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谈论张承志及其文学创作时，总是习惯于言说他的特立独行或独立不迁，对他数十年坚持“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人生取向，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对他以文释行、激情言志的文学创作，褒贬毁誉之间都有着各自的解说。但在一点上感受一致，那就是他那种看上去不合时宜的言行，把他的人与文从所处时代的文人群体中区隔出来，变成了一个“独异”的存在。由是，“独异”也就成了一个无形的标签，表征着张承志在中国当代文坛的辨识度。其实，所谓张承志身上的那份“独异”，并非他刻意“任个人而排众数”去标新立异，而是他深受蒙古族游牧文化及其思想影响所致，他的整个文学创作与人生道路的选择都与此关联深切。他在不断的“迁徙”中寻找并确认着属于自己的路径，异路、异地、别样的人们，构成了他文学的外在特征和内在品质。可以说，“游牧”是对张承志40多年来文学与人生最为恰切的概括，无“游牧”便无“独异”的张承志，离开“游牧”也无法真正理解张承志。

说起张承志身上根深蒂固的游牧意识，自然会想到他在草原插队时“四年纯粹牧人的生活，从社会地位的感铭到全面的蒙古语对思维的改造”。张承志：《牧人笔记》，第4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尽管那段经历为时不长，但却是张承志接受游牧文化的启蒙、实现人生蜕变的关键所在。在张承志看来，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潜藏着纵马驰骋的速度与激情，充满着对自由的想象，这也是他选择到草原插队的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