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奇芳, 高红成

(天津师范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天津 300387)

中国与日本同属汉字文化圈,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看到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认识到改变中国科举制度的重要性[1]。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清政府通过借鉴日本教育制度、派遣大批中国学生赴日学习、翻译和引进日本书籍、创办新式学堂等作为实现我国教育近代化的一条捷径。1904年,我国颁布《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该章程几乎完全移植于日本,是我国最早付诸实施的近代学校章程。新学制颁布之初,各级各类学校所需的教科书极为匮乏,在这种情况下大量日本教科书被翻译引入,这些汉译日本教科书为新学制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数学作为必修课程,整个社会对数学教科书的需求迅速增大。据毕苑统计,1890年至1915年,汉译日本教科书书目共计27类507种,其中数学教科书所占比重最大共89种(算术类14种,代数类22种,几何类36种,三角类17种)[2]。据冯立昇教授统计,甲午战争后,清末翻译刊行的日本数学教科书的数量至少有151种,涵盖了从最初等的小学算术直到大学的微积分内容[3]。

当时汉译日本数学教科书底本主要是菊池大麓、长泽龟之助、藤泽利喜太郎、桦正董、上野清、林鹤一、泽田吾一等人的著作。学界对菊池大麓、长泽龟之助等人的数学教科书已有许多研究[4-7],比较充分,但对泽田吾一的研究不多,有些文章虽然提及却不系统和深入。通过初步研究和考证,泽田吾一共有6部数学教科书被翻译引入,包含算术、代数、三角学、解析几何、微分积分等方面,受众涵盖小学堂、中学堂和高等大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