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漱渝

阐释和阐释学，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是一个既陌生而又熟悉的概念。说陌生，是因为“阐释学”的正式提出应该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情，一般人对外国或中国古典时期的“阐释”缺少系统研究，对西方现代阐释学更为隔膜。说熟悉，因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切身感受过的事情。凡接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人都听过中小学老师讲语文课，课本中有不少鲁迅作品。那些老师对每篇课文所进行的解读就叫作“阐释”。只不过并不是所有老师都能把他们的教学方法上升到经验和理论的高度罢了。

中国南宋时代的大儒陆九渊讲过“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我注六经”，我的理解就是还原文献。“六经注我”，就是利用六经构建自己的学说，发挥自己的思想，别立新宗。这两种阐释方法虽然难以区分孰优孰劣，但“我注六经”是“六经注我”的基础。前者注重“还原”，后者偏重“重造”。但“重造”也需要有一个基础，那就是“六经”的文本。如果完全背离了文本，那阐释也就失去了客观性与有效性。

那么，一篇作品究竟有没有它的“本意”呢？我认为是有的，这就是作者创作时的主观动机，也就是作者的艺术追求和思想向往。《毛诗序》中所说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就是类似的意思。比如，鲁迅创作《阿Q正传》，“本意”即在“画出沉默国民的魂灵”，引起疗救的注意，“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至于阿Q这一人物，鲁迅心目中“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