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项安波

高质量发展需要扎实的微观基础，需要有一大批质量效益型的优秀企业引领。企业自身的努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高质量政策供给也是非常重要的促进因素。

高质量发展需要扎实的微观基础，需要有一大批质量效益型的优秀企业引领。企业自身的努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高质量政策供给也是非常重要的促进因素。特别是在中国，“政企共同努力”是我国企业快速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

中国企业体系的基本情况

当前，我国大概有1.4亿户市场主体，这其中有约9600万户个体工商户、4400万家中小微企业，这是我们企业体系最稳固、最牢靠的基础。居于企业体系“金字塔尖”的有20余家大型国有金融机构、97家央企、1000余家大型地方国有企业以及4400余家上市公司。2021年中国大陆(含香港)有135家企业上榜世界“500强”，这135家企业基本上处于企业“金字塔”体系的前三个层次里面（以上只是一个形象的描述，并不代表对企业实际“地位”的刻画）。

由此，有几点感受：

一是大企业顶天立地的格局开始出现，同时中小企业铺天盖地已经成为气候。我国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已经连续两年位居榜首，中国今年上榜企业比去年增加了11家。中小微企业除了主体众多以及大家熟知的“56789”特征外，还出现了一批世界隐型冠军，我国“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也仅次于美国。这是蓬勃发展、充满希望的一批企业。

二是全球性的明星企业开始出现，这里既有民营企业华为，也有国有企业振华重工等，一批具有市场话语权的企业开始出现。

三是新型企业形态不断出现。中国企业家勇于创新、敢于尝试新鲜事物，像虚拟企业、众筹企业等新企业形态被不断探索。

企业发展演变及趋势

就企业自身而言，由于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这几年世界政经格局的急剧变化，企业也出现了新的甚至是趋势性的变化。在过去资本社会化、组织形式股份化、市场国际化(全球化)、管理(人员)专业化的“老四化”基础上出现了“新三化”——知识资本化、资本分散化、风险分散化。在生产分工化基础上出现创新协同化、生产网络化、产品定制化、平台生态化、产业融合化。这其中，尤其是大融合值得高度关注，不仅仅是大型企业在开展产融结合，也不仅仅是制造业服务化，从生产领域向生活领域延伸、从制造向服务延伸，甚至还不仅仅是科技与艺术相结合、文化与产业相结合，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带来的“连接一切、融合所有”的变化，是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大连接，是线上和线下、虚拟和现实、比特与原子的大融合，正在打破和重构我们原有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生产生活方式、甚至是思维模式，不仅仅是在快速重塑经济基础，而且还影响上层建筑等方方面面。

不仅如此，传统的企业的组织管理模式面临“互联网+”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包括指数型经济、“云大物智”技术的发展促进信息开始对称化、个性化，平台企业崛起促进去中介化、去中心化等等。互联网时代出现了一些新的企业组织管理新模式，如平台组织、轻资产化众包组织模式、社会化协同的网状组织，还有像海尔推行的小型阿米巴组织等等。

组织结构上，企业由全功能企业变革为专业化企业，趋向精干和虚拟；企业管理从过去着重内部管理转向内外部并重，外部资源的网络化经营管理成为企业的核心能力；发展战略方面由依靠内部能力变革为内外部能力战略性协同；用人制度上由原来的自主模式变革为专业机构助推模式，内部人才管理趋向高级化和战略化等等。

智能互联时代企业的生产和经营与传统模式完全不同：企业与用户关系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兼顾、并重长期服务，大数据成为企业的核心资产；在竞争层面，由过去企业之间的竞争开始转向供应链的竞合、平台竞争、生态建设、产业生态圈的竞争等；经营理念上，十几年前甚至更早，影响比较大的理念是“客户是上帝”，现在逐渐转向“客户是伙伴”；由于知本主义的兴起、私募资金和众筹企业的出现，甚至开始出现从“资本雇佣劳动”到“劳动雇佣资本”的思辨。

企业政策的适应性调整、优化和再平衡

在掌握企业体系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动态趋势的基础上，企业政策可以适时进行一些适应性调整、优化和再平衡，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大型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竞相发展的良好企业格局。感受一：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

过去，由于发展阶段、抢抓机遇等原因，我们的企业相对忽略话语权争夺和道德感建立，在全球整个经济体系中往往“汗流浃背”，但是还经常被别人指手画脚，甚至被批评为“血汗工厂”，被置于“吃力不讨好”的被动地位。现阶段，我们需要鼓励企业树立竞合理念、树立成熟的资源观、增强制定规则的信心，政企要共同努力，提升政经文化并驾齐驱进行全球布局的战略性思维，尽快改变受制于人、仰人鼻息的不利被动局面。

我们的企业不仅要埋头拉车、还要抬头望路，不仅要脚踏实地、同时也要仰望星空，开展战略性思考，在规模优势和制造能力的基础上去竞逐全球产业格局的主导地位。

我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已经确立和巩固，但是真正要成为经济强国，需要经济发展另外一翼——服务业的起飞，包括强大的金融业，这是经济的血液；高效的物流业，这是经济运转的基础，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繁盛的文化业——可以对内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对外增加亲和力、减少摩擦力等等。

总而言之，我们要更加重视软实力，提升制定标准、设计规则、调整利益关系、改变交易结构、产业组织和主导等方面的能力，重视占据道德制高点、竞逐话语权，去争取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在企业层面也涉及到很多主观性的东西，比如像超验性体验、审美、情感的商业化利用以及品牌、品位的引导和确立等。

感受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中小企业是我国的企业基础，是数量最多、最具活力的企业群体，在推动双创、促进增长、增加就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在，我国构建了以《中小企业促进法》为基础，“新老36条”“国9条”和“新28条”等为骨干，各部委和各级地方政府配套文件为支撑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我们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相关政策法规体系以及政府管理体系是相对比较完善的，主要还是坚持好“两个毫不动摇”，落实好“三公一平一同”，来构建国民共进、协调发展的经济格局。

我们建议进一步抑制所有制歧视和弱化规模化导向，保持相关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支持企业更好开展长远规划和长期经营。重点工作之一是基于法治来完善产权保护，建立涉企政策专家咨询机制与企业参与机制，加强涉企政策合法性审查，坚定企业家可持续、长远发展的信心，在稳定预期的基础上提升企业的根植性。

其次是相关部委继续完善和实施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行动，如清欠、减负、减税降费、数字化赋能、国际化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等。这些专项行动在纾困惠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感受三：关于企业政策适应性调整和再平衡

过去我们比较重视“抓大放小”，最近十几年我们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如果支持供应链的核心企业，可能能够使我们企业政策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扶优扶强、重点支持供应链“链主”企业，既有利于大企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带动大量配套的中小企业发展。这涉及到以下几方面：

一是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为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创造条件。国企改革一方面要从产权着手，另外一方面要从人性出发，能把这两点结合得比较好的是混合所有制改革。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提出积极稳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我对此的理解，不是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还要深化，而是一个分类分层改革的思路，即该积极的要积极（像商业二类子企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子企业等）、该稳妥的要稳妥（这涉及到公益类企业，还有商业一类企业，以及央企集团层面等）、已经混改的企业要深化，要以混促改，调整优化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股权结构，关注一些股权结构的关键节点，提升国有股权性价比，推动混合制企业深度转换经营机制、探索差异化监管等。总之，要从产权制度入手，提升产权的开放性、兼容性、适应性，把混改作为符合条件的传统国企的“基因改造”工程，在企业“DNA”层面进行编辑、进行增强，从根本上来改变过去传统国企的所谓“终极所有者非自然人”的天然缺陷，实现混改企业机制向市场化方向不可逆的转变。

关于要从人性出发，主要是要释放人的积极性。关注四个层面：第一，缓解委托人道德风险，实现国有股东人格化、为混合所有制企业提供积极、有限股东。第二，激发和弘扬企业家精神。重点是对改革和创新行为提供制度性激励和法律化保护，对创新成果提供法律或制度化保护；完善对企业家的激励，特别是国有企业家的激励体系必须是三位一体，兼顾利益、荣誉和晋升；涉企政策制定方面要增加企业家的参与度和话语权。第三，深化经理层市场化选聘和任期制、契约化管理，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这既是释放人的积极性、激发国有企业活力的一招，也是激发企业家精神、实现控制权激励的有效途径。要按照公平效率兼顾、风险收益对称、激励约束结合、责权利对等的原则和思路进行。第四，在符合条件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稳慎实施骨干员工持股，实现更大范围的风险和利益绑定。

二是完善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营商环境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生产“生产力”的生产力。由于政企共同努力，我国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取得很好的成效。但下一步，在促进政策竞争中性、政府公正监管、企业公平竞争等方面，在简政放权的基础上对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的审慎监管方面，还有一些工作要做，如要促进“放管服” 平衡，再比如现在“准入”比较好，但在“准营”和“退出”两个环节还要进一步努力、完善。

三是关于竞争政策、创新政策、产业政策的兼容、协调与融合。适应我们的经济政策体系从过去“以产业政策为中心”向“强化竞争性政策基础性地位”的转型，产业政策也要简化与转型，从选择性向功能性、从倾斜性向竞争性、从纵向向横向、从刚性向柔性、从聚焦国内向适应对接国际规则转型，要适应发展阶段精简。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一些西方国家也已经开始调整过去对产业政策的看法，它们也开始重新审视甚至拥抱产业政策，比如日本强调“围绕技术创新的国家复权，国家要成为创新的主导者”。美国沙利文提出，“美国需要新的经济哲学，过去被认为是‘可耻’的产业政策，在今天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政策”，他们也开始学习中国的一些做法。总之，要基于竞争政策优先、产业政策有限的原则，促进竞争政策、产业政策与创新政策的兼容、协调与融合，促进优秀的中国企业在公平竞争中脱颖而出，促进中国的科技自立自强。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