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俊杰

[提要]随着中国文旅融合的开启和文化遗产旅游的深入开展，充分认识文化遗产旅游所涉及的真实性概念尤为必要。文旅融合前的文化遗产和旅游体系倾向于分别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来单独考虑真实性，而文旅融合背景下的文化遗产旅游真实性需要综合考虑所有文化遗产旅游利益相关者的多样真实性认知及其互动关系。本文基于国际思辨遗产研究视角，揭示和调整参与文化遗产旅游真实性构建的七类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提出了“真实性互动”的概念模型。该模型批判地继承了国内外关于文化遗产、旅游、文化遗产旅游真实性的前沿理论成果，立足中国文旅融合的现实，用概念模型揭示和分析了文化遗产旅游涉及的七类利益相关者和他们所持的多种真实性之间的互动关系。

文化遗产旅游是当前“文旅融合”和国家“十四五”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背景下的重要议题。文化遗产旅游是非常重要的旅游类型，涉及基于文化遗产地、文物及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等各类文化遗产开展的旅游活动，是中国当前发展旅游产业、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建设“文化强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国内关于文旅融合的讨论越来越多[1]，但是关于文旅融合背景下的文化遗产旅游的核心理论探讨依旧非常薄弱，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真实性(Authenticity)问题。

回顾2018年文旅融合之前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产业两个领域的目标与对象可以明显看出，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文化遗产，工作对象主要是遗产本体；而旅游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发展游览观光经济，工作对象主要是游客。真实性在两个领域中都是一个关键理论概念。简单来说，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真实性通常用来描述文化遗产品质和价值的程度；在旅游领域中，真实性用来描述游客在游览观光中感受和体验的程度。真实性在这两个领域中表征着不同的含义，同时，真实性在两个领域中又都存在着不同的认知和视角，因此，文旅融合的深入和各类文化遗产旅游的繁荣开展，必然引发对于不同真实性概念的混淆。本文将系统梳理国内外真实性概念在文化遗产和旅游领域的不同含义，然后在系统分析国内外前沿的真实性理论研究成果基础上，基于国际思辨遗产研究视角(Critical Heritage Studies)，通过提出中国文化遗产旅游中的“真实性互动”(Interaction of Authenticities)概念模型，阐释文化遗产旅游中涉及的多种真实性视角和理论的互动关系，并阐明理解真实性互动关系在中国文旅融合和文化遗产多元治理背景下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文化遗产领域中的真实性

文化遗产领域中的真实性(Authenticity)在物质遗产语境中又被称为原真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语境中又被称为本真性。在文物或者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真实性构成了核心保护原则之一①。在《文物保护法》中，真实性的含义体现在这些条款中：“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修缮、保养、迁移，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第21条)；“使用不可移动文物，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第26条)；“修复馆藏文物，不得改变馆藏文物的原状”(第46条)。这些涉及物质遗产“真实性”的学理性定义可以从《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找到依据，其中第10条定义真实性为“文物古迹本身的材料、工艺、设计及其环境和它所反映的历史、文化、社会等相关信息的真实性”②。在非遗领域，真实性同样是核心保护原则之一③。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官方解释中，真实性概念为“保持非遗项目的本真性或者原真性，其在历史上原来是个什么样子，我们就按什么样子进行传承和传播，要尊重它的历史原貌，不能走样，更不能歪曲，否则就是对非遗的一种破坏”[2](P.14)。

通过比较物质遗产和非遗中的真实性表述可以发现，物质和非物质遗产话语中的真实性有较大的相似性，即都强调某种内在的、过去的、原初的价值的保护。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及其法律解释，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的相关论述，中国非遗话语中的真实性、本真性概念受到物质遗产的真实性、原真性概念的较大影响，尤其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世界遗产的话语影响[3](P.308)。因此可以认为，中国官方文化遗产话语中的物质遗产和非遗的真实性有较为相似的概念来源，并且都受到西方遗产话语中真实性概念的影响[4]。

真实性最初是来源于西方的一个哲学概念，用以指代原初的[5](P.125)、权威的、和历史材料相关的物质文化属性[6](P.103-124)。西方早期真实性概念强调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既定的、内在的、静态的、历史的价值。在1964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颁布的《威尼斯宪章》中，真实性作为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核心概念首次被提出，并成为国际遗产界的一个共识。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72年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真实性再次得到国际遗产学界的关注，并于1978年被写进《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成为世界遗产，尤其是文化遗产评定和保护的一个重要指标。相较于《威尼斯宪章》真实性定义的简略，“操作指南”具体从文化遗产的“材料、工艺、设计、背景环境”四个方面来定义真实性。

自从中国政府于1985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世界遗产公约》以来，具有西方话语背景的真实性概念逐渐进入中国文化遗产话语体系中，成为官方和主流学者在物质遗产保护工作中坚持的理论原则。自从2004年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民俗学界关注传统文化“本真性”的传统和文化遗产界坚持“原真性”的立场逐渐影响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的保护理念，于是，真实性概念作为非遗保护原则于2005年首次被写入了《国务院关于加强我国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并于2011年被写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综合现有官方文件和学术文献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物质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中，真实性都强调遗产所具有的见证历史发展的作用，重视遗产原初的、过去的价值的保护，强调将遗产作为一种既定的“本体”进行认定与保护。在思辨遗产研究视角下，这种在国际和国家文化遗产权威话语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真实性概念被认为是一种“权威化遗产话语”(Authorised Heritage Discourse)的表现[7]，它维护了政府、专业机构、专家学者等文化遗产权威话语制定者在文化遗产价值构建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权威化遗产话语在描述文化遗产真实性的时候，倾向于从遗产的物质静态属性、过去状态、历史(以及艺术和科学)价值来衡量，从而遮蔽和忽视了权威遗产话语之外的人群对于文化遗产动态属性、当下状态、当下社会(以及经济教育等)价值的认知。在文旅融合背景下，权威化遗产话语中的真实性概念受到了来自旅游领域中的真实性概念的影响，同时，也为理解文化遗产旅游中的真实性概念提供了可能。

二、旅游领域中的真实性

真实性在旅游领域中同样是一个关键概念，但是与在文化遗产领域不同，真实性在旅游领域中用来阐释游客参与旅游活动的动机、需求与体验等。国际学者针对游客在旅游中对真实性的需求和体验展开了大量的研究。根据文献回顾④，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客观真实性视角[8]和权威化遗产话语中的真实性很相似，两者都认为真实性是以静态形式存在于客观的物体中的某种特质，而这些特质可以由专家学者用一定的客观标准去衡量。依据这种客观真实性理论，旅游者想在旅游活动中寻找和体验某种存在于远方的、异文化中的“真实性”；文化遗产保护者想要寻找和保护存在于历史文化遗产中的“真实性”。20世纪80年代在旅游研究领域中提出的建构主义真实性理论[9]带来了新的视角，认为旅游者参与旅游活动之前不是头脑空空的，他们在旅游活动中观览到的旅游吸引物的“真实性”是他们的主观心理投射和客观物质之间通过互动形成的一个“构建”的结果。从建构主义真实性理论开始，旅游者的主观体验开始成为旅游领域中真实性内涵研究的重要方面，随后相继建立的旅游真实性理论都把人的主观体验和主观能动性置于真实性概念的核心位置。从80年代末开始，在海德格尔(Heidegger)存在主义哲学的启示下，国际学者开始建立“存在主义真实性”(Existential Authenticity)的概念[10]，用来解释旅游者如何在旅游活动中体验感受到“真实的自我”。这种“真实的自我”超越了客观真实性和建构主义真实性能解释的范围，需要通过存在主义真实性进行解释。据王宁的文章，存在主义真实性可以体现在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所产生的自我真实性(Intrapersonal Authenticity)和人际间真实性(Interpersonal Authenticity)两个维度[11]中。随着旅游研究对于旅游者的情感和体验的日益关注，人的主观因素成为近年来旅游领域中真实性概念构建的重要要素。其中，有研究认为旅游者参与文化遗产旅游的动机是寻求某种体验层面上的“真实的自我”，从而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12]，这个结论和文化遗产研究中认为文化遗产是构建和标识人们身份认同的结论是一致的[13](P.147-185)。

近年来旅游真实性研究转向关注旅游者的主观体验和身份认同，预示了其和文化遗产真实性在理论上出现一定程度的重合。但是，现有的文化遗产领域的真实性概念和旅游领域中的真实性概念有不同的功能：遗产真实性用来描述一种存在于“遗产本体”中的原初的、历史的、集体构建的状态⑤；旅游真实性用来描述一种存在于人具身化的(embodied)、当下的、由情感体验产生的状态。这两种真实性在功能上的分离反映了遗产领域和旅游领域真实性概念的复杂性，两者既有分离，也有重合。随着国内外学者对于文化遗产旅游研究的逐渐深入，针对两个领域中真实性的互动影响的探讨也逐渐增多。

三、文化遗产旅游中真实性的互动

在文化遗产和旅游领域中都同时存在着多种真实性的理论与视角，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必然的，因为真实性的内涵和评判的视角和背后的话语权力有关[7，14]。随着对文化遗产旅游中复杂多变的参与者(利益相关者)的揭示，学者逐渐意识到在文化遗产旅游中需要考虑多种真实性视角的共存和互动关系，而不是把文化遗产和旅游中的真实性截然分开考虑。

总体来说，旅游领域的真实性研究相较于文化遗产领域更加活跃，旅游研究者们已经发现不仅旅游者和旅游服务提供者对于真实性会有不同的认知[15]，而且旅游者在参与文化遗产旅游中同样产生了不同维度的真实性认知[16]。在近年来的旅游真实性研究中，已经不再简单提出一个新的真实性理论来取代之前的理论，而是尝试将客观真实性、建构主义真实性、存在主义真实性等真实性的关系进行梳理。一方面，学者们发现不同真实性之间是有关联性的。例如，Park等学者分析了在遗产旅游中客观真实性、建构真实性、存在主义真实性的关联性，认为客观真实性对于游客的存在主义真实性的影响不显著，游客的构建真实性显著地影响了他们的存在主义真实性，由此，对于游客满意度，游客的主观认知(及存在主义真实性)比客观真实性更重要[16]。另一方面，学者们观察到文化遗产旅游中由于旅行者的行为引发的多种真实性的互动交融现象。Belhassen等人通过对圣地(The Holly Land)朝圣旅行者的研究提出了Theoplacity(上帝之地)的概念[17]，认为旅行者感知到的真实性是由地方、信念和个人行动三者在互动关系中产生的(图1)。这个概念显示了客观真实性、建构主义真实性和存在主义真实性在文化遗产旅游中的互动交融现象，并把旅游者的主观感知和他们所处的自然和社会政治联系起来[17]。

图1 真实性概念的“上帝之地”概念框架(来源于Belhassen等人的研究[17](P.684))

世界范围内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代表的“权威化遗产话语”对于文化遗产真实性概念的定义和操作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文化遗产领域中真实性的概念演进相较于旅游领域更显困难。一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不断吸取各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反思，其中最为显著的进展是1994年在《奈良真实性文件》中对真实性进行了概念修订⑥，提出了应该走出客观性、物质性真实的“西方中心主义”局限，从文化相对性、语境化的视角来理解真实性的概念。另一方面，自从2009年以来，Jones、Holtorf 等国际思辨遗产学者相继提出应该重视遗产受众在参与文化遗产活动中的真实性感知，认为文化遗产的真实性不仅仅只是表现在客观真实性方面，更和遗产受众等利益相关者的亲身参与和由此产生的主观感受密切相关[18-20]。Jones和Holtorf都认为文化遗产领域中的真实性存在着物质主义(客观主义)真实性和建构主义真实性的割裂，这两类真实性视角都忽视了遗产利益相关者参与遗产活动过程中的真实性感知，而这种真实性感知是在文化遗产本体和人之间通过互动协商形成的产物[19]，因此，遗产的真实性是在人、地方和物件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构建的[20]。

综上可知，国际文化遗产和旅游学术界都逐渐开始重视各种真实性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而这种互动关系的产生是因为学界认识到文化遗产旅游的利益相关者(遗产持有者和遗产受众)参与了真实性的构建。因此，文化遗产旅游的真实性概念涉及人(文化遗产的持有者和受众)、物件(或遗产本体)和地方(或环境)三个核心要素。其中，物件和地方既是构成传统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要素，也是构成旅游吸引物的主要要素，不言而喻，文化遗产旅游真实性的构成需要建立在物件和地方的客观真实性基础之上。但是对于“人”这个要素，在传统的文化遗产和旅游领域中却有着不同的理解，这是文化遗产旅游真实性构建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在文化遗产领域中，“人”一般指代文化遗产的持有者，例如文化遗产旅游地的社区居民、非遗传承人、文物建筑的所有人、文物艺术品的收藏者等，这些人可以统称为狭义的“遗产持有者”，他们一般是拥有文化遗产资源的人，在旅游情境中一般会成为旅游资源的提供者。在旅游领域中，“人”一般指代旅游者、观光者等，他们可以统称为狭义的“遗产受众”，他们是观赏、体验文化遗产资源的人，可以对应为旅游“主客”关系中的“客”。

在中国文旅融合全面开展之前，文化遗产事业的重点是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关注的核心人群是文化遗产的持有者；旅游产业的重点是文化遗产资源的开发，关注的核心人群是文化遗产的受众。从旅游产业的视角来看，文化遗产资源的真实性是旅游活动开展的前提条件，遗产持有者的参与一方面保证了文化遗产资源真实性的存续，另一方面增强了旅游者的真实性体验[21]。例如在少数民族村寨或者生态博物馆开展的旅游，如果没有社区原住民的活态生活场景呈现和非遗传承人的亲身讲解与展示，游客很难有建构主义和存在主义视角中的真实性体验。因此，文化遗产持有者参与了构建文化遗产旅游的真实性。而从文化遗产事业的视角来看，受到国际国内权威化遗产话语的影响，政府机构和专家学者是认定和保护遗产真实性的权威人群，文化遗产旅游受众并没有被认为是参与文化遗产真实性构建的人群，甚至于他们的旅游行为被认为带来了对文化遗产真实性(在客观主义视角中)的破坏[22]。因此，文化遗产旅游真实性关于“人”的角色的难点是：文化遗产的受众(例如旅游者、观光客等)是否参与构建了文化遗产的真实性？

文化遗产真实性的内涵是指遗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表达其价值[4]，因此，真实性在文化遗产领域中的功能和文化遗产价值的认定、保护、表达密切相关[23]。思辨遗产研究视角认为，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仅仅存在于遗产的客观物质形态中，更产生于文化遗产的各种利用过程中，包括旅游和文化产业的开发利用[24-25]。从思辨遗产研究的视角来看，文化遗产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更多体现在人和遗产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中，因此，遗产价值的本质是一种“非物质”的价值[7]。因此，不论是文化遗产的持有者，还是文化遗产的受众，都可能通过参与文化遗产旅游从而参与文化遗产价值的构建，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26]。

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是复杂多样的，但其核心是文化遗产对于人的文化身份认同[12-13]。在文旅融合中，所有参与的遗产旅游受众，包括游客、消费者、观众等，都将通过“吃、住、行、游、购、娱”等方式参与文化遗产旅游，并且同时产生相应的自我(intrapersonal)和人际间(interpersonal)的情感与体验[11]，以此构建自己的身份认同[12]。这部分动态且个人化的意义与价值没有得到权威化遗产话语的认可，更没有被认为是文化遗产价值的构成部分，也不可能用现有的真实性概念去表达。然而在思辨遗产研究视角下，这部分由遗产受众(游客、消费者、观众等)在利用遗产(参观、访问、游览等)过程中所产生的价值和意义，应该成为文化遗产真实性概念描述的对象。由此，文化遗产旅游真实性的概念不仅应该描述权威化遗产话语中物质、静态和历史的遗产客观本体价值，更应该描述被权威化遗产话语所遮蔽和忽视的非物质的、动态的、当下的、个体的身心体验与情感价值。

在文旅融合背景下考量文化遗产旅游真实性，遗产持有者和遗产受众都可能通过参与遗产旅游进行真实性的构建。换句话说，文化遗产旅游真实性要充分考虑遗产持有者和遗产受众两个群体的真实性认知及其互动关系。在系统梳理国际文献的基础上，Khanom等人认为主客之间对于文化遗产旅游真实性的互动构建对于遗产受众的体验和遗产持有者的获益都非常重要，即遗产持有者和游客都参与了文化遗产真实性的构建[21]。在借鉴之前学者提出的概念框架基础上，Khanom等人针对非遗旅游提出了基于主客互动的真实性构建框架(图2)。非遗旅游是文化遗产旅游中的一类重要类型，从思辨遗产研究视角看来，所有的文化遗产旅游的内涵都是“非遗旅游”，因为人们在遗产旅游利用中产生的价值和意义是“非物质”的[7]。

图2主-客真实性构建概念模型(来源于Khanom等人的研究[21](P.404))

Khanom等人的主客真实性构建框架是一个具有创新性的文化遗产旅游真实性理论模型，它考虑到了遗产持有者(主)和游客(客)视角中感知到的主观要素(例如态度、动机、感受等)和客观要素(例如物件、环境等)，并将客观真实性、存在主义真实性同时置于非遗的真实性中。然而，这个理论模型有待继续完善。首先，从思辨遗产研究视角来看，并不存在所谓“主-客”二元人群划分，而是考虑所有参与文化遗产旅游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尤其是“权威化遗产话语”之外的群体。现实中参与文化遗产旅游的利益相关者已经远远超出传统旅游研究中“主-客”的二元划分，例如政府、旅游企业、民间组织、专家学者等。其次，这个模型中的真实性理论回顾不够。文化遗产真实性概念在国际上的前沿讨论很多，除了客观主义、存在主义之外，还有主观真实性等概念[4]。最后，Khanom等人针对主客群体分别列出的几种要素尚不够充分。本文将在上述学者的研究基础上，阐释中国文旅融合背景下文化遗产旅游中的真实性互动关系。

四、文化遗产旅游中真实性互动的概念模型

从前述探讨可知，理解文化遗产旅游中真实性概念的关键是理解不同“人”的角色及其作用。旅游研究中已经有学者揭示了参与遗产旅游活动的不同利益相关者视角中的真实性认知[27]，但是这类研究在文化遗产领域中尚缺乏，尤其是游客对于文化遗产价值和真实性的构建尚未得到权威化遗产话语体系的承认。依据思辨遗产研究视角，所谓文化遗产不是一个既定的“遗产本体”，而应该是由一系列利益相关者基于“遗产本体”在当下共同构建某种价值和意义的社会文化过程[7，28]，这是一个多样化的动态的价值构建过程，文化遗产旅游同样也属于这样的一个过程[24-25]。因此，文化遗产旅游真实性应该是不同利益相关者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过程中共同构建的真实性，而这个过程需要不同利益相关者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包括他们的态度、认知、情感、体验等。

在旅游领域中，主观视角下的真实性包括建构主义真实性、存在主义真实性等，它们都强调旅游活动中旅游者自身的认知、情感、体验等，而对于遗产持有者、管理者等的真实性感知缺乏考虑。基于思辨遗产研究视角，笔者在2018年讨论了存在主义真实性在文化遗产领域的适用性，通过研究丽江非遗旅游案例，提出了“主观真实性”(Subjective Authentic)的概念，用来描述非遗持有者(实践者)在传承和创造非遗价值的过程中自发地显现出来的主观能力[4](P.924)。既然所有参与文化遗产旅游的利益相关者都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他们在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消费等价值构建过程当中都会发挥一定的主观真实性，主观真实性因此可以用来描述所有利益相关者表达和构建文化遗产价值的能力。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主观真实性视角是一个“以人为本”的视角[29]，可以用来整合旅游和文化遗产领域中不同的真实性理论，构建文旅融合背景下的真实性概念[30]。本文的文化遗产旅游真实性互动概念模型即以此为依据进行构建(图3)。

图3 文化遗产旅游中真实性互动的概念模型

该模型中呈现了七组和文化遗产旅游真实性有较高关联度的利益相关者，并且按照他们和“遗产本体”的关联程度划分为三个圈层：内核圈层(遗产本体)、中间圈层(遗产所有者、社区成员、游客)、外部圈层(政府机构、专家学者、民间组织、旅游企业)。“遗产本体”是以物质形态存在的各种文化遗产存在，包括移动和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物质要素)，非遗涉及的物件(工具)、环境(空间)，以及与这些文化遗产相关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社会等客观信息。遗产本体存在客观真实性，但是客观真实性无法独立对人对社会产生意义，需要七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行动才能表达出文化遗产旅游的意义。因此，七组利益相关者都和“遗产本体”的客观真实性产生了不同程度的互动关系，并且在互动中产生了建构(主义)真实性。七组利益相关者不是同等地对“遗产本体”进行真实性的构建，他们的角色有所区别。根据思辨遗产研究视角，遗产所有者、社区成员和游客是和文化遗产价值构建关系最为密切的群体，他们是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最终的受益者，因此这三类利益相关者处于中间圈层，是文化遗产旅游真实性构建的核心人群。尤其“遗产所有者”不仅和物质遗产有密切关系，更是非遗的直接传承和创造者。在文旅融合前的文化遗产和旅游体制中，“政府机构”“专家学者”是权威化遗产话语的代表，“旅游企业”是文化遗产资源利用的主导力量，他们都是传统体制中真实性概念的强势界定者。但是在文旅融合的新背景下，他们应该转变角色，和“民间组织”一道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助推者和服务者，指导和辅助中间圈层的三组核心利益相关者去构建他们的真实性认知，因此，这四组利益相关者被放置到了外部圈层。

文化遗产旅游真实性直接涉及四种真实性理论视角：主观真实性、建构真实性、存在主义真实性、客观真实性。“遗产本体”所包括的是文化遗产旅游得以开展的物质形态文化遗产，这是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观光的基本对象，这类物质形态存在某种形式的客观真实性。在文化遗产旅游开展过程中，每一组利益相关者都会依据他们的主观真实性在与“遗产本体”之间构建真实性。对于每一组利益相关者而言，他们都有自己的话语权力和知识背景，因此他们对于文化遗产真实性的描述都不可能存在绝对“客观性”，而是基于自身，面向“遗产本体”，透过主观视角进行真实性构建。根据主观真实性的定义[4]，利益相关者通过主观真实性实现自己(或者群体)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和传承中的主观价值。本文中这些价值诉求可以简要归纳为每类利益相关者下方示意的要素(图3)。与此同时，游客群体的主观真实性可以用存在主义真实性近似代替，以便更好地与既有游客研究理论相结合。如图3所示，每一组利益相关者都基于自身主观真实性所表达的价值诉求在自身和“遗产本体”间进行真实性构建。一方面，“遗产本体”的客观真实性会影响不同利益相关者构建自己的主观真实性认知[21，31]，另一方面，利益相关者所感知到的主观真实性会超出客观真实性的局限[16，31]，因此，每一组利益相关者和“遗产本体”之间的建构真实性是双向互动关系。另外，概念模型中三个圈层划分表示了不同的话语权力关系。中间圈层是文化遗产旅游真实性概念需要重点关注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同时，外部圈层的真实性会较大程度影响到中间圈层的真实性，反之影响较小，但是两个圈层之间同样显示出双向互动的真实性构建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同一圈层内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同样存在真实性的互动关系，例如游客和遗产社区之间形成的“主客真实性”[21]，政府和专家学者之间形成的“政府-学者共生网络”[32]等。

本文真实性互动的概念模型揭示了中国文化遗产旅游中各种真实性视角和理论的相关关系，在文旅融合背景下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概念模型基于思辨遗产研究视角，强调了“人”在文旅融合背景下文化遗产旅游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将核心利益相关者(中间圈层的遗产所有者和遗产受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放到重要位置，尤其是他们的“幸福感”“获得感”“认同感”等主观价值，这是符合新时代中国旅游和文化产业、文化事业发展宗旨的。真实性互动模型避免了传统文化遗产事业中重视遗产本体保护的弊端，摆脱了传统旅游产业中重视游客和旅游企业需求的弊端，将涉及文化遗产旅游的七组利益相关者重新排序，彰显了遗产所有者和遗产受众应有的文化权利，强调了遗产管理和经营机构的监管角色和服务意识。

真实性互动概念模型的提出有利于构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和旅游多元共治的利益相关者格局，打破传统体制下文化遗产的保护者(供给侧)和利用者(需求侧)的二元对立。文旅融合和中国文化遗产事业近年来的改革是相辅相成的，一个特点就是针对文化产品与服务的供给侧进行改革，以便满足需求侧的新情况，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多样化需求。传统的文化遗产管理体制是计划经济时代下发展起来的以“遗产本体”为主的管理方式，追求客观真实性保护[33]。而在新时代，随着文旅融合和文化事业体制的改革，除了政府机构之外的六类利益相关者都将成为多元文化遗产治理的主体，构成文化遗产多元共治的“利益共同体”[34]。

随着中国文化治理结构改革的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管理者不再只是政府官方机构或旅游企业，多元利益参与者也成为遗产价值的构建者、传承者和创造者，进而成为文化治理参与者。因此，文化遗产受众不仅仅属于文化遗产旅游的需求侧群体，同时也可以成为供给侧群体，尤其是和文化遗产有密切联系的遗产持有者，例如遗产地的社区成员、文物艺术品藏家、非遗传承人等。因此，对于文化遗产旅游真实性的理解，不应该只是从传统意义下的遗产本体管理者(即政府官方机构和旅游开发商等)的角度来定义，而更应吸纳其他群体的意见，把他们的真实性感知融入文化遗产旅游的管理中。从这个视角来理解，真实性互动的概念模型能够在多元共治的利益共同体之间，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之间倡导建立一种对话机制。

五、结语

真实性是一个复杂的概念集合。真实性不仅存在于文化遗产领域，也存在于旅游领域，并且在两个领域中都是一个复杂且具有争议性的概念。相比较而言，旅游中的真实性是一个理论探讨活跃的领域，而文化遗产领域中的真实性概念却面临权威化遗产话语和中国既有文化遗产管理体制的制约，理论进展滞后。随着文化遗产旅游的深入和文旅融合的开展，两个领域中的真实性概念逐渐从分离转向互动，而这种互动关系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梳理。

本文梳理了国内外文化遗产、旅游、文化遗产旅游研究中对于真实性概念的最新理论进展，从思辨遗产研究视角分析了中国文化遗产领域中真实性概念的弊端，提出应该重视遗产受众对文化遗产的利用，将文化遗产旅游中遗产受众参与旅游所产生的价值和意义纳入文化遗产的价值体系，从而打破传统文化遗产及其真实性定义对于“遗产本体”的物质性、静态性、过去性的执念，认识到人在这种互动实践中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和体验与情感。本文采用“以人为本”的思辨遗产研究视角，基于“主观真实性”的理论，揭示了七类文化遗产旅游真实性利益相关者的真实性视角和价值元素，并结合建构真实性、存在主义真实性、客观真实性理论，梳理出了真实性互动的概念模型。

提出真实性互动的概念模型是为了揭示与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与不同真实性理论的关系。本概念模型既关注对客观的旅游吸引物(例如文化遗产本体)的保护，又重视主观的人(所有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群体)的主观能动性、体验和情感；既关注文化遗产旅游供给侧的价值认定与管理，又重视需求侧的价值创造和反馈协商；既考虑了文化遗产保护对于客观真实性的重视，又考虑了文化遗产旅游对于主观视角真实性的偏重；同时更强调构建多元文化遗产治理体系和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商对话机制。在国家文旅融合和文化治理的新时代背景下，揭示不同真实性视角理论的互动关系有利于从理论和政策上将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协调好，一方面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另一方面促进中国文化遗产旅游的多元共治和文化治理结构完善。本文的真实性互动只是一个宏观的概念模型，还需要在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旅游的实践中不断细化和修正，这不仅对于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理论构建有积极意义，更能指导在新时代背景下更好地开展文旅融合的实际工作。

注释：

①文化遗产的完整性(整体性)概念同样重要，但是不在本文探讨之列。

②《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15年版)全文见http：//www.icomoschina.org.cn/uploads/download/20150422100909_download.pdf。

③非遗的整体性是中国非遗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概念之一，但不在本文探讨之列。

④本文仅列出在国际学界较早提出该理论概念的代表性作者，而非全部作者。

⑤严格来说，国内外关于文化遗产真实性的“功能”有多种认识，认为真实性是遗产的一种“状态”只是其中一种认识，还有的认为是遗产的一种“价值”，或者一种“条件”等。

⑥虽然《奈良真实性文件》提出的真实性新理念很重要，但是在世界文化遗产实际工作中的实施仍然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