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琼 黄婉蓄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1］坚持以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是历史与时代对文艺工作者提出的要求。2021年5月28日下午，第十二届中国舞蹈“荷花奖”现当代舞蹈研讨会——“坐标现实题材舞蹈创作在中国现当代舞蹈的位置”于深圳召开。此次“荷花奖”无论是比赛主题抑或现当代舞蹈研讨会，均是对文艺工作座谈会精神的深入领会与实践，对“现实主义题材”的探讨是本次“荷花奖”现当代舞蹈研讨会的重要议题。出席会议的专家有中国舞蹈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罗斌；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艺术总监冯英；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北京舞蹈学院院长郭磊；中国舞蹈家协会分党组成员、秘书长夏小虎；中国舞蹈家协会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柳斌；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张晋文等专家学者。会议由张晋文致辞，罗斌主持。

一、“现实题材”的坐标

关于现实主义题材，吴晓邦先生曾在《现实主义与新舞蹈道路》一文中提出：“中国新舞蹈事业的发展历程就是一部现实主义舞蹈的成长史。”可见，“现实主义精神”一直是引导中国舞蹈事业前进发展的内在动力。现当代舞蹈创作中的“现实题材”问题探讨，如一个坐标系，从历史和现实的维度双向展开。

南京艺术学院舞蹈学院名誉院长于平的发言题目为《正向性、共情态、凝聚力——现实题材舞蹈创作的时代担当》，他援引吴晓邦先生《现实主义与新舞蹈道路》一文中对现实主义的阐释展开论述，他指出，如吴晓邦先生所言，现实主义舞蹈来自生活、反映生活、参与生活的发生与表达。现实主义题材的“人民中心”应高于“个体本位”。而“人民中心”不是泛化的，它的表意应该具有真实性、清晰性和正向性的品质。其中，“正向性”指的是个体表意与时代大潮的协调、合拍，是舞蹈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而获取的社会共识。于平还指出，现实题材舞蹈创作在反映社会现象时，既要有现实主义精神，又要有浪漫主义情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精神和情怀，舞者要能够以现实生活为素材来确立创作的格调。于平还谈到非现实题材——比如说历史题材乃至神话传说题材，也会有“现实性”。这种“现实性”通常由处理题材的隐喻、象征手法来呈现，也即舞蹈家的“借题发挥”。

北京当代芭蕾舞团团长王媛媛认为，现实主义指编导应持以关心自然和社会的态度，在艺术上对自然和当下的生活作出准确体现和描绘。创作者应当从内心对当下的认知出发，体现真实的自我，“真实本身就是现实，真实本身就是当下”。在现实题材舞蹈创作中应反映、思考、探讨现实生活问题，包括对生命本身的体验和社会生活中发生的问题。王媛媛从自身的创作出发，认为创作者和艺术家首先应该着力于如何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通过捕捉现实中存在的家庭、情感等具体问题以及思想、人生等宏观命题来提炼现实要素。在创作中，这些现实问题就蕴涵了现实主义。其次要“解决问题”。现实题材中的“现实”空间非常广，可以涵盖我们生命本身情感和现实社会当中所有发生的问题，舞蹈创作则是用舞蹈艺术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即在创作世界中表达出编导的思想情感。

国家一级编导高成明认为，现实题材舞蹈创作的关注点可能不是要表现什么内容，而是要回归自我，去关注具象的现实生活所带来的独特的、真实的内心感受。高成明认为现实题材之“现实”包含两个层面：一层是对具体事例、人物、故事的具象表现；另一层是对具体现实的不同反应与表达。他以作品《春会来》为例分析创作者感受到疫情带给人类、带给当下以及带给每个人的压力、困惑和恐惧，用感性、逆向的方式，使用非具象的手法进行创作，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品质。同时，他指出目前现实题材的表达已经“套路化”，年轻编导们关注现实题材，但关注的同时为现实题材设置了很多套路。此次比赛的诸多作品中开端、发展、高潮、结束套路化严重，多数作品不过是换一种方式、换一个角度、换一首音乐、换一套装置而已。如果创作者缺乏求精求真的思想，只为浅显地贴近时代，那么不可避免出现作品雷同，这是现实题材舞蹈作品雷同化、题材单一的原因。其实现实题材非常多样，尤其是面对宏大、重大的问题之前，创作者自身的锤炼和修为更加重要。所以要超越创作者的个人感受，无论是借古喻今还是认识与处理现实，都需要另辟蹊径和独到的见解。

广东实验现代舞团创团团长杨美琦对后现代问题进行了思考。她认为，现代舞在西方社会已经成为“传统现代舞”，即现代舞本身有它的传统，有它的后现代的发展。我们需要更好地去认识现代舞的后现代观念、意识，及其对人类命运等方面的反映，更好地和当今的现实题材创作接轨，这是一条可探索之路。实际上西方现代舞传播到中国已经是后现代时期，自20世纪70年代起，后现代才传入中国，很多后现代艺术家的思想和观念已经不是传统艺术家的观念。后现代艺术家到底以什么观念在进行创作和艺术活动，我们应该非常认真地去研究一下，同时思考它对于我们当下有没有可借鉴的地方。杨美琦强调，西方社会中的现代舞已然是“过去时”，后现代舞蹈的观念、意识及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更具现实性。中国现代舞的发展具有中国的土壤和中国社会的鲜明特征，这种现实性表现了部分独立艺术家对社会的关注以及独到的思考和创作转换。

原南京军区政治部前线歌舞团艺术指导苏时进认为，现实题材创作无非两个元素：第一个元素是创造者，第二个元素是现实生活。后一个元素在于创作者如何看待现实生活、裁剪现实生活、表现现实生活。所谓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类同于道法自然，我们无法超越自然，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高于生活的艺术就没有价值。我们不能把对大自然的直接感受同我们心灵的感受来进行同等比较，心灵的感受是一种情感和思想之间的交流。在创作的时候，不可能脱离实际对生活进行思考，不可能离开现实思考问题。如何建立舞蹈的形式，要回到舞蹈艺术的源头。在题材上，现实题材的创作需要把握时代感，需要思考如何从现实生活和社会变革中来选择人物和事件，去讴歌人性的光辉，去赞美生活，去歌唱美好。另外，还需要抓住作品的核心点，埋藏深意，不直白、不照搬地反映生活。

国家一级导演杨威从自身对现实题材创作的经验出发，认为创作首要的关注点应该是现实题材，这也是国家一直以来提出的，对充满正能量、鼓舞士气、有温度、宣扬人性光辉、有思想内涵、拥有高尚情操的艺术作品的创作要求。现实题材创作反映着创作者观察生活、洞悉社会的能力，即如何从现实生活和社会变革中来选择人物和事件，从而使题材具有丰富的信息量、强烈的时代感和深刻的现实意义。从题材来说，在创作过程中有很大难度。对现实题材的把握需要编导理解、感受和积累时代生活，由此才能创作出舞台上动人心弦的故事、充满艺术张力的作品。

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研究员茅慧认为，要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轴来分析现实题材的坐标。历史坐标不仅限于现实题材，还关乎一切题材的考量，属于一切艺术的创作范畴，历史坐标实际是认知问题。对于编导和学生，编创者在着手准备和实际创作之前，已经形成了过往的艺术经验，也奠定了理解的深度和力度。学者或者理论工作者也要在历史的呈现上去观察与判断，这实际上是对一个人的人文修养和艺术修养的考验，需要考量艺术工作者判断能力的高下以及人文修养的状态。作为实践者，艺术理论问题也很重要，对艺术理论的掌握有助于人们了解创作处于艺术长河的哪一坐标点之上。如果历史坐标轴是横轴，现实坐标轴是纵轴，在历史和现实中的“人”作为个体，在当下的交点上要画出第三条轴线。历史之轴还要了解中外艺术的传统。对编导而言，应当清晰地认识中国舞蹈的创作方向受到怎样的艺术启蒙，方可在创作时找准动机和路径。艺术传统不仅仅是舞蹈本体，还有思想文化的传统、其他样式的本体艺术传统，比如音乐、舞台剧、杂技和美术等。在这一基础上要形成深邃的哲思，方可避免作品的肤浅。从哲思达到诗情是非现实的，达到这一层面是超越现实和深邃的哲思后自然生成的境界，呈现出一种超越个体和具体的大格局，这是一个逻辑的过程。因此对待现实不仅需要对现实的介入精神和直面当下的勇气，也要有历史、人文精神以及作为个体的人的坐标的聚合。

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仝妍认为，现实题材舞蹈创作的表现对象是时空十字坐标，横轴是现实题材舞蹈创作的历时维度，具体表现为现实主义精神的延续；纵轴是现实题材舞蹈创作的共时维度，具体表现为民族、区域文化的“和而不同”。“和而不同”的共存，理应包含积极乐观的情感基调和正面的英雄人物形象等内容。她列举横轴之历时维度：“20世纪30年代吴晓邦先生提倡的‘新舞蹈艺术’，通过《傀儡》《饥火》等舞蹈作品实现了舞蹈艺术属性、功能、价值等的现代性变革，在从启蒙到革命的转变中积淀了当代舞蹈艺术的现实主义传统与现实题材创作的‘基因’。进入新时期后，随着现实主义内涵的丰富与当代艺术观念的影响，现实题材舞蹈创作既有对历史与传统的创新，也与时代、与现实同步，如反映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深圳故事·追求》（1998）、《到那时》（2020）等。”仝妍站在历时的维度，梳理了中国现实主义舞蹈创作的发展脉络，揭示了当代舞蹈艺术现实主义传统与现实题材创作的现代性变革之因，指出了新时期现实题材舞蹈在历史创新与时代同步两个层面上形成的创作基石。在共时维度上，她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建设新的人民文艺的基本要求以及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和百花齐放的重要标识，成为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现状、时代现场的主要的舞蹈话语。新时期以后，对文化根性、文化自信的诉求，成为现实题材舞蹈创作的底色，民族性的主题、叙事、话语描摹出各民族的生存与文化演进。进入新世纪后，在区域——中心格局中，地域舞蹈文化的多样化发展，催生了地方现实题材舞蹈创作的风潮，如《骑楼晚风》《天路》《草原英雄小姐妹》等现实题材舞剧，既有区域民族文化的底色，亦有时代主题的指向，由此构成了现实题材舞蹈创作的民族色彩。

不难看出，专家学者们均认同这一点，即具有时代精神、反映当下的“人”和“事”是中国现当代舞蹈创作中“现实题材”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二、现实题材舞蹈的“形式”运用

运用什么形式传达“现实题材”中的“人”和“事”是这次会议关注的另一重点。

于平对吴晓邦先生论述的“个性”进行了阐释，他认为“个性”是与现代舞蹈家们对话的有效话题，他认同吴晓邦先生主张的“个性”不是指现代舞者生活中的个性，而是指其舞蹈形象的个性；同时，这个舞蹈形象在高度个性化的同时，还应强调“普遍可理解性”。因此，从“个性”角度若要使舞蹈形象在观众面前清晰、有魅力，需要在创作中把握三种逻辑，即事态逻辑、性格逻辑和表现逻辑。其中的“表现逻辑”亦是舞蹈形式所需关注的。他指出，在形式上要注重虚实、疏密、繁简、强弱、快慢等对比的表现规律，创作者要有能力运用已掌握的东西，去营造完整的、风格统一的艺术世界，以此支持吴晓邦先生所指的艺术“格调”。现实题材舞蹈创作在反映社会现象时，兼具“正向性”价值追求与“共情态”浪漫情怀，表现为既要有现实主义精神，又要有浪漫主义情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精神的充分理解；要能够透过现实来塑造舞蹈形象、创造动作造型，使作品情感和作品意义都能够为舞者和观众所理解。

高成明认为，要关注的是内心的大爱、悲悯，发现美，揭露丑恶，同时要善于把内在感受转化成艺术作品。这个过程需要创作者具备对周边发生的事情的特殊反应，并能将这种特殊反应与自身精湛的艺术修为结合起来。

杨美琦认为，后现代艺术坚持将舞蹈作为自主的艺术，很注重人本精神，尤其注重艺术家本体艺术思想的发展和创作的主动性、能动性和独特性。后现代艺术的创作理念更加侧重于直感、直觉和体验，现代舞的艺术创作过程是一种对社会直接的感受，是对千姿百态的现实生活做出的最具艺术表现力因素的敏锐反应。后现代艺术家注重本身的体验和直觉，这种直觉虽然不是一种绝对理性，但同样需要遵循艺术规律和表现逻辑进行创作。艺术的价值高于法则，感性的觉醒大于某些理性的条例。

苏时进和杨威都谈到了现实题材舞蹈创作的真实性。苏时进认为，关于舞蹈形式的建立问题要回到舞蹈艺术的源头去思考，要用艺术去表现生活。杨威认为，创作具有强烈时代感和深刻现实意义的现实题材作品，需要在内容上把握时代感，在形式上紧扣作品核心，在内涵上提升思想的深度。应基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事件进行提炼和设计，继而用舞蹈的艺术形式来结构人物、事件。在方式上还需注意以下方面：其一，看到别人作品中新颖的处理方式应抑制住拷贝的冲动；其二，避免脱离剧情和人物塑造的动作迷恋；其三，应考虑处理方式是否适合自己的作品；其四，应避免遇到创作困难而挪用他人作品，如作品样式、风格，作品基调，服装设计，人物典型动作，情感细节处理，道具设计，等等；其五，应思考如何在艺术手段的运用上做到巧思妙想，独树一帜并具有鲜明的个性和原创性。

北京舞蹈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郭磊探讨了现实题材创作的形式追求与编导人才培养的关系。他认为，理论应促进实践教学的反思。以当代舞为例，在舞蹈编导4年教学中，从编舞技法到真正进入作品的创作，首先要考虑当代的复杂性。每个人都有当代性，都在现实生活中，如何把现实生活的内容恰当地切入舞蹈创作中，将最恰当的动作用在最恰当的位置，形成准确的表达，这是超越常规教学规律层面的难题，是“道与技”的问题，这一寻觅的过程体现了艺术的修养。这是舞蹈教育和人才培养需要面对的现状。

三、现实题材舞蹈创作的“价值”追求

价值追求是舞蹈作品的终极目标和意义所在。“实践精神”是舞蹈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重要价值之一。党在不同历史阶段下对文艺发展的相关指示一直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宗旨。1942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艺方针和政策树立了标杆，2014年习近平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就是人民的文艺，道明了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1］

因此，围绕着现当代舞蹈创作的价值导向，专家们展开了讨论。于平援引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1］于平认为，之所以“绝对是没有前途的”，在于这种文艺创作不能弘扬中国精神，也不能凝聚中国力量。他强调，现实题材舞蹈创作要以人民为中心，重视社会效益，引导编导的个体表意与时代大潮，通过舞蹈作品呈现出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作为关键词的“凝聚力”，更是着眼于对作品社会效益的重要检验。因为“凝聚力”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根本保证之一，“凝聚力”体现为作品的精神力量。紧跟时代、彰显时代特征是舞蹈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另一重要价值。他援引著名学者毛时安在《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一文中的观点，即文艺创作者要明确目的，在向外进行传播时要引领社会风尚。文艺创作者应认识到自己创造时代、发展社会的价值和意义，有责任和义务为人民群众传递中华美学精神，使他们享受到美和喜悦。舞蹈艺术创作者无法跳脱当下所处时代的艺术形态、社会生活、事件的影响。能感知时代、紧随时代、先于时代是优秀艺术家所需的重要品质。现当代舞蹈艺术的创作应以舞蹈为手段体现时代特色，反映当下社会现实生活及时代精神图谱，实现现实主义舞蹈创作的艺术价值。

杨美琦就当代舞蹈创作价值也提出新的认识，她认为当下的时代应趋向于建构精神，而非解构精神。现当代舞蹈创作的价值观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天人合一宇宙观和人类观的体现，重视观众对艺术的接受和参与。在人本精神高扬的当下，艺术品的生命力在艺术品与接受者之间产生心灵交感时才会实现。后现代艺术的本体论不是以人为中心的狭义的本体论，而是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良性调节的本体论。后现代时期的创作已经非常重视东方文化中的周易、老子、庄子、禅宗等元素，积极地通过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互补与交融去考虑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杨威认为好的艺术作品在审美效果上要追求某种感慨万千而又一言难尽，有余音绕梁之感，有极强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能带给受众高品位的审美感受，能让受众心生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带来思想上的高度，让受众在真实事件的故事中感受到舞蹈艺术创作与其他艺术门类的不同，以及表现手法的独特。

茅慧从历时的视角谈到了舞蹈艺术创作的价值，她认为编导一定要认清舞蹈艺术本体的传统，包括思想文化的传统和其他样式的本体传统。在此基础上，找到创作突破的路径，形成深邃的哲思和诗情画意的境界。茅慧还指出，艺术创作的价值突破还表现在要有总体观念。诸多历史现象均从历史中总结而来，20世纪以后，人文科学理论出现总体史、总体文化观念的思潮。因此，研究视角要广泛，要有“总体史”的视角，既关注时间，也要关注不同的群体，艺术创作只有借鉴了这种思维，所有艺术之间互相借鉴、融合，再打破边界，才可能有观念的潮流诞生。这其实是人类对自己进行反思，进入新的阶段，形成新的成果的过程。如：瓦格纳提出“整体艺术”的观念，改变了歌剧、乐队、歌唱家之间的固有关系。从瓦格纳开始，音乐和乐队显示了自身在艺术中的价值，这也引领了时代的潮流。这次“荷花奖”比赛，作品总体很好，不过每个作品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难能可贵的是保留了每个人对生活的理解。因此，众生喧嚣的时代，现当代舞蹈创作的价值亦体现在编导对人本精神的传达以及直面当下的勇气，体现在对艺术本真和现实生活的个性化解读上。仝妍认为，艺术圆周坐标是现实题材舞蹈创作的景观。作为艺术创作行为的圆心，现实题材舞蹈的审美价值核心可以概括为“雅正”与“三精”。“雅正”是中华传统文化与审美的范畴，意指创作现实题材舞蹈以“雅”为准则、以“正”为规范，其情感基调乐观积极，人物形象多为正面或英雄人物。在这一审美价值取向之下，特定的人物形象、民族形象甚至角色形象往往会构成特定的审美符号，与或宏大或个人的叙事结构中的部分形象构成具有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这是现实题材唤醒现实与共情的情感基础。“三精”则强调“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以及以“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为现实题材舞蹈创作的审美价值目标，从而标识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征程中的最高审美标准。作为艺术创作行为的圆心，舞蹈语言的当代化是现实题材舞蹈创作的特色，其中包括了传统舞蹈语言的古为今用、西方舞蹈语言的洋为中用、当代舞蹈语言的杂糅并举。与此同时，舞蹈编导对于艺术与生活、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传统文脉与现代艺术等之间关系的处理与表现，是现实题材舞蹈创作的艺术之圆若干“个性”之半径。如果把现实题材创作的整体景观以圆周坐标来“建模”的话，我们可以明确其圆心为主旋律的审美价值导向，其半径为舞蹈语言的风格性与舞蹈家的个性化。编导在编创现实题材舞蹈作品时要学会对舞蹈语言的运用，以及艺术、文化、风格等之间关系的正确处理与表现。

结语

综上所述，与会者就研讨会的主题“现实题材舞蹈创作在中国现当代舞蹈的位置”展开集中讨论，指出了现当代舞蹈在艺术表现和手段上的发展空间，肯定了现当代舞蹈创作的时代意义，提出了有价值的观点。正如中国舞蹈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罗斌的总结：多年来，我们在教学和创作中的根本问题之一在于理论与实践碰撞和沟通的有效性不足。此次研讨会目标明确，议题集中，尤其是关涉的“当代舞”话题，其历史、内涵和演变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也说明“当代”“现实”在舞蹈理论和实践中的聚焦和延展性。学者们对现实题材的讨论显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这将为创作提供话语体系和话语参照，这一话语体系在某个历史阶段又对实践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这便是理论研究的价值和作用。本次“荷花奖”研讨会为舞蹈界的专家学者和编导们搭建了广泛交流的平台，将为中国现当代舞理论与创作的发展起到良好的借鉴和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