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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不同入路置管方式介入治疗急性下肢深静脉血栓疗效研究

2021-11-16李俊杰刘曙民高万河冯建新

陕西医学杂志 2021年11期
关键词:入路溶栓血栓

蒋 俊,李俊杰,刘曙民,高万河,韩 雪,冯建新

(宝鸡市人民医院介入科,陕西 宝鸡 721000)

每年全球每1000例成年人中就有1例急性下肢深静脉血栓(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患者,调查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DVT的发生率明显上升[1-2]。DVT患者常因下肢突发肿胀、疼痛、发热等前来就医,不及时治疗可引发肺动脉栓塞、血栓形成后综合征(Post-thrombotic syndrome,PTS)等严重并发症的发生,对患者生活质量产生较大影响。系统溶栓和置管溶栓(Catheter-directed thrombolysis,CDT)是常用的两种溶栓方法,研究发现,与系统溶栓相比,CDT能够明显提高溶栓率,且并发症发生率低[3-4]。然而目前关于不同入路置管方式对下肢DVT的疗效研究较少,本研究对急性下肢DVT患者90例,分别采用不同入路置管方式介入治疗,现将观察结果报告如下,以期为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5年2月至2018年4月我科室收治的急性下肢DVT患者90例,所有患者均经彩色超声或静脉造影确诊。按照入路置管方式的不同,分为A、B、C三组,各30例。其中A组男11例,女19例;年龄23~65岁,平均(47.51±6.25)岁;病程0.6~12 d,平均(4.94±1.08)d;发病部位:左下肢22例,右下肢8例。B组男9例,女21例;年龄21~63岁,平均(48.09±6.34)岁;病程0.8~14 d,平均(4.52±0.97)d;发病部位:左下肢23例,右下肢7例。C组男12例,女18例;年龄20~65岁,平均(47.32±6.15)岁;病程0.4~11 d,平均(4.78±1.10)d;发病部位:左下肢20例,右下肢10例。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发病部位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本研究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后进行。病例纳入标准:符合DVT的诊断标准并确诊[5],且均为单侧下肢DVT;年龄18~65岁;发病距治疗时间≤2 周;身体状况佳,预期寿命1年以上;知情同意本研究。排除标准:近期行手术治疗;肝肾功能严重障碍;DVT史;严重高血压;合并恶性疾病;血小板低;不支持随访者;对本研究中所用药物过敏;脑出血史;妊娠和哺乳期妇女。

1.2 治疗方法 ①下腔静脉滤器(IVCF)的置入:三组患者均仰卧,局麻下经健侧股静脉置入型号合适的IVCF,以防止肺动脉栓塞的发生。②CDT。A组患者选择小隐静脉作为入路方式:将切口做于患者足踝外侧,使小隐静脉得以暴露后,将5F鞘管插入小隐静脉,随后在DSA下进行插管,直接经小隐静脉至腘静脉,最后将溶栓导管置于血栓处。B组患者选择经腘静脉入路:患者俯卧,在DSA下,应用Seldinger技术对患者下肢进行深静脉造影,随后置入导丝于下腔静脉,将溶栓导管引入血栓处。C组患者选择经健侧股静脉入路:在DSA下,行Seldinger技术,将5F导管和导丝引入患者患侧髂静脉,随后将溶栓导管引入血栓处。随后将20万U尿激酶泵入溶栓导管,并将尿激酶剂量维持在2万U/h。③三组溶栓时间均控制在7 d以内,对患者凝血四项进行密切监测,同时对三组患者每48 h进行造影1次,若血栓溶解完全或连续2次造影结果均显示患者溶栓无进展,则将溶栓过程停止。在对患者进行溶栓的过程中,同时辅以低分子肝素进行治疗,剂量为5000 U,12 h/次,治疗3~7 d后使用华法林2.5 mg/d,当国际标准化比值(INR)为2.0~3.0时将低分子肝素停用。

1.3 观察指标 ①消肿率:分别于治疗前后对患者患侧大腿和健侧大腿周径进行测量,计算消肿率,消肿率=(治疗前大腿周径-治疗后大腿周径)/治疗前大腿周径×100%。②静脉通畅率:依据静脉血栓的相关评分标准[6],分别于治疗前后对三组患者的髂静脉、腘静脉、髂外静脉、股总静脉、股浅静脉以及胫腓静脉的血栓程度进行评分,每段评分范围为0~3分,每段分值相加即为静脉血栓总评分,静脉通畅率=(治疗前血栓评分-治疗后血栓评分)/治疗前血栓评分×100%。③PTS发生情况:术后对三组患者随访,使用Villalta量表评估患者随访过程中PTS的发生率及严重程度;若患者评分<5分,则无PTS发生;若患者评分为5~14分,则判定为轻、中度;若患者评分在15分以上,则为重度PTS。④并发症:记录并分析切口渗血、切口血肿、血尿、感染、黏膜出血、皮肤瘀斑等并发症发生情况。

2 结 果

2.1 三组患者大腿周径差及消肿率比较 治疗前,三组大腿周径差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治疗后与治疗前相比,三组的大腿周径差均明显降低(均P<0.05)。治疗后三组之间大腿周径差和消肿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1。

表1 三组患者大腿周径差及消肿率比较(¯

2.2 三组患者血栓程度评分及静脉通畅率比较 治疗前,三组血栓程度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三组的血栓程度评分均明显降低(均P<0.05)。治疗后,三组之间的血栓程度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治疗后B组的静脉通畅率明显高于A组和C 组(均P<0.05),A组和C组的静脉通畅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三组患者血栓程度评分及静脉通畅率比较

2.3 三组PTS发生率比较 90例患者均获得了有效随访,随访时间为12~24个月,平均随访时间(14.58±2.74)个月。三组PTS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3。

表3 三组患者PTS发生率比较[例(%)]

2.4 三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A组中1例(3.33%)患者发生切口渗血,2例(6.67%)在切口处发生血肿;B组中1例(3.33%)切口发生血肿,1例(3.33%)发生血尿;C组2例(6.67%)发生感染,1例(3.33%)黏膜出血,皮肤瘀斑1例(3.33%)。三组之间的并发症发生率经Fisher检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3 讨 论

血栓的形成过程与血管内皮受损、血液流速减慢以及血液高凝等因素紧密相关,临床研究认为,长期卧床、肿瘤、妊娠以及骨折等均为导致急性下肢DVT发生的危险因素[7-8]。长期的临床实践发现,DVT发生的急性期应以预防肺动脉栓塞、防止肢体丢失为主,远期则应以预防复发以及降低PTS发生率为主[9]。CDT是临床中治疗急性下肢DVT的常用介入疗法,其通过将溶栓导管引入患者血栓处,导入溶栓药物,以达到治疗急性下肢DVT以及降低PTS远期发生率的目的。研究发现,经CDT治疗急性下肢DVT,能够使溶栓药物在血栓处达到浓度的较大值,缩短溶栓时间,同时有助于对患者深静脉瓣膜的保护,减少肿胀和纤溶的发生,提高治疗效果[10-11]。目前临床中,存在多种入路置管方式进行CDT,包括腘静脉、大隐静脉、小隐静脉、颈静脉、健侧股动脉等[12]。本研究主要对小隐静脉、腘静脉和健侧股动脉三种入路置管方式进行了比较研究。

小隐静脉的位置较浅,其起始于外踝,且周围神经等较少,手术产生的创伤较小,且CDT后患者无需进行肢体制动,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然而经小隐静脉进行入路,变异较大,并非均由其汇入腘静脉,因此穿刺成功率较低,在治疗时应首先进行顺行造影,以确认小隐静脉分布,随后决定入路方式[13-14]。腘静脉为常用的顺行置管方式,其位置较浅且固定,具有较高的穿刺成功率,且不宜造成对患者静脉瓣的损伤,复发率低。然而经腘静脉入路,要求患者行俯卧位,因此对于肥胖、骨折以及高龄等病人进行较为困难,且经腘静脉CDT后,患者肢体不能进行弯曲,此时对于受限制人群应尽可能选择其他入路方式,以提高疗效[15-16]。经患侧股静脉入路置管,属于逆行置管,常常在顺行置管失败的情况下使用。临床研究发现,在经患侧股静脉入路置管中,患者常常伴有髂静脉狭窄,且极易使静脉瓣膜受损,增加了导丝到达患侧静脉的难度,降低了溶栓效果[17-18]。

本研究发现,三种入路置管方式行CDT治疗后,三组大腿周径差、消肿率、血栓程度评分、PTS发生率以及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提示三种入路置管方式治疗DVT的疗效均较佳,然而经腘静脉入路治疗后,患者的静脉通畅率明显高于经小隐静脉和健侧股动脉入路,这可能与经腘静脉穿刺成功率较高,静脉瓣膜损伤率较低等因素相关[19-20]。

此外,在使用导管进行溶栓时,应注意对导管长度的选择,导管的长度应尽量匹配血栓累及范围,以便利于溶栓药物利用率的提高。而当导管长度不能获得最佳匹配时,应尽量选择较长的导管,且要求导管长度尽量低于血栓近心端。同时在使用造影检验溶栓效果时,应根据造影结果进行导管的调整,使导管测孔与血栓尽可能多的靠近,以提高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三种入路置管方式治疗急性下肢DVT,均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和安全性,临床中,因根据患者的个体情况,灵活选择合适的入路方式,以获取最佳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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