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文学界开始为这时刚刚在创作上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寻找命名，其中“新生代”“晚生代”等概念虽然在名称和范畴界定上略有不同，但随着对它们的不断强化与认可，这种命名方式也越来越趋于确定。包括艾伟在内的一批文坛“晚到者”构成了“新生代”或“晚生代”作家阵容。这些作家与其之前的“先锋派”作家年龄差距不大，大多生于60年代，这让他们具有类似的代际经验，但也正是由于“晚到”而造成的写作时差，使“新生代”们不得不在一个个已被强势占领的文学高地上翻陈出新，各辟蹊径。

但无论怎样反攻和超越，这一代作家的代际经验都构成了他们创作最坚实的内核，而迥异的文本形式不过是作家不同的个人气质和创作观念的特异化表征。正如德国哲学家兰德曼所言，“人生而有之的身心构造不是一切”，〔德〕兰德曼：《哲学人类学》，第218页，张乐天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还有一种外在于他的“文化制约”，是我们理解一个人不可逾越的要素。艾伟是“新生代”中格外强调“生于60年代”的代际经验或文化制约的作家之一，也是最为密集地把这些记忆和精神历程当作小说主题来处理的作家之一。他甚至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作“时代意志”，这种时代意志“可能来自权力，来自意识形态，来自于全民的共同想象，来自于发展这样的历史逻辑”。艾伟：《人及其时代意志》，《山花》2005年第3期。而“六十年代作家在中国是非常特殊的一代”，艾伟：《生于六十年代——中国六十年代作家的精神历程》，《花城》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