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佳 李永福

【摘 要】 晋商曾驰骋明清商界五百余年，长期与徽商并列中国旧式商帮之首，尤其在晚清，“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更是将晋商声誉推向极致。晋商的辉煌不仅在于其缔造的商业帝国，更在于它光芒四射享誉商界的晋商精神。它是晋商成功的内在动力和致富之由，更是晋商“兴”的根本。山西商人正是依托此，在大一统的文化圈内，地瘠民贫的山西表现如此优异，反观当下山西在全国的尴尬处境，同样的“老醢”反差不可谓不强烈。该现象不仅耐人深思，更促使今人亟需发掘和借鉴前辈赖以立足乃至成功的历史经验，进而服务于当今社会。本文尽最大可能还原晋商精神养成的实质，挖掘好晋商精神这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富矿”，进而对当下山西最为急迫的转型跨越发展提供些许智力支撑。

【关键词】 晋商精神;养成;转型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102（2021）05-0039-03

一、晉商精神

什么是晋商精神？依笔者理解，晋商精神就是一种开创精神，一种持续不断的奋斗精神，并以此为核心，在历朝历代晋商个体的发展下，对所面临之现实问题进行的具体解答，积习为常而逐渐形成一种惯例，最后内化为一种精神。

晋商用一个模糊的抽象愿景，塑造了一个历代传承的价值体系，即便还未曾上升到制度层面，朴素的也没有口号，但仍然比较有效地约束了后世儿孙，不因代际交替和个人生死而破灭，子子孙孙无穷尽也。正如大秦帝国奋六世之余烈，至始皇帝方才扫六合并天下。晋商的成功要比那困难得多，往往要经过更多的岁月洗礼和时光积淀，需要志士仁人的酝酿和涵养，需要更多的代际更迭。晋商中后来的富商巨贾之中，大部分先祖起于微末，仅积得尺寸之资。至清末，在几百年的延续中，不少家族财产巨万，富甲一方，甚至有的富可敌国，令人叹为观止。所谓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晋商富可敌国，汇通天下，终不负先辈筚路蓝缕，手胼足胝。

二、晋商精神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养成

一般而言，我们把融入到晋商的经营意识、组织管理和心智素养中的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称为晋商精神。这一精神体系贯穿于晋商发展的始终，但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却有不同的侧重和表现。

在其起家初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最为重要。山西“全省地形面积，山地占73.8%，黄土丘陵地占11.7%，盆地平原占14.5%，陆地水资源十分贫乏，属干旱缺雨地区，因而有地瘠民贫，十年九旱之说。”全省无处安放的人口和巨大的生存需求以及人多地少、无田可耕的状况使得人地矛盾突出。为缓解人地矛盾，政府甚至多次强制性移民外迁。所以山西人走南闯北，以经商为业，开始也应当并非出于经营意识，而是较为急迫的生存需要，不过这一状况在几世累积直到家境殷实之后便开始改变，经营意识占据了主导地位。

晋商的发家之路，第一便是勤俭节约。明人沈思孝《晋录》有言：“晋中俗俭朴古，有唐虞夏之风，百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万金之家，食无兼味，故其居能饶。”《东华录》也记载，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南巡时，也曾说：“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益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由此可见，晋人多勤俭，虽易地而不改其俗，是故更易积累财富。

第二则为艰苦奋斗。晋商精神的优异之处，在于他们敢于挑战现实，在重重叠叠的困难和壁垒面前毫不退缩，一反历代晋人安土重迁之态，走出故乡，上穷碧落下黄泉，寻找经商致富之路。类似于爱琴文明，也是山多地少，不得已远涉重洋，而晋商在广大的山峦之中，有鸟飞之处即有晋商。他们拉着骆驼，闯风冒雪，西横戈壁，北走蒙疆，东渡日本，南抵南洋，不仅将生意做到恰克图、西伯利亚，甚至到达欧洲腹地圣彼得堡、莫斯科，西面则远贾安息。以当时的交通状况和国际情形来说，这不仅仅要靠极强的耐力，也需要极大的气魄和胆略。更为直观生动的例子是大盛魁商号创始人之一的王相卿，“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为人佣工，在清军费扬古部充伙夫，服杂役，后来与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营贸易，肩挑负贩，拉骆驼而创家业”。无独有偶，祁县著名的渠家，渠敬信、渠于信、渠忠信三兄弟初为贩夫走卒;祁县另一商业家族乔家，奠基者乔贵发靠卖豆腐起家;太谷曹家，始祖曹三喜以种地、磨豆腐为生。三姓之尊荣，在清末可谓一时风头无二，而祖上无一不是起于微末，白手起家。

第三则是不断拼搏进取，看淡个人荣辱。为了他们的梦想，即商业上的成功，可以付出极大的代价。晋商这一群体要竭尽努力，在这一价值体系的引导下，也有不少人付出了极大的人生代价。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或命途蹇剥，或事故萦牵，一二十载不得归，其或尽裘敝，耻还乡里，萍飘蓬转，不通音问者，亦往往有之。”晋商有“一世夫妻三年半”的凄美赞誉，为了经商这一件事，他们做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家庭生活牺牲。尤其是票号的职员，几乎没有人不经历基层的历练，先从伙计做起。而伙计就是一个企业的最底层，必须干最苦最脏的活，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几年如一日，只有满期之后表现优异者方能升迁为学徒，取得学生意的基本资格。此后还有严酷的竞争等着他，这一行业也将吃苦耐劳、不断努力作为基本的价值判断选择。票号的分号遍及海内外，工作三年之后方才有半年的休假，再加之交通条件的限定，往返奔波也要耗费时日，此为晋商“一世夫妻三年半”生活的真实情状。

第四就是晋商的人才培养机制。创业艰难，守成亦非易事。当晋商的财富原始积累到一定地步以后，体量庞大，经营模式相对固定。如何在传统的小农社会中开拓新的商业模式和内容，扩大经营范围，再续商业帝国的辉煌，非脱颖而出的经营意识不可。盖古今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到了商业帝国后期，晋商继续发展的原因就转到了眼界和意识上来。首先是要寻找新的商机，开拓新的商业门类，创造新的财富价值，自然就淘汰了系统中的陈旧因子。以上目标的实现得益于晋商的人才培养制度和求贤若渴的态度。晋商大族都重视家风传承，祁县乔家家训：“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娼;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晋商家族也很重学，但他们具有以学保商，“学而优则商”的态度。榆次常氏尊师重教，为子弟提供优越的学习条件，其目的是为商业活动培养人才。因此，晋商家族重商也重学，商学结合，培养了优秀的企业家和管理人才。

诚然，任何精神都是基于实践基础上的衍生品，任何精神的长期稳定发展也一定是交互式的体验，晋商精神的形成，不仅仅是晋商群体的主观意识，也是消费者对其商业行为的认可。今天的新晋商精神，要克服主观盲目，依照客观现实修正企业文化。

三、新时代背景下晋商精神的现实意义

盛极一时的晋商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晋商精神，使得晋商能够在长达五百年的时间里保持辉煌的业绩，除了诚信为本，重义轻利外，晋商在产业规划、经验管理、人员聘用、票号运作等方面不断创新，才能够在晚清中国的商贸界屡出妙招、屡拓新路、屡创佳绩、屡赢市场。毫无疑问，这种文化传承下来的精神品质无疑是最珍贵的财富，值得今人学习和传承下去。目前山西经济正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应积极挖掘晋商精神内涵，做到古为今用，为山西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探寻新路径，发现新机遇。

首先要振兴实业，拒绝虚假泡沫。把握住实体经济的基础性地位，淘汰过剩产能，防止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扩张，这才是经济行稳致远的关键因素，也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内容。持久的回报率，稳定的获益方式和安全的资金流，以及良好企业生态才能支撑企业做大做强。基于此，我们要不断开拓创新。民生产业，稳定附加的缺点就是低回报，因此需要薄利多销。此外，还要涉及门类广泛，掌控整体产业链，不授人以柄。历史上的晋商始终把民生产业作为基本，且从生产、贩运，到销售无一不能，构成了完整的闭环。例如晋商涉猎多个领域的实体产业，“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钱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经营盐、丝织，铁冶和各种货物的贩运贸易。”事实上，在当时人们生产生活所需的各种铁器、铜器、陶器和粮食、石油、茶叶、棉布、丝绸、烟酒、纸张、皮革或颜料、煤炭、药材、干鲜果、酱菜、晋商无所不经营。他们既是商品生产者，又是商品的长途贩运者和销售者，融工商业为一体，一条龙全程服务。在山西目前的发展现状中，要想突破现有瓶颈，必须大规模改革，断臂求生。解决现有的资源重复利用率低下、人力资源质量不高、社会创新缺乏活力、市场体系发育不健全、经济运行稳定性较差、消费潜力不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突出问题。以改革促进转型，用创新推动转型，促使资源高效综合利用，摆脱对资源的过度依赖，在一些关键优势领域，必须要继续加大投入力度，以期持续获得回报和收益，发挥先进装备制造业等优势产业的带头作用，全面构建现代制造业产业体系。合理确定国有实体企业的定位和布局，明确战略行业和战略利益，优化其资本管理与监督。国有实体企业的巨额资产和利润还应该被更有效地利用，在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革命和国际合作方面大力突破，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民。

其次是打破僵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改变人才资源现状。要不拘一格降人才，祁县乔家复字号的掌柜高钰、马荀等人，皆是由于财东乔致庸的慧眼识人，唯才是举，破格提拔才能在各自岗位发挥出他们的巨大作用。今天山西，首先要吸引住自己的人才，不使人才外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真正的汇聚民智，集思广益，让每个人都在适合的岗位上发光发热。而关于人才培养，晋商票号的培养机制十分先进，放在当下也有诸多亮点。其中最为先进的是流程培养，流程时代，经验转化能成为流程，也就是实际工作能力，其不会因为某一个体影响整体运作。票号从伙计开始，定立了严格的组织基础，且确立了每一层级的年份和升迁标准。相当于为每一位从业者制定了职业生涯规划，以及可视化的目标愿景。这是传统时代的创举，也是今人仍然值得重视的话题。再者，对于人才的引进政策和鼓励机制也是当下的重中之重，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人才是第一要素。首要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要制定清晰明确的奖励制度。晋商的身股制就是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对激发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尤为重要。这不仅是对他们以往工作的肯定，也是对他们未来贡献预期的希冀。现有的人才引育，要在制度层面进行改革，创新人才激励机制，开放市场准入、尊重市场力量，减少行政垄断，加强激励，发挥价格因素，不仅要让人才引进来，留下来，更要充分把他们的潜能激发出来，进而创造更多财富。在企业方面，则要明确个人责任，发挥每一个体的积极性，进行明晰的职业定位和生涯规划，锁定短期目标。要让每个人才都充分发挥其才能，能够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才是人才引育的核心内容。只有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才能真正让山西的经济发展大放异彩。

再次致力打造企業品牌，加强三晋文化建设。激发其正向影响，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一定是其中的重要举措。“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先有晋益先，后有西宁城。”这些民谚可知，一座城市的兴衰竟然与一家商号紧密联系，因此当下也要创造这样的声誉，助力品牌推广。与此同时，产品的质量也必须上乘，引导企业着力发展高端精品。晋商的铁货散布全国，造锅、造船所用的铁钉名扬海内。在各个市场上他们也保留下一批名店名牌，比如汾酒、龟龄集、定坤丹以及新城的六必居酱菜店、都一处饭馆、万全堂药店、洪吉纸号等等。商业竞争尤为注重商品质量，品牌效益无疑是加分项。山西正处于品牌崛起的战略机遇期，后疫情时代的经济下行压力虽然为企业带来了运营困境，但同时也为企业整合品牌，蓄势发展带来了新希望。扶持一批潜力巨大，优势明显，内涵丰厚的品牌产品至关重要。只有发挥优秀的品牌效益，获取市场信任，信誉卓著，才能占据市场份额，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持续创收，带动山西经济发展。

最后需完善运营模式，提高管理水平。岩崎在《大同风土纪》中记载：“共同经营者有财东和掌柜之分。商店的一切营业全部委托掌柜的经营，在店里适当的配置有小掌柜的，伙计等。”这是中国最早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也是晋商的成功要素之一，避免了企业拥有者的才能缺陷，以及相应带来的决策失误、细务不清等问题。还有一些次要的辅助性因素，比如服务态度和灵活多变的销售方式等，其核心是便民为主。比如朝格勒尔“专门印制大量的贷款票据，人称印票，其原因是牧民难以现金支付债款，用马羊皮毛等产品偿付，实行物物交换，择价抵偿，这样既便利了牧民，也极大提高了其利润。”如此顺势而为，确实是用心良苦。再有就是票号号规严谨，赏罚分明，执行严格，将不守号规的职员开除出号，此举也表明在同行业内此人将被联合抵制，类同于当下的“黑名单”制度。正是由于晋商在一定时间内能如此严格地约束部属，所以他们的事业才能长盛不衰。生活在当下的今人，不应无动于衷，况且这对力图打破“一煤独大”、建构转型新格局的山西而言，现实意义更为彰显。这对于山西的企业改革也有重要借鉴意义，要解决的是由信息不对称和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造成的委托代理问题，以及内部控制人问题。要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让企业的经营管理步入正轨，稳定发展。前提则是创造更合适的营商环境，用法治进行规划，把国际前景作为前瞻性因素，核心是便利快捷，打造审批最少、流程最优、体制最顺、机制最活、效率最高、服务最好的营商环境。有效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山西经济整体性重塑。

四、结语

明清时期的山西物产、气候、地理资源与现代山西相差无几。鉴古知今，在当下我们拥有更先进的科技、更便捷的交通、更完善的通信网络设施，条件与之前相比甚是优越，发展的关键便在于转变态度与思维方式，积极面对新挑战，敢于壮士断腕，充分培养自身优势和竞争力，激流勇进。对山西而言，就是立足基础产业，确保支柱产业优势，对采矿、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制造等行业，进一步优化产能，并在产品研发、基础建设、技术创新等方面继续加大投入，促进转型。鼓励创业，让中小企业增量，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振兴经济。此外，必须加快制度创新，放开门槛，同时加大监管力度，让市场规律发挥作用。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为企业发展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让科学合理的制度成为商业大规模发展的保障。

斯人已逝，晋商的辉煌如若不能为今天做出指导，“富矿”将尘封地下。在当前迫切的需求下，我们应当以晋商精神为指引，顺应大势，眼光独到，抓住战略机遇，为山西产业转型和经济腾飞添加动力。

【参考文献】

[1]曾谦.近代山西城镇地理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338.

[2]张正明，宋丽莉，张舒.明清晋商商业资料选编[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6：414.

[3]赵哲平.晋商家训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太原：山西财经大学，2019.

[4]谢肇淛.五杂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5]高春平.晋商与明清山西城镇化研究[M].太原：三晋出版社，2013.

[6]周建波.旅蒙晋商在蒙古地区的开发与经营[J].中国地方志，2009（2）：5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