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浩鑫

一

传王羲之草书《七月帖》（图1），横26厘米，纵27.7厘米；草书《都下帖》（图2），横25.3厘米，纵27.9厘米。二帖皆纸本墨迹，合装为一册，合称《七月都下帖》，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1 《七月帖》墨迹本

图2 《都下帖》墨迹本

《七月帖》右侧隔水上有乾隆御题“龙跳天门，虎卧凤阁”。作品本幅右上角接纸有传褚遂良题签一条，书“王羲之帖，褚遂良”。右下角书“给字号”，当为项元汴手书藏品编号。《七月帖》左侧隔水上乾隆题跋曰：

二帖皆见《淳化阁帖》第七卷，今乃得见真迹，行笔流逸中含古澹，信神物也。董香光深斥王著之谬，今以墨本相校，乃知此翁为书家董狐耳。

《都下帖》左侧隔水上亦有乾隆题诗：

墨迹与钩橅，品如形影分。千秋赏鉴家，聚讼徒纷纷。二帖名久膻，片羽真不真。贞观暨绍兴，小玺文如新。聊当面目观，还轻耳食伦。

《都下帖》墨迹本书至“得仁”止，其余部分被人裁剪去。帖后附三接纸上有三跋，分别为传宋代某帝王、北宋文及和明初宋濂所书（图3）〔1〕。

图3—1 《都下帖》墨迹本后所附三跋之一

图3—2 《都下帖》墨迹本后所附三跋之二

图3—3 《都下帖》墨迹本后所附三跋之三

此二帖上钤印众多，有传为南宋的“绍兴”连珠小印、震卦半印、“绍兴淮南”半印等印，金章宗的“秘府”（瓢印）“内殿珍玩”“御书之宝”“明昌宝玩”“御府宝绘”“群玉中秘”等印，还有明代以来“神品”“子孙世昌”“墨林秘玩”“子京所藏”“项元汴印”“项子京家珍藏”“退密”“槜李项氏士家宝玩”“子京父印”“项墨林鉴赏章”“宫保世家”“桃里”“墨林”“墨林山人”“姑苏曹氏珍玩”“鹿门道人”“平阳”（半印）“安氏仪周书画之章”等私人鉴藏印及清宫诸鉴藏印等。

二帖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重华宫部分〔2〕，并刻入《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第二册〔3〕。

二

一段时间以来，学界对此二帖一般认为是唐临本或唐摹本。《淳化阁帖》卷七中亦有《七月帖》与《都下帖》刻本〔4〕，《七月帖》为《淳化阁帖》卷七中第一帖，因文本中有“秋月”二字，故又称《秋月帖》（图4），文本为：

图4 《淳化阁帖》本《七月帖》

七月一日，羲之白。忽然秋月，但有感叹。信反，得去月七日书，知足下故羸疾问，触暑远涉，忧卿不可言。吾故羸乏，力不具。王羲之白。

《都下帖》位于《七月帖》之后，为《淳化阁帖》卷七的第二帖，因帖中有“桓公”二字，故又称《桓公帖》（图5），文本为：

图5 《淳化阁帖》本《都下帖》

得都下九日书，见桓公当阳去月九日书，久当至洛，但运迟可忧耳。蔡公遂委笃，又加㿃下，日数十行，深可忧虑。得仁祖廿六日问，疾更委笃，深可忧。当今人物眇然，而艰疾若此，令人短气。

对比《淳化阁帖》刻本，可知《七月帖》墨迹本保存全帖完整，《都下帖》墨迹本现存内容至“得仁”止，“祖”至“短气”二十七字被人裁去，“委笃深可”四字残存部分较多，尚能辨识。

对于传世墨迹本二帖是临本还是摹本的问题，将《淳化阁帖》中所刻二帖和墨迹本二帖作一对比，可以清晰看出二者在字形结构和字组连带方式上有明显差异，（见图表1）可知墨迹本绝非《淳化阁帖》所用的底本。傅申先生也曾用高清摄像技术对墨迹本二帖进行细节拍摄，通过高清图，可以确认此二帖为在麻纸上单笔书写的临本，而非钩摹本：

图表1

由于此本墨迹，用墨较丰，用纸亦较松，故显出墨晕渗出笔画之外。且细审全帖笔画绝无《奉橘》《远宦》等帖钩摹痕迹。

《七月》《都下》二帖，纸、墨及笔法均一致，可知出于一人一时手笔，因此“委”字笔画边缘与“日”字同一质感，皆为单笔的“临写本”。〔5〕

传为王羲之的墨迹，即使是唐宋人的临摹本，在元明时期已是稀见之宝，而此二帖却不见于元明人的著录，自然令人生疑。

《七月帖》《都下帖》二帖在明代以前流传的“凭证”，主要有传褚遂良的题签和宋、金两朝的鉴藏印〔6〕，以及传宋代某帝、文及和宋濂的题跋。传为褚遂良书的题签，点画软弱，全无唐人笔法，自是伪迹无疑。传为宋、金两朝的印章，钤盖都很模糊，似乎是钤盖者有意让人看不清，且宋、金两朝印的印色较为一致，都似以劣质水印钤盖。而《步辇图》《虢国夫人游春图》《女史箴图》等可靠名迹上的钤印，大都钤盖清晰，线条明朗，即使如《步辇图》上“秘府”葫芦印因磨损出现褪色的情况，仍然字形清晰准确、篆法排布均匀，绝不会出现如《七月帖》《都下帖》二帖上钤印字形含糊、线条软弱的情况。

《七月帖》《都下帖》二帖上的钤印与可靠名迹上的印鉴在具体细节方面也有明显差异，如《步辇图》上钤盖的“秘府”葫芦印外形饱满宽博，“秘”字篆法果断，二帖所钤者外轮廓则较为瘦窄，“秘”字篆法交代不明。《虢国夫人游春图》上钤盖的“内殿珍玩”一印，“珍”“玩”二字篆文婀娜有致，二帖所钤者则直白软弱。《虢国夫人游春图》所钤“御府宝绘”印的“绘”字左右两部分下边缘线在同一高度上，“明昌审玩”一印“明昌”二字线条修洁挺拔；二帖所钤“御府宝绘”印“绘”字“糹”部与右部“会”字底部明显不在同一高度，“明昌审玩”一印亦是篆文排布失准、线条臃肿，显然与《虢国夫人游春图》上者有别。总而言之，二帖所钤“群玉中秘”“绍兴”等印与《女史箴图》《传褚遂良摹〈兰亭序〉》等名迹上所钤者相比，无论具体细节还是整体艺术水准，都相去甚远，其伪与劣自可一目了然。（见图表2）帖后所附三跋，书写水平较劣，亦可疑。

图表2

徐邦达先生认为，传褚遂良题签和宋、金两朝鉴藏印皆出于后世伪造，并据流传过程和钤盖位置的不合理性加以论证，甚为可据。第二帖后接纸上的三跋，徐先生认为宋代某帝王和宋濂题跋皆伪，文及题跋则不知是从何处移来：

帖上褚遂良题名是伪造，“绍兴”“明昌”诸玺印，则多是摹制。试问，既已收入宋高宗内府，何至不久又入金国，而钤有“明昌”诸玺呢？（明昌当南宋光宗、宁宗朝—绍熙、庆元间）又所见“明昌”七玺，其步位大都和宋“宣和”诸印所钤相同，极少有变更，此帖诸玺多钤在本帖上，亦可见其伪。

卷后所谓“御书”一跋，应为宋帝，但全无宋人笔意；玺印极劣，亦是凭空伪造。文及题名是真迹，但似不全—缺前部，又不知从何处移来。宋濂一跋，书是仿作，尚好，而其文则拙陋已极，显系伪造。考宋氏卒于明洪武十四年辛酉（1381），此云十九年四月，大为失据。总之，此是改换、拼凑、伪造三种方法合成之物，其卷前后项元汴藏印及“给”字编号，皆真。则改变、作伪应在明代中晚期以前无疑。〔7〕

徐邦达先生通过对该卷钤印和题跋的考证，并结合二帖书风，得出的最终结论为：此卷是赵孟頫临写《淳化阁帖》之作。即肯定此二帖是元人书真迹，并附赵孟頫临王羲之《七儿一女帖》（图6）作参照：

图6 赵孟頫临《淳化阁帖》

此卷本帖实是元赵孟頫临阁帖真迹，赵氏书法，圆润鲜妍，但无右军雄强之气，另有一种风度。后为人割去临款，充当王帖。但不知何以将《都下帖》后三行一并裁掉，其末一行则仅存右半边，更为可怪。

……此帖本身原是元人书真迹，乃割裂、改造，竟成为赝品了。〔8〕

徐邦达先生认为此二帖是元人真迹的看法非常精辟，但笔者认为并非是赵孟頫临本。赵孟頫临写的王羲之书作与此二帖相比，字形和时代气息上虽然有些接近，在用笔细节方面却有明显差异，赵临王帖用笔较此二帖更为紧实，骨力也更加外露，二者笔法并不一致（见图表3）。基于此，笔者认为传王羲之书《七月帖》《都下帖》二帖更接近于元人李倜的书写风格。

图表3

三

李倜（约1260—1327），字士弘，号员峤真逸、员峤真一，太原人，官至集贤侍读学士。他性情高雅、学养丰富，人品、书画、诗文都得到了同时文士的称誉，与赵孟頫、戴表元、虞集等文人名士和诸多方外之士来往密切，是元代复古书风的代表性人物。然而由于其人《元史》无传、作品流传较少等原因，后人对他不甚了解〔9〕。

李倜书法水平极高，深得同代名家赞誉，如黄公望认为其临古之作可与赵孟頫、鲜于枢三足鼎立：

员峤作画，息斋仲伯间，其临摹又颉颃于松雪、困学二老，斯时有三君子而能追及之可谓难矣。员峤至今成为独步可也。翰墨特其余事，至于立身宦途而志趣超然于物表，此吾所以起敬者也。至顺辛未仲春望日，后学黄公望。〔10〕

赵孟頫也对李倜其人其书称赞有加，并在临帖方面有自愧弗如之辞：

气禀全晋之豪，风流东晋之高。落笔云烟，吐辞波涛。耽文艺如嗜欲，以古人为朋曹。出则父母召杜，入则侍从夔皋。盖尘俗所不能侵，而轩冕亦不能逃也。〔11〕

李公无帖不临，可谓好学也已。仆亦好书者，无暇临古帖，但羡士弘耳。〔12〕

李倜临写古帖技艺之精熟，在同时期人眼中已达到很高的水准，钱良右评说道：

论书至于孙过庭、姜白石，尽善尽美矣，他皆未足为评也。姜谓临书多得其笔意，而失其位置。今再观员峤所临，兼无位置之失，非其胸中熟于二家之论，恐未易致也。〔13〕

李倜以其书作深得晋人气韵而称名，他不但广泛临习王羲之法帖，深入探索晋人笔法，同时也在日常生活中规模晋人，追求技法、精神与晋人的全面融合。戴表元便在《拟晋山房记》中记载：

集贤学士河东李公士弘，以好书名天下，稍暇则取晋右军，纵笔拟为之。所居山房之窗壁几格砚席，诸供具花物，皆奕奕有晋气，由是以“拟晋”题其颜。〔14〕

李倜传世书迹不多，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陆柬之书《文赋》卷后李倜行草二跋（图7）和故宫博物院藏《赠笔工范君用册》（图8）是其具有代表性的可靠之作（以下表格中简称《文赋》二跋和《赠范君用册》）。以李倜这两件作品中的例字与《七月帖》《都下帖》二帖中相近例字作对比，可见它们在结构方式、书写节奏等方面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图表4）

图7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陆柬之（传）书《文赋》卷后李倜行草二跋之一

图8 故宫博物院藏李倜《赠范君用册》（局部）

图表4

在用笔细节方面，《七月帖》《都下帖》二帖也与李倜书作具有很高的契合度。李倜在书写过程中提笔动作较多，通过微妙的提按使转，呈现出“细如髭发”的效果，这种用笔方式在《七月帖》《都下帖》二帖中也有表现。图表五中，传王羲之二帖中“吾”字和李倜跋《文赋》中“书”字横折横画使转的用笔方式是高度相似的，“羸”字和“真”字、“但”字和“有”字转折处细线条的表现方式也很接近。除大量运用提笔动作外，图表五中两个“得”字左竖入笔方式和转折处调锋手段，“忧”“故”起笔处的力度和方向，两个“之”字圆厚饱满的收笔方式，“又”“变”二字收笔处敛锋的方式和角度，“遂”“不”二字中回勾的方向，“去月”和“九月”字组间的连接方式等方面，都有很高的一致性。

图表5

李倜书作较赵孟頫而言除书写过程中提笔的动作更多外，书写状态也更加轻松灵活，轻松灵活的书写状态使其点画格外流利通畅，气韵也与晋人更为贴近，这正符合同时期书家黄石翁对他的评价：

拟晋斋临帖，用笔圆活精到，其勤笃可为世法，余每见，愧悚不已，自恨昏堕，无此功夫耳。〔15〕

“圆活精到”四字，是对李倜用笔特征准确精到的评价，也正符合《七月帖》《都下帖》二帖、李倜书《文赋》二跋和《赠笔工范君用册》的笔法特点。李倜的这种用笔方式大概与他独特的执笔和书写姿势有关，元人张昕记载云：

余昔侍李学士，见其作书，多喜矮桌，执笔甚高，临帖亦然，其精熟如此，非拘拘摹仿者比，当其遗墨若斯之妙也。〔16〕

赵孟頫与李倜都学王羲之书法且交往密切，二者字形结构多有相似处。但仔细对比，赵孟頫书作同《七月帖》《都下帖》二帖还是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别。赵孟頫的书作总体上用笔相对《七月帖》《都下帖》二帖更为坚实挺拔，按笔和铺毫幅度更强，提按幅度变化更小，通篇章法布局也因用笔提按幅度变化较小的原因显得更加均匀；李倜的书法整体书写节奏更加松散灵动，用笔提按幅度变化较大，点画粗细变化程度也更明显，整体上呈现出舒朗蕴藉、虚和空灵的气息，这与传王羲之《七月帖》《都下帖》二帖的艺术特征也是一致的。总体来说，传王羲之《七月帖》《都下帖》二帖在用笔细节、结构方式和整体章法上与李倜的书法更为接近。

四

除传世书迹外，《铁网珊瑚》卷六、《式古堂书画汇考·书考》卷十七、《大观录》卷九中都著录过李倜一件重要作品—《临右军诸帖》，上文所引黄公望、赵孟頫、黄石翁、钱良右、张昕等人对李倜的评价即是来源于此卷后诸家所书题跋。《铁网珊瑚》记载：

《李士弘临右军帖》。员峤真逸、拟晋山房、河东李倜士弘章。至大己酉七月晦日书于延平，员峤真逸。〔17〕

“至大己酉七月晦日”，为至大二年（1309）七月三十日。《式古堂书画汇考·书考》中李倜名下亦著录了一件“李士弘临右军《明府》诸帖卷”（原文不录）〔18〕，所记款识和后附诸家题跋与《铁网珊瑚》卷六中记载一致。《大观录》卷九也著录了一件“李士弘临右军诸帖卷”〔19〕，款文与诸家题跋亦全同《赵氏铁网珊瑚》卷六中所记载，故三本文献中著录作品应当是同一件书迹。

遗憾的是，因为是临帖之作，在文本内容上无甚特别之处，所以三家著录都没有详细记载李倜此卷到底临写了王羲之哪几种帖。但既是“诸帖”，可知是临写了若干件右军书迹汇为一卷，根据《式古堂书画汇考》中的题名和陆友仁的跋文，我们确知临写的这若干帖中，包含了王羲之的《明府帖》：

右集贤侍读学士李公士弘手临晋王右军《明府》等帖真迹一卷。士弘名倜，河东太原人，好学尚气，劬神苦思，务求博洽而后已，故其游戏笔墨，皆超悟不群。此卷虽临仿古人，而清新婉丽，自有一种风度，是可珍也。泰定四年七月壬辰，吴郡陆友仁书。〔20〕

《明府帖》收录于《淳化阁帖》卷七中，（图9）因帖内有“明府共饮”，故名《明府帖》，又因帖首有“前从洛”数字，又称《前从洛帖》，全文如下：

图9 《明府帖》（《前从洛帖》）收录于《淳化阁帖》卷七

前从洛至此，未及彼参承。愿夫子勿悒悒矣。当日缘明府共饮，遂阙问，愿足下莫见责。羲之顿首。〔21〕

此帖属《淳化阁帖》卷七王羲之第十三件单帖，《淳化阁帖》卷七所刻王羲之前十三件单帖依次为：《七月帖》（又称《秋月帖》）、《都下帖》（又称《桓公帖》）、《谢光禄帖》、《徂暑帖》《月半念帖》《长素帖》《知念帖》《长风帖》《谢生帖》《初月帖》《时事帖》《参朝帖》《明府帖》（又称《前从洛帖》）〔22〕。

该卷卷首的二帖即《七月帖》和《都下帖》。《都下帖》墨迹本书至“得仁”止，后面有明显被人裁剪过的痕迹。笔者认为，被裁剪前原作很可能是临写者按照《淳化阁帖》卷七中的排列顺序临写的一组作品。而被裁剪掉的部分，应该就是《都下帖》结尾处“祖二十六日问，疾更委笃，深可忧。当今人物眇然，而艰疾若此，令人短气”数字和紧附于《都下帖》后的临《谢光禄帖》《徂暑帖》等书迹。（“委笃深可”四字残存部分较多，尚易辨识）

《谢光禄帖》《徂暑帖》《长素帖》《长风帖》《初月帖》等帖都是两行二十余字的短札，从《都下帖》至《明府帖》在《淳化阁帖》卷七刻本中亦仅相隔五开。笔者推测，前人著录中所载李倜《临右军明府诸帖》的“诸”字指代的可能就是同刻于《淳化阁帖》卷七中的《七月帖》《都下帖》《谢光禄帖》《徂暑帖》等作品。

虽然传世的文献记载还不足以确认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七月帖》《都下帖》二帖墨迹就是《铁网珊瑚》《式古堂书画汇考》《大观录》中著录的《临右军明府诸帖》中的一部分，但李倜既然临写过《明府帖》，再参考赵孟頫“李公无帖不临”和戴表元“稍暇则取晋右军，纵笔拟为之”的评论，那么李倜临写过《淳化阁帖》中《七月帖》《都下帖》二帖的可能性是极高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传王羲之书《七月帖》《都下帖》二帖墨迹本，应当是李倜临写《淳化阁帖》的真迹，而被后人通过割裂、拼凑、加盖伪印等多种手段，用来冒充王羲之书作。

注释：

〔1〕故宫博物院编《王羲之王献之书法全集》卷十八，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第94—101页。《都下帖》墨迹本帖尾被人裁剪去一部分，所存内容至“得仁”止。传宋代某帝王一跋无名款，有一画押不可辨识，钤“御书之宝”印，徐邦达先生认为是仿某宋帝书，此处从徐说，列为传宋代某帝王书。有关被裁剪内容和帖后三跋情况，详见下文。

〔2〕薛永年、王连起主编《石渠宝笈续编》重华宫卷五，故宫出版社2014年版，第2733—2734页。

〔3〕《御刻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第二册，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第7—13页。

〔4〕《上海博物馆藏〈淳化阁帖〉最善本》，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133页。

〔5〕傅申《书法鉴定—兼怀素〈自叙帖〉临床诊断》，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年版，第25—29页。

〔6〕主要有宋高宗的“绍兴”连珠印和金章宗的“秘府”“内殿珍玩”“御书之宝”“明昌宝玩”“御府宝绘”“群玉中秘”等两组印信。

〔7〕徐邦达《徐邦达集十·古书画伪讹考辨一》，故宫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

〔8〕同上，第 10—11页。

〔9〕近年来研究李倜的相关论文中，俞者新在《以古为朋、落笔云烟—试论李倜其人其书》一文中对李倜生平和传世作品做了系统梳理工作，见《书法》，2015年5月，第146—149页。李庶民《拂去对李倜的误识》一文则对李倜生平事迹做了较为详尽的考证，见《全国第七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黄河出版社2007年版，第435—448页。

〔10〕〔15〕〔16〕〔20〕《铁网珊瑚》卷六，《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第560页。

〔11〕《赵孟頫集》卷十《李士弘真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61页。

〔12〕〔13〕同〔10〕，第 559页。

〔14〕陆晓冬点校《戴表元集》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99页。

〔17〕同〔10〕。该卷李倜临书后依次附赵孟頫、黄石翁、□衮、虞集、陆友仁、钱良右、高晋、李瓒、黄公望、李升、钱良右（二次作跋）、赵雍、张昕等诸多元人题跋。

〔18〕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考》卷十七，《中国书画全书》第六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416—417页。

〔19〕吴升《大观录》卷九，《中国书画全书》第八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302页。

〔21〕同〔4〕，第 143页。

〔22〕同〔4〕，第 130—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