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芒芒

2020年初，武汉爆发疫情。当时日本政府工作人员曾打电话给一位老人，询问他是否有意愿要回日本。这位老人，就是已经在武汉居住11年，如今74岁的岛田孝治。

接到电话的岛田爷爷，意外又委屈：“为什么要让我回去？我是武汉人啊。”连中文都不太会的岛田说：“无论是困难的时候还是开心的时候，都想和武汉人民一起度过！”

01

岛田孝治在武汉的武昌区经营两家日式咖喱小店“顶屋咖喱”，这里是武汉几所大学的聚集地。顶屋咖喱店面不大，但很温馨，饭菜美味、料足又很实惠，深受学生们的喜爱。

当年在日本的时候，岛田结识了10位来自中国武汉的留学生，看他们人生地不熟，便热情招待。后来，其中有一位留学生想回家乡武汉开咖喱小店，便邀请岛田来做指导。

岛田的日本的亲友都非常反对，觉得他去中国一定会失败。当时已经退休一年的岛田还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前往武汉的旅途。

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岛田就曾来过中国旅游。他一直都很喜欢中国，更对武汉情有独钟，觉得这座城市非常像他年轻时故乡福冈的模样——人间烟火气十足，充满了温暖的气息。

岛田孝治身上有日本人的匠人精神，对待工作格外严谨认真，不能接受一点含糊。这种态度吓退了最初的合伙人。比如，他坚持一定要做地道的日式咖喱，洋葱片一定要切成几乎透明的薄片，咖喱必须要用高汤煮上24小时，几乎把里面的蔬菜和肉都煮化了。

曾经的合伙人觉得这种做法效益太低，有的顾客还会因为觉得菜肉太少而给差评，岛田却从不妥协。他说，他来中国不是为了赚大钱，以客户为第一位，这是他的准则。

02

顶屋咖喱小店火了以后，他拒绝过很多运营公司开加盟店的合作建议。开店11年，他每个月只拿3300元的工资。要知道，顶屋咖喱的店员平均工资在5000元左右，店长的工资更是他这个做老板的三倍。

他的物欲要求不高，日常生活不怎么花钱，一件格子衬衫穿了快30年，唯一比较大的花销是抽烟。他十年如一日地租着由车库改装来的单间，房间里连一扇窗都没有，密密麻麻地堆满了各种书籍。

“如果我贪心的话，就会把生意做大，但那样人就会变得压抑。”他说。

在他看来，贪婪，只会让人变成被金钱支配的傀儡。他想要的只是简简单单的生活，知足但快活。

在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让岛田坚定留在武汉的，是这里曾给予过他温暖的人们。从开店到现在11年，每晚8点到9点，岛田都会坚持在顶屋咖喱的小店里免费教授日语。

曾经有位在这上过课的高中生，在前往外地上大学之前，特意画了一幅画送给岛田。和年轻人待在一起，岛田觉得自己也变得更加健康有活力。

他每年都会给认识的清洁工大叔发红包，原因仅仅是对方每次都会冲他笑，而不会像门卫一样悄悄地说“日本鬼子又来了”。

得知同条街上有店家打算卖咖喱饭，他甚至自告奋勇地上门免费教学，还说这样才能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菜市场卖鸡肉的女摊主接受采访时评价岛田孝治：“他人很好，照顾我生意，过年还给我发红包。他一个人在中国生活不容易。”听到翻译后的岛田，就因为这简单的一句话感动到抹眼泪，觉得自己的善意有好好地传递到中国人心中。

03

顶屋咖喱的店长丹子精通日语，她和岛田的关系就像“亲父女”，会经常关心他的饮食起居，还会帮他剪头发。

疫情暴发后，丹子提议，让岛田跟着她回武汉乡下老家住几天。这让不擅长用智能手机，又不太会中文的岛田顺利渡过难关。

在农村生活的那段时间，岛田觉得丹子一家并没有把他当客人，那感觉就像拥有了珍贵的家人。他甚至看着山上的墓碑暗暗地想：“等我去世了，骨灰成为这土地的一部分，那也不错。”

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愿意一直留在中国？岛田作了一个很美的比喻：“在日本生活是秋风清爽的感觉，但春风般的温暖只能在武汉体会到。”

之前，岛田的签证有效期只有两年，每次最多停留三个月，所以每三个月他就得专门跑一趟香港去盖章，当天再返回武汉。可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体力越来越差，他时常担心自己有一天再也办不了签证，回不了中国。

前段时间，岛田孝治收获了一份意外的惊喜，武汉警官在疫情期间帮他办理了绿卡，他终于获得了中国永久居留身份证，再也不用担心签证过期。得到消息的岛田激动地握住了工作人员的手，使劲地摇，眼泪几乎要掉下来。

如今年过七旬的岛田，对“死亡”毫不避讳。人生已经快走到尽头的他，现在执着于在中国留下点什么东西。

通过这次疫情，他发现很多日本人并不了解中国，于是他开始动笔，写那些曾经来过武汉的日本人的故事。尽管不怎么有机会发表，他仍然每天费劲地查看纸质书资料，一边思索一边书写。

他希望以后丹子能将自己的遗体火化，只要将他的骨灰撒到大海，对他说一声“撒哟那拉（再见）”，这就很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