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中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讲话中有关“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表述，引起了媒体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一说要走共同富裕之路，某种倾向就认为，这会降低社会竞争力。实际上，这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如何既要走共同富裕道路，又要保持竞争力，需要大智慧来平衡。我们要做的，是新发展理念下的高质量发展，重点是在国内搞好平衡。

搞好平衡，首先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

按照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时，如果不能进行经济增长模式的及时转换，有可能长期停滞于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从目前情况看，能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日本、韩国、以色列、新加坡，而巴西、阿根廷、墨西哥、菲律宾等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出现倒退。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是资源过度集中，国民消费乏力，进而导致产业升级失败，两极分化严重。但凡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很难真正从泥潭中跳出来。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就是国家改革和制度建设不能跟上经济发展的需要，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

2019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进入到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而国际上普遍认为1万美元收入是一个魔障，在这个数字面前大量的发展中国家败下阵来。主要原因是，一个国家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增长到了一定程度后，工业化所带来的增长动力逐步消失，经济增长由于缺乏新动力，于是人均收入就停在1万美元左右。

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而言，在经历4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必须明白，经济增长减速是正常的。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全球政治经济的格局，势必引发全球各种适应和不适应，所谓的百年大变局无非是中国重新崛起之后，在下一个周期的经济发展、国际治理中充当什么角色的问题。

对于中国而言，重要的是认识到下一个周期，经济增速、产业结构、增长引擎以及经济治理需要的制度框架都不同于过去40年，中国需要在改革和制度建设层面做出有力的回应，这是跨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产业升级

破解中国当前产业面临的困局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口。

日本、韩国、以色列之所以能够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这3个国家进行了产业升级，拥有大量的核心科技。

比如，日本靠的是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半导体新材料等高技术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而韩国的三星，提供了全球70%的DRAM内存，还有占据了93%的小尺寸OLED屏幕市场和94%的柔性屏市场，韩国造船业发达，造船总吨位占全球的40%以上；以色列则是出售先进的军工技术。

这样通过高新技术带来的高附加值，使这几个国家从中高收入国家一跃变成了发达国家。

我国要实现产业升级，一方面，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积极发展高端产业，尤其是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可以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路子，通过出口高端产品和高附加值的产品来赚取更多外汇。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要加快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步伐，抓住互联网+、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和商业模式变革等机遇，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和竞争力，尤其是要重点关注中低端产业人群的素质提升与消费升级。

后者甚至比前者更为重要，因为，只有中低端产业人群整体实现消费升级，中国才能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

人才红利上阵

产业升级的重点在于“人”，这就决定了人口趋势对于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意义。

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少数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其突破阶段，都有着相对年轻的人口结构，中国的情况有些不同，今天的人口结构已经和日本经济刚刚开始停滞的90年代初差不多了。

中日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们现在正在人工智能大规模崛起的前夜，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在未来可以相当程度地由人工智能来补充。不过人工智能只可以解决一部分供给，却不能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如日本和欧洲的情况，老龄化背景下的需求不足导致经济长期低迷，通胀为零甚至是通缩，这是未来中国需要克服的问题。

虽然中国老龄化是必然趋势，但中国人口素质正在快速提高，中国未来有望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只要对人才运用得当，人才红利可以弥补老龄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曾经有一句话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如果以理工类毕业生作为参考标准，中国在数量上具有一定优势，中国每年理工科本科毕业生的人数超过了美国和欧洲的总和。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巨头崛起，家电和手机等行业在海外攻城略地，国产车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国产航母下水，大飞机和歼20上天，人工智能研究方面与美国缩小差距……这背后的驱动力就是越来越多的优秀工程师，工程师的背后又是人才红利的释放。

可见，未来的中国只要做到善待人才、尊重學术、保护知识产权、进一步扩大开放和信息交流，深得全球人才之心，就可以依靠不断提高的人才质量，克服老龄化压力，走出“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