,但也很率性、很快乐:“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在这样春光美好的时辰,我要独自一人到田间去,放开我的手杖——我们该记得“辞”的前文,诗人“策扶老以流憩”,手杖是诗人潇洒漫步的象征,放下了手杖,就是暂时放下自己潇洒的姿态——动手来干除草、培土之类的农活;或者我就登上村东的小丘长啸,在小河清流边作诗吟句。诗人乐意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吧:一边,他是一个农夫,下田劳作;一边,他仍是一位诗人,诗和歌啸相伴。这后一个方面,我们很好理解,诗人无论处于何等境地,都不失其本色;至于前一个方面,可能得多一些认识和考究。

陶渊明归隐田园之后,诗文之中常有一些田间劳作的文字表现。对此,有的人便以为诗人投身民间,与普通劳动者一样,含辛茹苦面朝黄土背朝天,向田地讨生活了;另一些人则表示怀疑,觉得陶渊明再落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也不至于到如此境地,况且有多种文献记载表明诗人虽然离弃官场,可是达官贵人的朋友还有一些,也时来看看他,这些都不是真正底层农人所能梦想企及的,所以下农田之类,基本只是他的一种姿态而已。

比较而言,后一种意见应该更近真实。我们没有办法也不必真的去追究诗人田园生活的实际经济状况,我们看看他对田间劳作这件事的自我表述和定位,大概就够了: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园田居》其三)

诗人早出晚归,看似很辛苦,但回报却微不足道,“草盛豆苗稀”——如果是真靠土地吃饭的,应该倒过来,“草稀豆苗盛”才对——而且自己的衣服也都沾露湿透,弄得很狼狈。可是你看诗的最后,这一切在诗人的心中都无所谓!他在意的是什么呢?他在意的是这一切能符合或者说实现他自己的“愿”望,归田隐居,自然自由的愿望。至少在这个意义上,陶渊明绝不是一个农人,他是一位借田园包括田间的生活,实践自己生活理想的诗人。

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实践自己的生活理想,而在终极的意义上,诗人所祈望的,是能顺应着这样的生活,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老去,走向生命的终点,而在这过程中是快乐的:“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话是诗人说的,应和的是传统的声音——陶渊明是少读经书的,他自己说过:“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十六)——《易经·系辞传》上有“乐天知命,故不忧”的说法,按后来唐代经学注疏大家孔颖达的解释云:“顺天道之常数,知性命之始终,任自然之理,故不忧也。”孔颖达虽然时代晚于陶渊明,但诗人对他的解说一定是颔首认可的,因为这应该就是他所追求的。

顺天知命,对于归隐田园之后的陶渊明,是持续而稳定的信念和祈求。“乘化以归尽”的表达,不能不令人想到诗人数年之后写的《形影神》组诗中的名句:“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意思显然是一致的。如若一定要说其中的不同,那或许早一些的《归去来兮辞》更显得乐观些,只提到“乐夫天命”,而晚些的《形影神》组诗则说“不喜亦不惧”,更冷静,没有那么欣然了。或许是因為理想终究是理想,田园的生活并不完全符合诗人的理想,最初的美好期望经历了现实的磨折,渐渐褪去了光彩,露出了粗粝的本来面目。

到这里,我们回过头去,大致可以看出,《归去来兮辞》绝对不仅仅是一篇书写诗人归隐及心情的文字。在相当的程度上,它更是一篇陶渊明在自己人生重大转折关头发布的宣言,是诗人对自己生活道路做出自觉抉择、对自己此后的生命途程进行切实省思的一份关键证言。

《归园田居》其一

陶渊明一生的诗文不算多,在这不算多的作品之中,各篇的重要性和意义也大相径庭。《归去来兮辞》是重要的,因为它关乎诗人的人生抉择;与之类似的,如果只举一篇,应该就是《归园田居》组诗的第一首: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这首诗,应该作于诗人归隐田园之后不久,比照《归去来兮辞》,有很多可以相互印证之处。比如诗的开篇就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强调的这个“性”便是《归去来兮辞》“序”中所谓“质性”,“性本爱丘山”与“质性自然”无疑是一个意思。比如诗中说“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不就是《归去来兮辞》中的悔悟“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吗?

甚至在篇章的布局上,诗与辞,也有很相似的地方。我们读《归去来兮辞》,中间很大的篇幅,花在对乡居生活的描写上,诸如家园的自然环境、诗人沉迷其中的快慰,乃至想象中走向田野的见闻。这样的田园景象的刻画,在《归园田居》其一中也占据了很大的位置:“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如此缕述,屋子、树木、人烟、鸡犬,远远近近,各种声色,仅仅是一一罗列吗?仅看这些诗行本身,或许会有这样的感觉;而放在整个诗篇中,这些具体甚至有些琐碎的铺述,正体现出诗人对于田园环境和生活的细心体察,在这细心体察的后边,正是对这些事物以及这些事物构成的生活的安然、恬然的喜欢。回到《归去来兮辞》,用在田园景观风物和诗人自我形象的笔墨,不也透露着同样的情绪吗?

从尘网中走过

从《归去来兮辞》和《归园田居》中,我们看到的是诗人返归田园生活的快乐,看到的是诗人归隐之后欣悦而平静的心境。不过,它们是陶渊明人生大转折时刻留下的证言,对于这一转折,它们的说明就很充分而完整了吗?

照《归去来兮辞》和《归园田居》其一的说法,诗人是因为感到官场红尘违逆了自我的本性而选择归隐的,两者没有异词。但是不是仅仅如此呢?

鲁迅先生有一番话,正是针对理解陶渊明而言的:

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地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

我们不仅要细致读解《归去来兮辞》的本文,为求更深刻的体会,有必要回溯诗人既往的人生经历。

其实陶渊明弃官,彭泽并不是头一回。诗人最早出仕,是任所谓“江州祭酒”,这官名很可能是“祭酒从事史”的省称,据《宋书·百官志》这是“分掌诸曹兵、贼、仓、户、水、铠之属”,职事琐屑得很。加上这时候的江州刺史大概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诗人与这个傲慢的王家子弟大概也不投缘,《宋书》里记载他“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少日”就是没多久的意思,虽然我们不知道究竟有没有短过彭泽令的八十天。这第一次出来做官,诗人差不多三十岁了,担任的却是事务琐杂的职位,在当时他只能算是地位不高的寒素之士,大约也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次任职的江州和最后一次的彭泽,离家都不算远。不过,我们从《归去来兮辞》的“序”里知道,诗人丢开彭泽令的位子想要跑去武昌吊唁妹妹,诗人的家不是在庐山脚下吗?他的这位程氏妹怎么远嫁到武昌了?说起来,武昌当时属于长江中游的荆州地界,那里可是陶家早先尽显荣光的地方。

荆州在中古时代具有极重要的地位,东晋一代,更可谓举足轻重,以其踞长江中游之势,往往与下游建康的中央形成对峙。那个时候,曾任荆州刺史的,前后二十余人,东晋最后那些年的乱局时期不计,大抵都是东晋秉执权势的世家大族,如琅琊王氏家人占有该位置十年,外戚庾氏兄弟连着据有十年,桓氏更断续有四十余年。而陶氏家族的历史上,陶渊明最崇敬的曾祖陶侃,也曾是东晋荆州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在王氏和庾氏之间,他任刺史差不多十年。可以说,荆州曾是陶家势力甚大的所在。虽然我们不清楚陶渊明的这位妹妹嫁在武昌程家的原委,但很可能并不是偶然的。即使是陶渊明本人,荆州也是他一生经历中非常之重要的一个地方。这就得说到诗人的第二次出仕了。

陶渊明的第二次出仕,即他在当时的枭雄桓玄手下任职的经历,过去人们留心得不多。桓玄是文韬武略都十分了得,在东晋晚期历史中扮演了翻天覆地的重要角色的一位人物。他的发迹,先是做了江州刺史,而后攻杀了昔日的玄学辩友殷仲堪,成为荆州刺史,兼领江、荆二州。而大约就在这一期间,诗人陶渊明进入桓玄麾下任职,前后大约有两年甚至可能跨了三个年头。

毫无疑问,这该是陶渊明一生中最久的仕途经历了。那么,在桓玄手下,诗人有何作为呢?我们已经知道,诗人很可能为桓玄上疏朝廷请求领兵讨伐孙恩而奔走。孙恩起事作乱,一时声势浩大,攻入会稽,杀了当时的会稽内史王凝之,吴地诸郡动荡不已。这时,桓玄请求讨伐孙恩,固然有正当的理由,然后事情往往也是复杂的,背后未必没有隐藏着桓玄借机东下建康的意图和野心。如果陶渊明担任的是这么一个代桓玄请求东下的使命,那还真是颇关紧要的。

陶渊明结束这段为时最久的仕途经历,倒不像第一次江州祭酒那样是自行一走了之的,而是他母亲孟氏401年冬天去世所致。或许人们会有疑问,诗人生平最久的这段仕途经历,何以千年以来颇为隐晦,少受留意呢?了解随后的情势变幻,大概可以揣测一二。

就在陶渊明离开桓玄返回故乡为母亲守孝之后的两年半时间内,整个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402年晋安帝下诏怪罪桓玄,桓玄因率军东下,攻入建康,总揽朝政;次年(403)篡晋,改元建楚;接着的404年初,这一时代的另一位枭雄、后来代晋而立的刘裕起兵讨伐桓玄,而与刘裕站在一边的就有当时的江州刺史、刘牢之的儿子建德将军刘敬宣。最后的结果,桓玄兵败伏诛。在这一连串的变故之中,前半场,诗人是看客,后半场,则进场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陶淵明告别故乡,一路向东,担任镇军将军的参军去了;这位镇军将军,如今的研究者大致确定,就是刘裕,他当时驻京口。

陶渊明在刘裕处不久便离开了,转任建威将军刘敬宣的参军。很快,被桓玄废黜的晋安帝恢复了帝位,刘敬宣随即上表解职,陶渊明于是离开了他的幕府。之后大约半年,才有了人所熟知的诗人八十天彭泽令的最后一段仕途。

大致明白了陶渊明就职桓玄、刘裕麾下的始末,或许便能了解这些曲折何以有意无意被隐晦的缘故了。诗人之服务于桓玄,在刘裕这里,是绝对不该被提及而是应竭力忽略、掩埋的事,甚至他投身刘裕可能也是不得不有的姿态;而诗人与桓玄、刘裕的这些瓜葛,在后世大多数认定陶渊明忠于晋室的人那里,实在也是难以面对的——这两位虽是敌手,可在颠覆东晋王朝方面,则并无二致,可谓前赴后继的枭雄。

回顾陶渊明这些年的经历,知晓他曾在东晋晚期桓玄和刘裕两位大枭雄手下谋事,见证了他们翻天覆地的所作所为,我们应该能够了解和想象诗人的内心波澜。他会是对现实政治毫无深切感知的凡夫吗?他会是乐天知命、简单纯粹的田园诗人吗?

毫无疑问,诗人是有用世之心的,在他的诗中或隐或显有所表露;然而这种用世之心,不是空泛的意念而已,必得有落实之处。对陶渊明来说,用世的理想,如果曾经有过一个真正实现的机会,当然不是最初的江州祭酒,也不是最后的彭泽令,甚至担任刘裕和刘敬宣的参军也谈不上——如前边谈到的,这或许是他曾效力桓玄而不得不付出的努力,想在其中获得舒展的可能,未免太天真了——而是在桓玄麾下,在那诗人一生最久长的一段仕途。

两位枭雄之间

回到陶渊明投身桓玄麾下的那一刻。诗人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其实,为诗人设身处地来想,有很充分的理由。首先我们已经知道,桓玄当时据有江、荆二州,势力之大,人所瞩目;而荆州正是诗人最崇敬的曾祖陶侃曾经生活和战斗的地方。

其次,更进一层,有涉及家族的关系,在陶渊明仰慕的家族人物中,除曾祖陶侃外排名第二的,是外祖父孟嘉。孟氏为武昌地方望族,陶侃镇荆州时将自己的第十个女儿嫁给他,他们所生的第四位女儿即陶渊明的母亲孟氏。孟嘉在桓玄的父亲也是一代枭雄的桓温手下做事,二人关系亲密,陶渊明为外祖父写的传记里有不少涉及,比如非常有名的逸事:“温尝问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尔。”以这样的关系来看,陶渊明投身桓玄,至少属于一个颇为自然的选择:在诗人,桓玄是自己崇敬的外祖父孟嘉的主官桓温的儿子;在桓玄,这是父亲早年一位僚属的外孙。

再次,陶渊明与桓玄之间,也不是仅有故旧亲属之类的关联,说得堂皇一些,可以说他们之间也有思想和信仰上的共同语言。陶渊明比桓玄大几岁,同代人接受了大致类似的教育,拥有类似的文化教养。陶渊明诗里说,自己是“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而桓氏家族以儒学立身,作为幼子的桓玄甚受桓温宠爱,传统之教养可想而知,如果要举出例证,不妨看桓玄与当时庐山高僧慧远的交往。《高僧传》记载399年桓玄从江州出发攻击荆州殷仲堪之前,曾入庐山与慧远见面,当时他就佛教徒削发出家,依据《孝经》“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问难道:“不敢毁伤,何以剪削?”慧远早先也是熟读儒书、“博综六经”的,随即以《孝经》下文“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作答:“立身行道。”显然,他们之间的论辩基于对儒家经典的熟悉。

除了這样以传统儒家立场对佛教提出异议,桓玄与慧远的争辩,也运用到玄学论说,他本就是一位善文能辩的玄谈高手。佛学史上慧远的许多论说,其实都与桓玄有着关系,没有桓玄的挑战和刺激,《沙门不敬王者论》《明报应论》等名篇或许都不会产生、传世。从慧远针对桓玄的批评来看,双方非常关键的分歧点就在是否认同桓玄所持的“顺化”——即顺应、依循自然的流衍变化——观念,而这一“顺化”,不仅是桓玄与慧远争辩的要点,恰也是陶渊明思想的核心:如我们前边谈到过的,“纵浪大化中”的自然主义是陶渊明基本的人生态度,也是他人生乐处的根本,《归去来兮辞》所谓“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假设站在慧远的立场看,陶渊明应该与桓玄是一样的固执顺化观念而没有佛教信仰的凡夫俗子。

相比较与桓玄的关系,陶渊明对刘裕观感应属不佳,其第三次出仕为时很短,至久不过一年。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依然与当时的仕途中人保持一定的联系与来往,而这些来往的人物之间,与刘裕关系密切的,诗人的态度大多比较疏远。

除了直接涉及政治现实、世代变局的方面,从前边谈到的陶渊明与桓玄的家世和信仰的联系,反观诗人与刘裕的关系,他们之间的隔膜,可想而知是甚为显著的:刘裕没有任何门阀社会的家族背景,其崛起完全出自武力及功业,在世族意识上,陶渊明近桓玄而远刘裕是无疑的;在信仰和思想方面,刘裕出身行伍,不存在任何深刻的教养、传统和认同,看着如此一位枭雄的渐行坐大,陶渊明想必越来越难以接受。

难免时代重累

晋宋之际的变局,就篡晋者言,从世家桓玄到低级士人刘裕,是一整个时代转型的体现。陶渊明作为东晋勋臣的后裔,所受的教育和早年的实践,都是要人世有所作为的;而他与类似阶级的桓玄关系被迫中断,与刘裕则不能投缘,在这两位当时叱咤风云的人物之间,有世族和低等士人的不同,诗人身当此历史转型的关头,对新的历史动向是不合契的:陶渊明对世族至低等士人之转变不能坦然接受;而以其勋旧家世,对于篡晋的趋向亦难随附,构成双重的不合时宜。这是观察陶渊明退隐田园不能不加以注意的背景。

退隐田园,是诗人做出的人生最大的决断。此后,陶渊明对于自己归隐田园的种种自我诠释,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是从自然本性来立说的,高远而超然,这固然是因为他有学问和思想;但有如上所述的生活轨迹为背景,这些理念的说明和诠释,实在也是现实中挫败的人生经验的转化与提升。诗人的自我转化和提升,塑造了他在当时的现实和此后的历史上的自我形象,是他借文字而实现了自我的完成。

不过,陶渊明这样转化和提升的自我论说,多少有些类似嵇康,后者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发挥他依循自然本性乃得自由的玄学观念,描绘了放荡不羁的名士形象,而其真实的背景却是曹魏与司马氏之间残酷的政治斗争,嵇康此文的真意是拒绝司马氏集团的招纳。相应地,我们也不能完全听从、认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和《归园田居》诗中的自我表述,透视他遵从个性、归返田园的话语,我们要能窥见诗人所经历的惨淡的世相,再一次体认:没有人能免于他所属时代的重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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