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辛虔

【摘 要】 作为一种创作风气，或者说一种成果、产物，问题小说已发展百年。问题小说概念宽泛，因尖锐指出社会教育问题与青少年心理问题，韩寒小说被纳入问题小说之列。不同于五四问题小说，韩寒问题小说中的追问力量与追问立场都已发生改变。新时代潜行中的当代问题小说其新发展与时代文艺的导向息息相关，研究当代问题小说的流变与发展，对强化问题小说的当代命题有着庄严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 问题小说;流变;韩寒;当代发展;文艺方向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102（2021）05-0079-03

被严家炎先生称为文学风尚的问题小说，其创作热潮以五四初期为盛，自20世纪20年代后，几次涌起浪潮却未形成汹涌之势。问题小说延绵百年至今，历史节点上的胡适、冰心、赵树理等人颇为耀眼，当代以“青春小说”盛名的80后作家韩寒在小说《三重门》中展现Teenager的生活状态，嘲弄应试教育的弊端，其作品表露出问题小说的思想特征。从五四到当代，问题小说历经流变，在变化中呈现新特征，新时代的文艺思想与问题小说相遇将会使问题小说走向何方？现今，对问题小说的研究多涉及具体作家研究、溯源话语演变，或探究“问题小说”对文学写作的影响及作用，本文通过整理问题小说的发展脉络，找寻“问题小说”这一浸染五四精神的词语在当代“青春小说”中的同质与异变，发掘当下问题小说的新发展、新变化，同时探讨问题小说在当代文艺方向下的发展道路。

一、问题小说的流变历程

问题小说“是中国过去所没有而到五四时期才产生的”，其滥觞一般认为是在1918年至1920年间。茅盾说：“文学中讨论到社会上种种问题，实是易卜生开始。”在易卜生传入中国的20世纪初，梁启超曾提到“问题”一词，在“发表区区政见”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他写到：“提出种种问题一研究之，广征海内达人意见，未始无小补，区区之意，实在于是。”从中可见梁启超未有明晰的“问题小说”理念，却有关心社会问题的启蒙意识。

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提到：“今日新旧文明相接触，一切家庭惨变，婚姻痛苦，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宜……种种问题，都可供文学的材料。”胡适将“问题”视为写作的材料，没有明确提出“问题小说”概念，但对相似术语“问题戏”有独到见解，认为“‘问题戏，专研究社会的种种重要问题。”“问题”在胡适手中是具有工具性质的文学材料，胡适借此创作活文学新文学，以达到文学变革的目的。在周作人那里问题小说与人的文学相连，人与人生都涉及问题的思考，写人生离不开社会问题，人与问题共同存在。

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家冰心曾说：“我做小说的目的，是要想感化社会，所以极力描写那旧社会旧家庭的不良现状。”冰心创作小说的目的似乎同梁启超颇为相似，都是在小说中提出问题以引起关注，呼唤讨论。王统照也说：“讲到写作的目的，不过借以排遣时日而已，绝没有甚么启示他人，刻划物情等等的奢望。”鲁迅说其写短篇小说“原意其实不过想将这示给读者，提出一些问题而已，并不是为了当时的文学家之所谓艺术”。无论是冰心还是鲁迅，他们问题小说的创作都不是在概念与理论下进行，一种无意识的问题小说创作缓缓形成。不同于胡适的政治任务，鲁迅等人的小说中，问题更倾向于文化启蒙，问题能否被解决不是他们要达成的首要目的，形成广泛而强烈的呼应才是他们的追求。十几年后，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中总结概括冰心等人的创作，确立问题小说的文学史地位。茅盾没有对问题小说提出全新观念，只是“想说明新文学第一个‘十年里创作小说发展的概括，以及这一时期文学上几个主要的倾向”。

赵树理坦言将作品称为“问题小说”是因为“我寫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赵树理的创作目的同五四作家并无较大区别，但此时文化环境同五四时期相异，在小说中直接提出问题也为他的文学生涯带来一场风波。从伤痕中走出的部分作家继承了问题小说这一文学传统，刘心武的《咏叹调》、韩少功的《月兰》等作品触及多种社会问题。除去新时期一代作家仍坚守问题小说创作，石一枫、俞之之等在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作家已成为当代问题小说的主要撰写人。

五四时期昙花一现，20世纪50年代电光朝露，新时期再次浮起……几次升腾后问题小说好像已隐藏蛰伏，新世纪的问题小说之风看似日渐平静，却已暗流涌动。“一个新生的时代总是会把一切约定俗成的‘传统，重新加以追问和审判。”问题小说发展百年，从五四作家群到赵树理、石一枫等人，他们所承担的文学使命发生变化，问题小说虽有衔接但立足点以及审美视点都已发生转移。

二、韩寒小说与问题小说

在世纪末的喧嚣与荒芜中成长的80后代表作家韩寒，其作品曾被大众冠以“青春小说”之名，而学者张丽军在其论文《韩寒论》中称韩寒小说是“新时代的‘问题小说”。抒写自我与承载伤痛的青春小说与浸染五四共识的问题小说看起来毫不相关，张丽军将两者连结，不禁让人思考韩寒小说为何被称作“问题小说”？

韩寒小说《三重门》讲述林雨翔从初中到高中的成长经历。这个自幼被父亲逼迫认字读书、灌输古文的小镇男孩带着学生独有的稚嫩感，携着青春的叛逆心行走在校园。林雨翔的校园生活弥漫朦胧爱恋，也充满虚伪与冷漠，充满时代的真实感。《三重门》在描述一段少年经历的同时也暴露出Teenager的成长问题与教育制度问题。首先，作为学生的林雨翔展现了Teenager的精神困境。学生在陌生校园建立自己交际圈时也将自己特有的处事方式不断展现与置换，林雨翔面对老师同学时耍小聪明、卖弄自我，带着嘲弄与利用交友，最终带着“一张落寞的脸消融在夕阳里”。在学校这一公共空间中，林雨翔用行为展示他的公共道德，这样一个“坏学生”实际上代表当时时空里一批难以正确掌控善与恶、真与伪、荣与耻平衡杠杆的精神溃败的Teenager。其次，Teenager处在教育制度的弊端——虚伪与不公正下。林雨翔三次参加学校文学社，其中两次落选都与文章如何写生活有关，补习班的写作老师教给学生的写作方法是套公式，作文要写假大空的现象揭示了应试教育对学生习文的想象力与真实性的束缚。林雨翔中考成绩出来后，林父林母本没刻意到处找关系让儿子进市重点，却意外通过镇长赵志良的电话与体委主任金博焕取得联系，金主任直言“准备四五万就应该可以打通了”。一个简单的电话，一名学生的升学问题就被解决，教育制度的腐败全然剖开。

韩寒将青春故事的叙说与社会问题的揭露相联结，用青春的另一种情怀，在幽默轻松中呈现“80后”Teenager在一个价值重组的时代内心的迷茫与精神的失落，也呈现出教育问题的复杂。若按《文学小辞典》中对“问题小说”的解释，即“以劳工问题、女子问题以及伦理、宗教等等问题中或一问题为中心的小说”。那么围绕Teenager的成长、教育问题而写的韩寒小说，确如张丽军所说“具有‘问题小说的思想特征”。

韩寒在以Teenager为中心的小说中，对问题的抒写远未达到五四时代作家那种思索人与人生的深层境界，也没有冰心早期问题小说中含有的感伤情绪，韩寒问题小说与五四问题明显不同。首先，五四作家与80后作家的生活时代、成长背景不同，文学意义也不同。五四问题小说暗涵五四一代人不断寻求变革的亲身经历与私人情绪，作家参与感使小说中持续的、赤诚的追问在黑暗中发光发热，当代问题小说虽然也是社会现状的反映，但由于“现代”“后现代”“消费”等对当代作家带来不同体验，其小说缺少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感，灰蒙压抑色彩下“旁观感”“隔膜感”凸显。其次，时代变动下五四作家的启蒙责任感，推动文学与社会进步的理想信念在当代作家那里逐渐淡去，问题追问的核心力量消减。《三重门》中升学事件的利益直接既得者林雨翔对父母行为的默认与之前对教育的不满与讥诮形成对比，小说中每个人身上都体现出道德观念淡薄的社会里行为价值的失范，韩寒一边以少年视角铺开社会问题，一边暴露“我”的道德问题，小说缺少五四追问式问题小说的近距离与直击力量感，同时80后作家更多关注人自身的主体性问题，五四问题小说中蕴含的视点向下在当代问题小说中略显微弱。最后，对于五四问题小说来说，发问比解答更重要，五四作家通过问题带来启蒙与思考，而现代社会里人们更愿意看到完美的答卷而不是难倒众人的试题。

如果说问题小说的发展是一条结绳，那么韩寒小说也是其中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小结。提起韩寒作品，会不自觉想起郭敬明小说，人们对小说中青春主题的关注目前看来大过对尖锐问题的讨论，回到历史语境中，韩寒小说毋庸置疑传递出一些被回避的现象与问题，因此韩寒小说与问题小说间的联系不能完全被否定，其与五四问题小说的差异也侧面反映问题小说在当代的发展状况。

三、问题小说的当代发展

进入新世纪，五四以来形成的文学价值体系不断成长，中国文化在新旧价值融合中稳步迈向发展期。距今，五四精神的旋律已唱响百年，五四时期涌现的问题小说也已启动百年，时代的主体话语在转变，文学中关乎问题的追问却从未停止。问题小说发展至今日从未断裂，因为只要在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矛盾和问题，文学就会发挥功用，问题小说就会存在发展。“开启了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的发展方向，……在传统文学的载道精神和新文学的使命担当上实现了某种衔接”的问题小说在21世纪的文化氛围下具有新发展。

揭示时代社会难题的问题小说在历经百年后，不断拓宽问题的畛域，深化问题的多样性和深刻性，完善表现“问题”的艺术方式。当代问题小说的文学性、艺术性持续强化，对问题的追问也不那么直白，“问题”与“小说”的结合更加成熟，同时，本就难以有清晰理论的“问题小说”在“泛化”中变得愈加难以明确条理、阐释定义，人们对“问题小说”的判定与评价也众说纷纭。问题小说的艺术审美批判存在许久，现在，仍有不少人担心问题小说会“问题”大于形象，落入公式化的窠臼。走进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内部会发现问题小说依然众多，当下社会中的方方面面几乎都得以描绘，打工者的生存困境、青少年的颓唐叛逆、生态环境的持续破坏等题材尖锐而丰富，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问题小说的主旨，石一枫、俞之之等作家用小说表述社会所遭遇的困难，共同为当代问题小说增添活力。当代文化语境、审美诉求等都在发生转變，新的文艺方向下问题小说有新风尚，怎么写问题在不同时代有不同要求。

社会生活中黑暗与光明同在，作者描写问题是必要且合理的，但只揭露黑暗，不显光明的作品只会给读者带来压抑和沉重，缺少方向和希望的作品不会源远流长，对于问题的描写，剖析与启迪同样重要，评判一部问题小说时，作品是否加强人们思想认知，提高问题判断能力，鼓舞人们乐观进取等方面都可以作为条件或标准。当代问题小说在揭示问题之时不能失去作品道德，小说反映问题时应注意用理性与爱回应那些令人深恶痛觉的丑陋现象，邪恶不会战胜正义，作品要给人力量，而不是摧毁人民信心，如此才不偏离正确轨道。

“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作品”已成为当下文艺作品前进的方向。在如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飞扬的时空之中，因独特创作风格而具有“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感的问题小说，反映社会现象的同时要放正自己的写作姿态，坚定为人民写作、为民族国家写作，处理好异质文化的冲突，不通过作品制造麻烦，不当徘徊在阴影处的旁观者。问题小说是通过提出问题来凝聚力量，让问题得到关注或解决的，“引爆”问题是不理性、无意义的做法。通晓写作目的，用作品感召人民，为问题团结一心，问题小说才能正确发挥力量。这也是问题小说的新使命。

当代文学中没有问题小说是无法想象的。五四出现的问题小说话语体系，至今使命尚未结束，从早期关注人的问题、在整体性视角下进行“反思”与“改造”抒写到奔向当代文艺新方向，问题小说不断接续、嬗变、发展。时代变化与文学功用赋予问题小说特殊价值，问题小说的当代命题有着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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