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某种意义上讲，艾伟是个弗洛伊德主义者，力比多的信徒。深植于人性底部的这一内在坚核，在他的小说中，常常是人物行动或情节推进的基本动力，是叙事的出发点，并总是被用于设置命运或情节转捩的拐点。这当然跟艾伟着力关注“生命本质的幽暗一面和卑微的一面”的写作立场直接相关：这一写作立场喻示了他观察世界与人生的取径和面向，也说明了“性”作为题材要素和叙事修辞而频频在其笔端流注的重要原因。甚至，艾伟的早期作品还不时将童年经验或童年视角沉入力比多的深渊，与某种四处扩张的暗黑气息相羼杂，使作者看上去似乎更贴合于一个典范的、标准意义上的弗洛伊德主义者。比如，在《去上海》中，一个落拓少年将对大上海的想象与一个“大奶子”“大屁股”的上海轮上的女播音员的性感形象叠合，当他投射于这个上海女人身上的性幻想毁灭时，“去上海”变成了“去下海”：他决定在海中自沉，象征性地耽溺于“幽暗和卑微”，沉沦于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心理深渊。在《穿过长长的走廊》中，一个尚未进入青春期的男孩被一个“大奶子”的有夫之妇诱入性暧昧，荷尔蒙提前苏醒。他与自己父亲的剧烈冲突（狠狠地咬伤了父亲），他迈入青春期后屡屡发生的对于那个女人的性幻想，是略经变异的弑父娶母的创伤经验的呈示，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乡村版。我非常喜欢艾伟的中篇小說《回故乡之路》，这部小说寓意深远，语义丰赡，低阶的童年视界的设置，以及由此进入的叙述和语态，皆恰切、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