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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艺术的一种迷思

2021-11-22唐棣

山花 2021年11期
关键词:巴特摄影

唐棣

关于已逝的,将逝的,未来的种种。

——威廉·巴特勒·叶芝《驶向拜占庭》

1、絮语者

法国人罗兰·巴特身份众多,他自称:“我是随笔作家,因为我是脑力劳动者。我也很想写作中篇小说,但是,我在为自我表白而寻找一种写法上遇到了困难。在法国,随笔作家都不得不从事另外的工作。”另外的工作就是那些关于电影、摄影、艺术、时尚、文学等等的评论。这不重要,我想说的是,在巴特所涉及的领域里,他似乎始终扮演着一个“发明家”(可能是不自觉的)。

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学者纷纷告别昔日的“总体性写作”,转而寻找新方式。例子有很多,维特根斯坦使用片段,写成影响重大的《逻辑思维论》、德勒兹和加塔利,涉及面巨大,一段一个论题的《千高原》等等。个人觉得,真正能形成某种内部叙事的,还是罗兰·巴特。一句玩笑,也许只有巴特曾表达过对“小说”的创作意愿。

于是,作为发明家的巴特创造了“絮语”(或叫“断片”)式的文本。他最著名的一本书叫《恋人絮语》(我把它视为一部现代派小说,不然它算什么呢?)。此书以《少年维特的烦恼》为参照,分析爱情中的人物的内心世界。那些关于爱情的经典想象:春梦、呓语、情话、争执、姿态,以及不同时期的语调、两人之间的眼神出现在巴特笔下时,感觉十分奇特。不是说令人不解(似懂非懂),而是说,在他的写作里,爱情絮语,似乎无关爱情本身。谈论都是飘荡的,“从根本上来说,对方始终漂泊不定,难以捉摸”。巴特把爱情解构成了“絮语”(更像喃喃自语)。而作为分析对象的爱情,一直处于某种视野之外,躲避在幽暗角落秘密进行,大体上呈现出一种“边缘化”的状态。所以,我理解他在1977年5月的一个访谈中谈起这部作品时说的话:“我对恋人主体的深刻想法是,它是边缘性的。由此,在某种方式上,我下定决心出版这样一本书,为的是赋予边缘性一种声音……”

我在书中也找到一些证据,比如,“我愈是感觉到自身欲望的特殊性,我愈没法表达清楚;目标的精确与名称的飘忽相对应;欲望的特殊只能引起表述的模糊”。

巴特的另一本名作《S/Z》也是这样。《萨拉辛》在此书出版之前,默默无名(巴尔扎克讲的大概是晚会上,一个年轻的雕塑家萨拉辛看到舞台上唱歌的歌手赞比内拉,并疯狂地爱上她,最后却发现自己爱上的是一个男人,自己在气愤想杀掉对方时,被人误杀)。

关于书名《S/Z》。S很明显既指的就是萨拉辛,可是读下去你就会恍惚觉得其实又可以看成巴特自己;Z指歌手赞比内拉,很多地方又暗指巴尔扎克。

……

只能说,艺术史、文学史上逐渐浮出了一种“巴特式文本”(取代以往不统一的命名)。这里不分析具体文本,我想说的是,由这一文本生发出一种“动力”(或叫与生活有关的“激励”),书中有这样的段落提出“阅读即奋力命名,即将文中的句子处于语义转换状态。此转换飘忽不定,它徘徊于数种名称之间:我们若被告知萨拉辛有一往无前的意志力,那我们读出些什么来呢?”

小说家福楼拜曾在某个场合严肃地说:“在我的生活中,句子就是探险。”

我想,巴特会同意他的话。

2、疑问者

之前谈论罗兰·巴特时,我曾引用过两句话,一句是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说过的,“巴特讲电影时也从没有在讲电影”;另一句是巴特自己的话,“比起电影,我还是喜欢相片。”

——这是什么意思?巴特讲电影时讲了什么?或我们再关心点别的——从静态图片到动态影像的发展过程中发生过什么?

随着时代的变迁走入大众视野,关于电影和摄影两个领域的谈论,使巴特蹭到了某种流行元素,一下变得绕也绕不开。罗兰·巴特一直是一个十分难懂的人。他的难懂在于始终把工作对象对准一些(在我看来)不可能谈论的命题。

无可否认,电影和摄影的工作对象(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手”)也是时间。关于时间的谈论,消耗了我们的太多热爱,人们却像完全无知者一样继续着。难道是因为,它终将流逝?有价值的瞬间才得以被重视:捕捉并保存在电影或相片之中?

偶然间在一本关于颜料发明史的书里,看到一句这样的话:“化学之于绘画正如解剖学之于素描。”艺术技巧方面,是否可以说,小说之于诗歌正如摄影之于电影?这也是疑问之一。

摄影往下细分,你会发现,所有事物都是相连的,显影是不是化学?小说需不需节奏?节奏是不是与音乐有关?包括建筑作为时间的艺术,拥有“一种黑暗的,不恰当的内在的承诺”(鲍赞巴克)。

如果非将这些事物置入一个框架下来谈论,没有什么比时间更合适,我这样想。

3、战斗者

摄影到底是攻击,还是观察?摄影界流行过“摄影枪”的说法,日本的街头摄影师也喜欢把自己比作“战斗者”,各种“摄影战斗论”把街头视作“战场”。美国摄影师威廉·克莱因有一张著名的作品,就叫《枪》,拍摄于1954年的纽约。镜头对准了一个持枪男孩。那一刻,摄影不再温柔,“枪口与镜头”呈现出来的那种剑拔弩张、焦躁亢奋令我印象深刻。据说,日本摄影师森山大道,也是因为看了克莱因的照片,才拿起相机,浪迹街头。假如,我们可以把街头的人群描述成长时间曝光之后,形成的流动光带,我想,摄影师就是要“截流”时间,在那个瞬间,狂野地释放掉自己的情绪。现在想来,这种创作心态足以令沉闷的摄影,充满快意。

无可否认,电影和摄影的工作对象——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手”——的确是时间,就是因为,它终将流逝,有价值的瞬间才得以被重视,捕捉并保存下來,无论在电影画面中,还是在相片里。摄影理论落到实践中,就是“我看到的这个人或物在那里待过,在无限远与那个人之间的地方待过,它曾经在那里待过,但又立即分离了,它绝对地、不容置疑地出现过,但又被延迟处理了……”巴特将其称为“摄影真谛”。在这里,我们不管克莱因对布列松的无视。人文、准确、诗意的瞬间一定有其价值,而流动、变形、粗颗粒、过度曝光的生活也在不断被呈现。20世纪50年代,还有另一种对待时间的方式——人与物,都是镜头的猎物。人们热衷拍照的原因是对时间有“迷思”,或者还可以加上:这种兴趣(兴致)是漫溢式的。在我的认识里可以找到另一种表述:水墨画的肌理丰富性,可能跟纤维丰富的宣纸有关,宣纸保留了晕染的痕迹。西方绘画看不到原来的样子,丙烯一直在遮盖,因为这个小发现,我在一段时间内经常去观察画家作画——如果他们允许,我会成为一个时间的见证者,他们画画的时间远比我想的漫长。墨分五色,不断反复,最终成画。创作的前后顺序,在画上全部呈现出来了。

摄影的迷思在于完全与绘画相反,它既无法遮盖,也不描述全程。摄影和电影更在意:此刻和过去。由此而产生的“神秘感”也是摄影师们的拿手好戏,成为后来很多人眼中的迷人之处。约翰·伯格的《观看的方式》里说,“注视是一种选择行为,我们通常只看见我们注视的东西。”

诚然,摄影只可描述看得见(已存在)的事物。但从看见的那一刻,事物已成过去,记忆悄然发生了。而那些正在生活里逝去的事物,无疑意味着这场残酷之战结局里,没有真正的胜者,“被击溃的时间”只是巴特乐观的形容而已。

4、雕刻者

照片的“历史”来自瞬间,即你举起相机的那一秒。摄影不是你对事物越来越专注的过程,它是一个结果。电影不太一样,电影本质上是放慢时间的虚构,照片至少保存了某种程度的真实。很多人会对“真实”有一种误解,相对来说电影更需要“真实情感”。一个作品是否动人依赖的是一种对“真实”的幻觉。莫泊桑说,真实有时看起来并不真,所以作家为了让它看起来是真的,要时常对“事实”进行修正。这个修正的过程就是创作。

摄影师森山大道的照片里反映出了焦灼、匆促、偏见等等,摄影当然代表着一种“偏见”,它是不完整的。

街头摄影作品中出现最多的就是孤独的脸庞。孤独是一个比真实更有趣的主题。在我少年时期电影院外的记忆里,有很多孩子的脸庞,每张脸上都洋溢着快乐、期盼的笑容。他们聚在一起,电影是他们的暗号,女孩在他们心中就是一部一部的青春片。作家阿城写过一句话,大概意思即是对于生活来说,经验即真实。

现实情况是“既没有真实,也没有客观”。我记得有个前辈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太客观不是艺术;太主观,也不是摄影。我们谈的,只有部分。

我在少年时代的生活里认识过一个外号叫“电影”的女孩(不知为什么她有这么个外号)。现在想一想,这个女孩的确从各个方面都具备了电影的特性——虚无缥缈,真实可触;她片段式地出现在我的青春里,但我的整个青春都受此影响。小县城只有一家电影院,普普通通的少年们黄昏时聚在影院门口等着看电影。这个女孩也是我在等待看电影的人群中认识的,她家住在电影院旁边,我几乎每次都会在人群中看到她给几个人讲即将开场的电影故事。然后大家特别开心。忽然有一天,她没来看电影,从此就消失了。

——现在我意识到,她的消失,也意味着我冥冥之中,步入了青年时代。我很想把她的样子拍下来,以证明她的存在,让这部分真实不至于如此虚幻。

5、拒绝者

某年,导演安东尼奥尼曾与编剧托尼诺·圭拉到乌兹别克为一部电影去勘景。当时拍立得相机刚流行,安东尼奥尼在路上遇到三个老人,兴奋地拍照,想立刻给老人们看。其中年纪最大的老人,惊恐地看了一眼照片,然后又把照片还给了导演。

像我在看一部小说似的——

多年之后,托尼诺·圭拉在为塔可夫斯基的拍立得摄影集撰写序言时,准会想起他们拿着照片站在那里的窘迫。后来,那个遥远的下午被记入了摄影集,那篇序言《深情的惜别》最令人动容的部分,就是老头眼睛盯着照片上的自己,不断向他们挥着手,意思是“不”,问出的那句话是“为何要停住时光?”

这句话不是摄影早期“摄取人的灵魂”的神话,它准确地点出了一个“迷思”:一切艺术似乎都是时间的游戏,无论电影、音乐、写作,甚至建筑——人与艺术的关系变化也体现于此,原来是人与物(摄魂),后来是人与自然(停住时光),主体在转移。可以说,是一个越来越不客观的趋势。

这也是有时候,对于一次讲述而言,迫切需要忘记的一个问题。因为这是内心的疑惑,艺术是它的卫星。我们能做的只有确定一个观望它的视角。这个视角也就是,寻找到一扇门,巴特说,“我需要电影,而且我会在我需要它的情况下去寻找它。”

比如说,观众在特吕弗导演的电影《四百击》里,看到的小男孩安托万。母亲历数他的罪状时,“只喜欢看电影”也是其中之一。在他母亲看来,那只会把他的眼睛看坏,没有任何好处。安托万的父亲对电影也有意见,他有句对白是,“在电影院里,观众根本不在乎内容。”

巴特说,“一句话,为了间离……归根结底,让我着迷的是:我被一种距离催眠了,而且这个距离并不是批评式的,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说这是一种爱的距离……”在《四百击》这部令人忧伤的电影里,一家人唯一开心的时刻,就是从电影院走出来。

6、控制者

视线(也包括声音)影响着“信息量”,这不意味着更多的真实。纪录片只是比剧情片更审慎地控制了视线而已。日本纪录片导演小川坤介说:“当取材者想要这么拍的欲望,和被取材者想要被那么拍的欲望产生冲突时,纪录片就诞生了。”

当故事或者说我们需要表达的生活趋向相同,唯一区别作者的就是,视线放在何处。再次重复布列松的话:“我隐约看见一种构图,然后等着会有点什么事儿发生在这个构图中。”当屏幕上出现一个特写镜头时,观众自然会感觉到一种亲近,视线被摄影机牵引,获得喜悦或恐惧的感受。跟角色建立平衡关系,也就是視线通过指引,不断聚集的目光。我认为,巴特的“作者已死”和纪录片的客观性是联系起来的。目光不拒绝任何事物的靠近,当作者慢慢消失,是否一定更客观?

事实上,我无数次被某一幕感动:一个人从深夜的电影院走出来,在通往积水潭地铁口的略显荒凉的路上,冷风嗖嗖,他焦急地走着。这一站的地铁总是关门很早,他不想再次错过最后的地铁。有时他们也三五成群,有时他们还会骑共享单车,他们的热情从走出电影院的一刻,像光一样,跳跃在黑暗中。

我所说的这个“黑暗”代表宁静、平和、诗意,显然是主观的,而“他”与“他们”的客观存在,让黑暗变得如此动人。追溯“黑暗”的历史的话,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意味着危险和不好的事,包括噩梦。直到1896年6月26日,影史上有记载的第一座电影放映机厅(1905年有了“镍币影院),在美国路易斯安纳州诞生。从此,人们开始享受黑暗。

“在这个不透明的立方体中,放射出一道光:是属于影片的,还是属于屏幕的?当然是它们的,但同样也是(特别是)可见的和可感的,这个舞动的锥形以镭射光的方式刺破黑暗……我们被这个闪光的、固定的、舞动的场所所吸引,当面看着它,却又视而不见。”据说,巴特每个星期都要去电影院两至三次,在这篇名为《走出电影院》的文章中,他还提出一个问题——

电影院的“黑暗”意味着什么呢?(谈到“电影”,我想到的更多是“电影院”,而不是“影片”。)

7、旅行者

巴特在名作《恋人絮语》里写道,“哪里有等待,哪里就有移情。”

“移动”是一个很重要的创作方法。比如说我们对某句话、某个物体,熟视无睹,那么就是感觉僵死了,或者叫定格了(一幅摄影作品意味着一种残酷,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任何固定(恒定、常态)的事物都趋向“死亡”,不再有生机。而移动带来新空间,让人豁然开朗,原来的事物也重新获得了一种观察角度。

这个说法最早是诗人西川谈“什么是诗意”时提到的。书写的单位是词语,句子,进而完成段落,形成文章。在这个逐步调整词句位置的过程中,不少新事物已经诞生。

在这个“移动”的话题里,还可以延伸到光影的移动产生电影,人的移动产生旅行等等。

旅行可真是野蛮……你不断处于失衡状态,除了空气、睡眠、做梦以及大海、天空这些基本的东西以外,什么都不属于你,所有的一切都像要天长地久下去,要么就只能任由我们的想象。

这段来自意大利作家切萨雷·帕韦斯的文字,很像阿巴斯电影里的人,他们始终在路上,大部分时间从一地向另一地赶路,不辞劳苦,又热情似火。导演阿巴斯塑造的都是生活中的旅人形象?他说过,“所有人都在等待,每个人都想要找到重要的是什么。”

从别人返回自我,我要问自己是不是也是一个从一地去往另一地的旅人?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在《意大利之旅》中写下这样的话:“每一个人身上都拖着一个世界,由他所见过、爱过的一切所组成的世界……”风景终会被遗忘,唯有爱长留心中,这就是时间带来的深层意义。

8、迷思者

电影不是事实、不是历史、不是新闻、不是宣言……更与真实无关,顶多是真实的影子而已。这个影子随时间改变,或者说这个影子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时间的隐喻。

电影《永恒和一天》(1998)片头,1分11秒,人物尚未出现,只听见两个小男孩的对话。

一个小男孩说,什么是时间?

另一个小男孩回答,爷爷说是一个小孩在海边玩沙包。

这个小孩即癌症晚期的诗人亚历山大一生难忘的记忆,而这个关于时间的问题恐怕也是诗人亚历山大一生追寻的事物吧。

“海边玩沙包”,指向沙子、博尔赫斯。更清晰的说法是,年老的博尔赫斯半蹲在撒哈拉沙漠上,抓起一把沙子,走到另一个地方松手。他说,自己改变了撒哈拉沙漠 。

关于爱的书写正在继续,且力量更强时间更久。除此之外,在电影或摄影及其他艺术形式中,还有其他不同的理想。

巴特说:“电影参与了摄影的驯化过程……影片总是幻觉的对立面;它仅仅是一种幻象;影片的幻象是迷惘的,而不是近似遗忘的。”

市川昆說:“电影以一种压倒一切的具体性发展着,它可以创造一种超越时光的氛围。”

这句话类似本雅明的“灵韵”、巴特的“刺点”之说。但“超越时光”和“追求真实”,基本上都还是迷思的变种。摄影和电影在时间上的故事,只能到此结束。差不多就是这样,“去者不追,来者不拒”。至于艺术如何处理“未来”,还需等待。

罗兰·巴特的意思大概是,摄影可以是疯狂的,也可以是理智的。如果摄影的写实主义是相对的,被经验或美学的习惯(在理发馆或牙科医生那里翻翻画报)改变得有节制了,它就是理智的,否则它就是疯狂的。

9、死者

1980年,法国的罗兰·巴特出版了《明室》。2月25日下午,他在法兰西学院门口的岔路口,被一辆卡车撞得面目全非(这让我想到塞巴尔德的死亡,两者的人生都在最后阶段陷入了某种神秘的巧合,一种猝然的定数。这一幕在某些哲学家眼中,几乎可以演变成一种推理:由汽车代表的现代文明,对古老信仰的破坏……)。据说,现场没有一个人认出伤者是谁。二十世纪极为著名的一个大学者,像一个无名伤者一样,躺在沙普提厄医院的病床上,直到3月28日,医院忽然传出消息,巴特死了。(据说3月28日之前,他的伤势好转,并有朋友陆续去看望了他。)

一切被视为一个关于死亡的寓言。罗兰·巴特的人生结局,与他的文本产生了互文:意外和突变。在看似重新开始时,冥冥中已然结束,如他自己所说:“如此多的断片,如此多的开头,如此多的快乐。”

“仿佛为了让照片免除死亡的意味,摄影师必须付出最大的努力。但是我——已经变成客体,没法挣扎了。”(《明室》)这段话让人仿佛看到了巴特在某间病房一角的床上,蜷曲身体,对生命发出最后挣扎的一幕!这本书渐渐成为了我旅行时常看的一本书。若有机会去巴黎,我一定要站在法兰西学院大门前看一眼,学院路和圣雅各布伯路的交叉口,那里与巴特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巴特谈论摄影时启用了一种悲观,或绝望的语气。这本书成了一本“喃喃自语”,一本理论版的“追忆似水年华”。他以“死亡”的角度看待摄影本质时,写下过这样的句子,“正因为在照片里总存有我那将来临的死亡,这不可避免的征记”。这和桑塔格的那句“生是一部电影,死是一张照片”简直遥遥相对。为什么会这样?是啊,摄影的本质是留住记忆,可是还有另一方面——“我常以为我只要拍摄了足够多的照片,我就不会再失去任何人,可正是这些照片,让我看到我失去了多少。”这句话好像美国摄影家南·戈尔丁说过的。

人生由无数时间概念下的断片组成。过去的自己,与未来的自己,在一张图片(等于是在一个人生的断片)前相遇,而人的未来通向未知和死亡。正常人面对时间,时常手足无措,慌乱不已,但艺术家的迷思,就建立在这份无限接近真实、悸动不安的心情上。

在罗兰·巴特的世界,爱无处不在。“一句话,为了间离……归根结底,让我着迷的是:我被一种距离催眠了,而且这个距离并不是批评式的,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说,这是一种爱的距离……”他的写作也提醒我们,不断思考“真实”这个词语,真实的爱,真实的感受,因为“影像就是被摄物发出的光,那里的一具真实躯体,散发出光,最终触及这里的我”。

如果“那里”指的是电影的话,“这里”指的可能就是我们身处的人生断片(一个相对于大的,长久的世界来说,孤立而丰富的“空间”,有黑暗的时刻,也有光明的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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