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加锋

摘   要：

成都武侯祠是“中国唯一的君臣合祀祠庙”，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明代藩王朱椿所为，宗旨是为彰显“君臣一体”。司马贞曾评论：“君臣一体，自古所难”，道出了封建社会关于“君臣一体”的现实与梦想的不一致。“君臣之义”的重要性，不可能超过“父子之亲”的伦理关系。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也不是“君臣一体”。之所以历代称颂诸葛亮，其实主要是封建统治者需要臣子学习诸葛亮的忠贞不贰而已。所以，本为突出刘备彰显“君臣一体”的“君臣合祀”，遂变成了臣为主，君为辅。这肯定是朱椿沒有预料到的。

关键词：

成都武侯祠;君臣合祀;君臣一体;自古所难;奇怪现象

成都武侯祠在全国非常有名，因为它不仅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更重要的是，它虽被民众称为武侯祠而大门高悬的却是“汉昭烈庙”。所以，它其实是全国唯一的纪念蜀汉皇帝刘备、丞相诸葛亮等君臣合祀的祠堂。这处诸葛亮、刘备及蜀汉英雄纪念地，遂被称为“中国唯一的君臣合祀祠庙”。不过，这据说是为彰显“君臣一体”而产生的“君臣合祀”，很值得细细研究。

一、“君臣合祀”为彰显“君臣一体”

成都武侯祠之所以被称为“中国唯一的君臣合祀祠庙”，在很大程度上是明代藩王朱椿所为。宋人祝穆《方舆胜览》载：“孔明初亡，百姓遇节朔，各私祭于道上……李雄称王，始为庙于少城，桓温伐蜀，夷少城，犹存孔明庙。”[1]这说明成都建有武侯祠的历史至少在西晋时期，只不过在少城内，并不在现在位置。从古至今，武侯祠都是成都一大胜迹，至今矗立在大门、二门之间的唐《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即为明证。据文献考证，成都历史上至少有七个武侯祠。可惜，这些武侯祠都在久远的历史中湮没了。

宋人任渊在绍兴三十年（1160年）撰的《重修先主庙记》指出，在唐宋时期的刘备墓东侧，即今天祠庙的位置上，有刘备庙、后主祠、武侯祠，三者约呈“品”字形相毗邻。此武侯祠始建于何时，限于史料缺乏，无从查考。据专家推测，可能建于南北朝。

唐宋时，刘备惠陵和武侯祠就是成都的一大名胜，前来拜谒的文人雅士络绎不绝，有的立石为记，有的吟诗抒怀。其中最著名的是杜甫于唐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春来此踏访时写下的《蜀相》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这首脍炙人口的七律，在成都堪称妇孺皆知。此外，岑参的《先生武侯祠庙》、李商隐的《武侯古柏》、陆游的《谒汉昭烈惠陵及诸葛公祠宇》等诗，也不失为凭吊感怀之佳作。

明初，蜀献王朱椿到此拜谒。他看到的古迹是一片颓圯和荒芜，那是经元末战乱后的刘备庙、武侯祠（后主祠已在宋代庆历年间撤毁）。更让他心中不舒服的是：虽然两庙比肩而立，共受香火，但两座并行的庙宇却有了不同的待遇——祭祀皇帝刘备的汉昭烈庙略显门庭冷落，丞相诸葛亮的武侯祠却香火鼎盛。于是，他对这毗邻又自成一体的遗迹进行了一次全面的修缮和整合。从今存武侯祠明张时彻《诸葛武侯祠堂碑记》、明何宇度《益部谈资》等记载得知，朱椿以武侯祠逼近惠陵，“君臣宜一体”[2]为由，废除原在昭烈庙西侧的武侯祠，把诸葛亮像移入昭烈庙内刘备像东侧，关羽、张飞像排列于西。四川的官吏将北地王刘谌、诸葛亮之子诸葛瞻和镇守关口格斗而死的傅佥也陪祀庙内。自此后，惠陵、汉昭烈庙、武侯祠为一体，形成了独特的君臣合祀结构。

朱椿的培修建设，改变了南北朝以来的武侯祠、汉昭烈庙之间的建筑布局。由原来毗邻的一陵、一庙、一祠，变成独立一庙。由于诸葛亮像和原刻立在武侯祠的唐代著名的《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即“三绝碑”）也移入庙中，这在主要人物和视觉上造成错觉，世人以为是刘备被移到诸葛亮祠内。结果在表面上看，是专祀诸葛亮的祠堂不存在了，但是人们按照习惯，仍将塑有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等像的庙宇习称为“武侯祠”。本为突出刘备，彰显“君臣一体”的“君臣合祀”，变成了臣为主，君为辅，这肯定是朱椿没有预料到的。

二、“君臣一体”是封建社会的梦想和渴望

对蜀献王朱椿关于“君臣宜一体”的做法，有许多人是赞成的。毕竟，真正做到了“君臣一体”，会减少许多矛盾甚至内乱，就会使社会更加安定。所以，对成都武侯祠的“君臣一体”，自有赞者。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四云：

蜀主窥吴幸三峡，崩年亦在永安宫。

翠华想象空山里，玉殿虚无野寺中。

古庙杉松巢水鹤，岁时伏腊走村翁。

武侯祠屋常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

清人赵毓楠《潭溪怀古》云：

涧溪溪水水茫茫，欲问东流意转伤。

万古关山总无改，千秋暮叶几苍黄。

景升儿子如豚犬，曹瞒奸雄空虎狼。

毕竟人和成帝业，君臣一体共流芳。

这两首诗，均推崇诸葛亮与刘备的君臣关系，认为他们做到了“君臣一体”。

可是，历史上真的有“君臣一体”吗？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注入了作者对传主的无限同情和感慨：汉朝开国大将韩信有非常突出的军事才能和累累战功，功高盖世，却落个夷灭宗族的下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为此评论说：“君臣一体，自古所难。相国深荐，策拜登坛。沈沙决水，拔帜传餐。与汉汉重，归楚楚安。三分不议，伪游可叹。”[3]

“君臣一体，自古所难”这八个字，道出了封建社会关于“君臣一体”的现实与梦想的不一致。在封建社会，“君臣”怎么可能“一体”？所谓“一体”，应该是说关系密切或协调一致，犹如一个整体。《管子·七法》曰：“有一体之治，故能出号令，明宪法矣。”《汉书·礼乐志》曰：“二者并行，合为一体。”哪些关系可以“一体”呢？《仪礼·丧服》曰：“父子，一体也;夫妇，一体也;昆弟，一体也。”这些关系中就是没有“君臣”。宋陈亮《廷对策》曰：“君臣固当相与如一体也，何至有肆谗之人以恐惧其心志，而徊徨其进退哉！”这说明，“君臣一体”确实是封建社会时的人们的梦想和渴望。

自古以来，君臣之间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易·序卦》说得很明白：“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即是说，君臣关系只能是上下级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在封建社会更是如此。儒家注重人伦道德，强调妥善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很复杂，孟子概括为“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个排序特别强调：父子第一，君臣第二。

不过，百家争鸣中的法家，对儒家学说颇不以为然，韩非就在《忠孝》中批评“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顺之道”。他主张：“人主虽不孝，臣不敢侵也。”即是说，君主再坏，为臣的也只能是绝对地服从、侍奉，不能有丝毫的不满和怀疑。他甚至说：“汤、武为人臣，而杀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誉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就是如桀、纣一类的暴君，也是不能反对的。[4]韩非关于臣子要绝对服从君主以及“子事父、妻事夫”的论点，与孔子的“勿欺也，而犯之”的观点，和先秦正统儒家提倡的“民为贵”“民为邦本”的思想，是根本不同的。

秦汉以后，法家文化大倡，虽然在明面上仍然强调儒家文化，但是，“三纲”的产生，经过叔孙通对封建礼仪的强调，尤其是经过董仲舒对儒家文化的改造，法家文化成为了儒家文化的核心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五伦”的排序发生了变化：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君臣”被提到第一位，父子退居第二。

“五伦”关系的前后变化，十分耐人寻味：难道秦汉以后的古人心中，“君臣之义”的重要性，果真超过了“父子之亲”？当然不可能！

三国时期发生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据《原别传》记载：魏太子为五官中郎将，天下向慕，宾客如云，而原独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举动。……太子燕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纭，或父或君。时原在坐，不与此论。太子咨之于原，原悖然对曰：“父也。”太子亦不复难之。[5]魏文帝曹丕在为太子时，曾经在宴会上别出心裁地给诸位大臣出了一道必须讲真话的问答题：“如果君王、父亲同时得了绝症，可只有一丸药只能救一人，那应该是救君王还是救父亲？”大家议论纷纷，有人大声说救君王，有人小声说救父亲。只有为人耿介的大臣邴原沉默不语，可是曹丕却偏要问他答案。邴原于是大声回答：“当然是救父亲！”言外之意：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还用争论吗？邴原的回答对哪些说假话以媚上的人，无疑是狠狠打脸。

在封建社会，帝王们是非常渴望“君臣一体”的，所以他们自称“君父”，要求大臣自称“臣子”，将君主和父亲、臣下和儿子，合而为一，强行将本该只是“有义”的关系，纳入“忠孝”，改变为君臣父子，两位一体，形成封建专制时代的基本道德。虽然君臣关系在封建社会于名义上被尊为第一，但是，在臣民心中，却未必如此。成书于秦汉之际的《孝经》在“开宗明义章第一”就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6]它还是将父子一伦视为道德的根本，做人的第一要义。

三、刘备与诸葛亮也不是“君臣一体”

朱椿在成都搞彰显“君臣一体”的“君臣合祀”，可是，他是不清楚还是装糊涂——因为“君臣一体”在封建社会其实只是梦想而已。再说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在事实上也不是“君臣一体”的关系。

刘备自镇压黄巾起兵后，代理徐州，依附荆州，历遍坎坷，却在三顾茅庐后得遇诸葛亮，才取得联吴抗曹、收取荆州、坐拥益州之功，最终建蜀汉而称帝，年号章武。赫赫帝业，大半源于诸葛亮之谋。经过《三国演义》的渲染，“三顾茅庐”的故事在中国早已是妇孺皆知，刘备与诸葛亮之间所谓的君臣关系更是后来君臣效仿的楷模。不过，事实证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刘备确实对关羽、张飞发自内心地说过：“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7]其实，这仅是说说而已。从“三顾茅庐”后到“白帝城托孤”前，诸葛亮在蜀汉国的地位并非是第一人，诸葛亮与刘备之间的关系也说不上亲密无间。

在最初夺取西川的战争中，刘备身边的主要谋士是庞统、法正。从裴注引《吴书》中我们得知，正是因为法正见到刘备就献上益州可取之策，并将“蜀中阔狭，兵器府库人马众寡，及诸要害道里远近”等军事机密向刘备报告;而张松“又画地图山川处所，由是尽知益州虚实也”。这些极有价值的情报，为刘备夺取益州提供了先决条件。至于诸葛亮此时与关羽、张飞、赵云等主将，尚留镇荆州以防不测。直到庞统雒城阵亡后，诸葛亮方率张飞、赵云溯江馳援刘备。而在夺取汉中的战役中，也是以法正为谋士。在此期间，诸葛亮并没有率兵上阵，只是留在后方做点儿后勤工作而已，其受重视程度显然不如法正。

刘备夺取汉中之后进位汉中王，法正的排名是在诸葛亮之前。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后立即举兵伐吴，众大臣中只有赵云直谏劝阻，而诸葛亮似乎并未发表不同意见，刘备也没有把诸葛亮带在身边。当夷陵惨败之后，诸葛亮只能感叹地说：“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8]足以见得，刘备对法正才算称得上是言听计从，而诸葛亮则还是略逊一筹。

白帝城托孤，刘备确实对诸葛亮说过“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样的话，算是临终遗诏。当时，蜀中土著和刘备带入蜀的荆、襄旧部，本身存在一定的矛盾。后主刘禅非常平庸，让他处理好蜀汉内外的各种复杂关系，很难;刘备最为信任的法正、庞统都已死，辅佐刘禅之责只能交给诸葛亮了。需要指出的是，白帝城托孤，并非只托与诸葛亮一人，还托给益州大族李严，“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9]。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托孤”情形，所以诸葛亮只能“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10]

也许只有在这样的危机时刻，刘备才将蜀汉政权的安危托付给了诸葛亮;也即是说，此时，刘备和诸葛亮之间才算建立了真正的“鱼水关系”。对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其《读通鉴论》中有过非常深刻的分析。他写道：

公之心，必欲存汉者也，必欲灭曹者也。不交吴，则内掣于吴而北伐不振。此心也，独子敬知之耳。孙权尚可相谅，而先主之志异也。夫先主亦始欲自疆终欲自王，雄心不戢，与关羽相得耳。故其信公也，不如信羽，而且不如孙权之信子瑜也。疑公交吴之深，而并疑其与子瑜之合……[11]

即是说，诸葛亮之心是存汉，存汉就一定要灭曹;不交结东吴则要受东吴的牵制，难以兴起北伐之师。而先主的心志与此并不相同。先主开始时想自强，后来则想自立为王，这种自信和雄心让他对诸葛亮未必全心相托;甚至远不如孙权之信任诸葛瑾。先主还怀疑诸葛亮与东吴的交谊太深，而且还怀疑他与诸葛瑾相勾结。这样看来，刘备与诸葛亮哪里是诚心诚意地“君臣一体”呢！之所以历代称颂诸葛亮，其实主要是封建统治者需要臣子学习诸葛亮的忠贞不贰而已。

虽然，朱椿可以霸道地将原来武侯祠的诸葛亮像移入汉昭烈庙，宣扬所谓的“君臣宜一体”;但他未能想到，此举却使得唐宋专祀诸葛亮的武侯祠不复单独存在。民众对此当然不予认同，于是便出现了明代张时彻碑中记载的奇怪现象：“或者曰：‘庙故祠武侯，后人更今祠，而蜀人至今称武侯庙云，然则唐宋文人各咏昭烈、武侯二祠者，斯又何耶？志有之曰：武侯祠先在先主庙西，宋时屡加修葺，而元因之。皇朝洪武初，以昭烈庙实为陵寝所在，令有司春秋致祭蜀献王之国，首谒是庙，谓君臣宜一体。乃位武侯于东，关、张于西，自为文祭之。盖至武侯废祠，而乃以其碑碑庙中。观者不察，遂谓以武侯庙庙先主耳！”[12]

注释：

[1]（宋）祝穆：《方舆胜览》，中华书局2003年版。

[2][12]（明）张时彻：《诸葛武侯祠堂碑记》，载《文史杂志》1992年增刊《成都武侯祠研究专辑》。

[3]《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注引《索隐赞论》，中华书局1999年版。

[4]（先秦）韩非，（清）王先慎集解：《韩非子》之“忠孝第五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5]《三國志》卷十一《邴原传》注引《原别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

[6]顾迁注译：《孝经》，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7][10]（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

[8]（晋）陈寿：《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

[9]（晋）陈寿：《三国志》卷四十《李严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

[10]（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三国》，中华书局1975年版。

作者单位：成都武侯祠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