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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民主在中西方语境下的比较

2021-11-14张清政

兵团党校学报 2021年5期
关键词:哈贝马斯协商民主共性

张清政

[摘要]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政治创举。协商民主优于西方传统代议制民主,更适合中国国情的需要。将中国协商民主制度与西方协商民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可以看出二者具有共性和个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其内在的制度优势,若能再借鉴、吸收西方协商民主政治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且结合中国的国情实际,必将有助于我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民主政治发展,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同时,要深刻把握中国语境下的协商民主是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发扬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优势,可以为人类民主文明发展的高度,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沟通智慧,也为人类和平发展繁荣贡献中国方案。

[关键词]协商民主;哈贝马斯;共性;个性;利益表达

[中图分类号]D6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274(2021)05—0070—06

[作者简介]张清政,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与国际共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新道路,随后又确立了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建设方向,并逐渐取代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在新的经济体制下,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使得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就导致了不同利益群体的增加和利益的多元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普遍要求参与社会事务,管理与自己利益相关事务的意识更加觉醒,行动更加自觉。然而,由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并不很充分,如:公民民主法治意识不足,参与意识淡薄,利益表达渠道不充分,参与程序性正义的不足等。作为民主的一种理论、制度、实践形式——协商民主,在中国的政治中扮演着重大角色,发挥着重大作用。在当前转型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和社会领域对此变得更加需要,使得关于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掀起了一定的研究小热潮。

一、协商民主概念

在西方学者看来,协商民主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理论。早在古希腊城邦国家中的政治理论中就能找到关有协商民主的论述,无论是在选举还是城市发展诸领域都能看到协商民主的身影。但人们广泛明确使用协商民主一词还是在20世纪以后。

协商民主作为一个系统性的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美国约瑟夫·毕塞特提出的。他在其著作《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中第一次使用了协商民主这一概念表述。在他看来,协商民主就是以公民在政治活动过程中的广泛参与来代替与之相别的精英主义。继毕塞特之后,西方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研究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趣和热潮,一大批相关的研究文章和著作陆续发表。哈贝马斯是西方研究协商民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认为: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规章制度能够对权力进行约束,对利益进行保障,真正实现公平公正;只有拥有了话语权,才能够对公众的决策施加一定的影响。借助于程序化,哈贝马斯实现了非正式意见至制度化决策的转换,真正做到了交往权力转换成行政权力。所以,此时公共的权威得到了很好的保证,同时也具备了法律基础。1在乔舒亚·科恩看来,协商民主是一种特殊的社团,在这一组织里的所有事务皆受其成员共同协商与支配。该社团的价值是将民主看作是最基本、最应然的政治理想,而不是将其仅看作是依据某种公正或平等的价值观念来进行阐释的派生性理想。2进入新世纪后,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更多的突破政治哲学范畴,它把研究视角转向了协商实践。

哈贝马斯在2001年访华期间,他在我国高校发表了《民主的三个范式》的演讲,将协商民主这一概念首次介绍给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掀起了后续研究讨论的热潮,也出版了相关的著作。俞可平在其著作中论述协商民主时指出,在未来的政治发展过程中,民主政治是主流趋势,而其中的协商民主又是其最为核心的部分。3林尚立指出,所謂的协商民主就是在民主程序的运行过程中,始终强调着对协商性价值观的追求,进而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具有协商性的运行程序与不断发展着的民主政治,且这一运行决策过程不是随机的,而是已经成为制度化的运行。42015 年,中共中央对我国的协商民主进行了说明:协商民主应当紧紧围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决策前和决策阶段中对于广大群众利益攸关的决策进行协商协调,确保最终决策结果的公平公正与透明,进而与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需求相一致。因此,协商民主的一般概念可以理解为:各政治主体通过在互相协商的办法或机制下,取得某种共识的民主模式。它重视多元力量的广泛参与,聚焦协商和共识的平等取得。

二、协商民主的优势

民主政治最重要和最典型的载体形式就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是西方民主政治最依赖的路径,中国依据国情更重视协商民主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新兴协商民主相较于传统代议制民主更具优势。

协商民主的“协商”与代议制民主的“代议制”是不同的修饰词,它反映出了这两种民主形式的不同偏好。协商意味着协调、商议,它重视每个成员的共同参与和讨论,尽最大努力做到通盘深思和熟虑。它重视的是整个过程的商量,从而获取最大公约数。因此,它并不强调这种商议的形式,不强调民主的具体载体形式。但是代议制民主强调的是代议与代表,限定了民主的具体载体形式。代议制民主强调的是多数,让少数服从多数,使得少数始终被放于边缘地位。这容易导致权力的所有者和权力的行使者之间的割裂,进而发生权力行使者凌驾于权力所有者之上的异化。协商民主强调理性对话,重视每一个个体的利益表达,因此它提供了一种公共的、多元化的新政治模式。它能够最大限度地扩大参与者的参与范围与政治选择范围。传统代议制民主将政治选择和政治活动导向精英阶层,而协商民主则面向人民大众,这将利于激发人民群众在政治活动的参与兴趣与热情,从而促进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发展,提高人们对公共政治的信赖和认可度。此外,协商民主的适用领域也更为广泛,如国家立法领域、国家政治运行领域、基层事务领域和国际事务领域等。通过协商民主所产生的政策更加优良,立法更加合理。因为它鼓励更广泛的民众参与,并在决策前和决策中相互协调、相互协商、充分表达,这将使政策和法律更加凝聚共识,也提升了合法性、民主性和科学性。

协商民主以其独到的、独有的、独特的价值和功能更适应于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国体决定和要求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形式必须是完全充分的实质民主。协商民主可以实现人民群众参与和管理国家事务,保障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它超越了投票民主,是实现完全而又充分民主的重要办法。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然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中心,协商民主有利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统一思想,达成共识,凝聚力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政治制度基础。协商民主则可以进一步拓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形式、渠道和内涵,也利于推动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先锋队,她以为人民服务为中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就要求必须始终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与人民群众多商量,多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协商民主是满足此类需求的重要路径。

三、中西方协商民主的共性

在协商民主的程序和实践中,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现实性问题:协商过程中的平等问题。协商民主在协商过程存在着参与主体的不平等状况,这将限制协商民主的范围和效用,这种带有共性的负面因素,会直接对公共决策的质量和公正性带来负面影响。因此,保证决策参与者能够得到切实平等的政治效力,且保持客观、科学的态度是协商民主能够有效运行的必要前提。在协商过程保障对每位参与主体的平等对待。如果不能对每位参与主体平等对待,协商只会流于形式而已。参与的不平等将导致人们对协商民主的核心——主体性假设遭到怀疑,必将对协商民主的政治效益和信誉度遭到无可挽回的重创,从而失去了协商民主的共识认同和合法性。最后,协商民主参与者的平等不是消极平等而是积极平等。也就是说,此平等应当追求全过程平等,这包括各参与方在获取机会、获得资源以及发挥自身能力等多方面的平等。但是在实际的协商民主实践中,都很难做到真正的平等、客观。因此,所有政治共同体内的成员实际上并不都能够做到平等参与协商,在协商民主不断发展完善的进程中,平等机制只是一种努力追求创造的最理想状态。

在这个经济科技日新月异的地球村,整个世界在各个层面上日益成为密切联系的一体,人的共性不断增多,但需求的多样性、差异性却不断增大。因此公民社会在各个领域层面上表现出多元化的趋向。利益需求多元化,文化的多元化,政治领域的多元化,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多元化等。这种多元化的差异一方面加速着对协商民主的渴求,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协调这种差异化的难度。可见多元化有利有弊,它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客观存在的。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自由主义和重商主义的传统,资本主义越充分发展,市民社会也随之不断壮大,其社会利益的分化也愈加明显,社会分歧也越突出,各个阶层和社会团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亦日益复杂化。在这种社会越来越多元化的背景下,协商民主确可以发挥出它独有的优势。传统的选举民主并不是万能的钥匙,它忽视了重要的少数(少数只是就比例而言,有时候绝对数值不见得小)。而协商民主在各环节协商中促成利益表达,在民主中达成共识,这对形成安定有序、生动活泼的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主要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从历史国情、根本政治制度乃至人文多方面来看,中国是极不同于西方的。但是中国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后,中国经济体制也进行了重大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开启,使得市场经济中涌现了多种所有制成分经济并迅速发展起来,多种生产力要素充分发挥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作用,社会经济结构变得日益复杂,涌现出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必然带来不同的利益诉求,加之我国社会进入深度转型时期,世界也處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些多方面因素的合力,使得人们的生活理念、思想观念、价值追求、心理与精神层面的需求等都呈现异常的多样性和易变性。多元化的社会要求更好地沟通、协商,协商民主的价值更为凸显。当然,多元化的社会大环境也为协商民主带来很多问题。在实际的政治活动当中,如何协调好社会的多元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随着协商民主的不断发展,面对日益复杂化的政治事务和更加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公民积极地参与到协商民主过程中,日益凸显重要性。公共协商也逐渐由公共权威主导转向公民主导,公民的公共利益的意识不断增强。因此,个体和组织团体成为公共利益的重要实现者与维护者,而不再仅仅是传统政府的责任。公共利益最大化应是中西方协商民主的共同价值理念。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协商民主无论在政治制度层面还是社会层面,都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

四、中西方协商民主的个性

(一)理论基础的差异

西方的协商民主以主体间关系的哲学和正义论作为自己的哲学基础,把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其实践基础。其协商民主理论直接源于其自身的历史文化与传统,其中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是其直接的理论来源,此外还与社会民主主义、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等多种形式的民主理论都有着理论上的渊源关系。最初的协商民主属于精英民主而非大众民主,但随着选举民主的发展,社会更加多元化的转型,传统民主政治已无法解决的现实挑战,于是协商民主的主体从精英转变为大众。西方传统民主讲究少数服从多数,重视个人主义和自由,从而忽视了个人主义背后的集体利益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导致当代西方自由民主政治面临诸多危机和挑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代西方有许多游离于传统民主政治外的极左、极右和其他组织团体。大选的低投票率,民众选举活动中“瘦子中选胖子”没选择的选择,表现出西方民主制度存在着政治制度大规模异化的现实,一部分公民开始对政治冷漠。作为一种对代议制民主补充的协商民主,其最主要的目的是减少和弥补代议制民主的弊端,是对既有民主制度的一种反思和超越,是为了最终摆脱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弊端和局限。然而这种试图立足于偏好转换的协商民主,以公共利益作为动力,以程序公开作为保障,却实际上面临着主体困境、公共理性的矛盾、多元与共识的冲突,已经表现出民粹主义的基因,极有可能给西方的民主带来巨大的风险。1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兼容并蓄、中庸之道等理念是协商民主理论在我国落地生根的文化心理土壤。我国的协商民主理论主要是来自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以及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造、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各政治党派团体、各阶层人士和各族人民在政治制度上通力合作所实现的伟大政治制度创新,它是协商民主在国家政党政治与政党制度层面的体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中国协商民主理应是新型社会主义民主的应有之义,它必然是建立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理论而发展形成的无产阶级新型民主理论基础之上的。因此,无论是在理论的衍生来源基础,还是在其世界观、方法论及其基本政治主张,中国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都有着根本的差异性。中国的协商民主自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以来就有着丰富的实践,它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原则,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哲学。在组织行为、政治过程和政治发展层面上贯穿着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始终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的基本原则,这是我国协商民主制度与西方协商民主制度根本区别的地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临着日益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和民主政治新发展的诉求,中国协商民主以其独特性进一步凸显其优势,可以为人类民主文明的发展做出中国贡献,也为西方协商民主朝着经验化转向提供了新视角与新思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沟通与合作路径,从而也为人类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经验与智慧。1

(二)内涵的差异

“协商”一词在西方语境下,还意味着多元化的利益主体进行沟通、商议、妥协以及考虑等含义。“自由平等”是西方协商民主所强调的协商基础,更多的是个人或利益群体间的讨论、商议以及对话等多种形式参与到协商中去,试图扩大参与政治的个体或组织。西方的协商民主是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民主暴政”、萎缩的选举投票率与人们的政治参与冷漠,促进决策过程的合理性、政治选择的多元化,从而推动权利秩序合理化,它要求实现公民文化的发展。而我国语境下的协商民主,其参与主体主要有政党、人大、政协以及政府机关等。从它的参与主体可以看出,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体现了协商民主的价值倾向。其功能主要是鼓励社会组织和各民主党派团体而非个人在政府决策前和决策中积极建言献策等。一般来说直接民主是西方式民主追求的理想状态。但我国的协商民主一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基于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通力合作,结成最广大的统一战线,充分发挥起利益表达渠道的重要作用,从而凝聚社会共识,实现科学与民主决策。

西方协商民主是西方传统民主理论与实践,随着社会历史时代变化逐渐孕育的产物,尤其是面对新时期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弊端下的产物。当前,西方存在多种协商民主理论,这些理论包括民主决策理论、治理理论、政治合法性理论、公民参与性理论、政府体制理论等。我国自古以来强调“和”与“中”“和而不同”的文化,追求“和谐”的价值与目标。因此,协商民主背后的价值蕴含是和我国传统文化以及民族心理是十分契合的,它有着深厚的历史与人文纽带。政协制度是我国民主化进程的时代产物,也是我国协商民主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内涵体现。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是:全国各界人士、社会组织团体、无党派人士、各民主党派以及我国共产党等就我国社会层面、文化层面、经济层面以及政治层面等方针政策在进行决策前和决策尚未生效前进行意见交换和协商,力求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各方利益。在各层会议上,政协主体应积极建言献策。政治协商的“求同存异”精神体现了协商民主的核心要义,即处理好“同”和“异”。

(三)发展路径和目的的差异

西方国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长久稳固和合法性延续,逐步确立了代议制民主制度。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多元化主体的迅速涌现,代议民主制所推行的选举民主与票数决定原则的合法性逐渐存疑,相互对立与拆台的政党政治导致的社会撕裂,这些弊端不断凸显并影响了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正是此背景下,提出了协商民主理论。西方协商民主的发展完善是力图吸收传统民主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合理因素,克服其局限性,通过更加完善的民主程序、参与范围的扩大、超越传统的利益表达方式,从而实现将民众的广泛参与精英政治相结合,满足不同少数或边缘群体的利益诉求,进而完成对传统选举民主制弊端的修补和改良,实际上是对传统选举民主制度的一种反思和超越,具有相当大的进步意义。

中国的协商民主的产生和发展完善,是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新中国成立—国体层面制度)、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确立—政体层面制度)、建设(各项制度的发展)和改革(各项体制的改革)的实践中逐步探索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懈奋斗,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创了历史新纪元,从而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美好愿望和追求。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作为协商民主精神体现的统一战线就是良好的开端。我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特殊原因,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协商民主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因此受到更多的青睐。协商民主的发展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必须从全局性的高度加以推动。同时,它也是构建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系与制度的重要介质和必由路径。协商民主在实践的过程中,必然要听取各参与者、攸关者的利益表达,在利益聚合的基础上,党和政府必然输出各项政治主张和决策方案,在双方互动反馈和协商的过程中,实现了政策合法性的要求,完成了党的意志和人民群众利益的优化组合,也改进和完善了党领导执政方式,提高了执政能力和水平。1这既有助于推动党的自我建设,确保党的先进性,不忘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牢记民族复兴的使命,也有利于从顶层设计层面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有利于实现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有益于提高执政党执政效率,进而实现科学民主决策,促使全社会各种力量形成合力,助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续写政治安定、社会团结有序新篇章。

五、结语

党的十八大强调,中国人民民主的最为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协商民主,这也是国内首次将协商民主的概念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发布,使得协商民主的政治地位得到正式确立。如今,中国共产党不但继续加强同各界代表人士、各党派等之间的政治合作,共同推进民主实践,还在许多领域切实推行协商民主,如基层自治领域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2协商民主深深嵌入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全过程,人民群众的事情应由人民群众共同商量,从而找到认识和诉求上的最大公约数,这就是中国人民民主的真谛所在。3要发挥协商民主的优势,就要促使人民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集思广益,从而真正做到真协商、民主、科学决策。2015年,中共中央正式出台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对如何推动我国协商民主制度的建设进行了明确阐述,并提出了相关的要求。这都必将有助于丰富和发展我国的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总之,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出协商民主的优点,推动协商民主在更广泛层面的落地生根,并把它内化成一般的、持久性的、规范性的制度化发展。同时,统筹推进政府、政党、人大、政协、各人民团体、各基层单位与各社会组织的协商合作。4

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伟大政治创举,体现了中国政治智慧,有利于避免混乱的党争政治、西方自由民主的困境和“托克维尔陷阱”。将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与西方协商民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可以看出二者具有共性和个性。西方社会进入现代政治社会比中国早数百年,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有其内在的制度优势,若能再借鉴、吸收西方协商民主的相关理论和实践,且结合中国国情实际,必将有助于我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民主政治发展,推进政治文明建设,提高中国共產党的执政水平,完善执政方式,增强社会政治信任、政治合法性,巩固执政领导地位。同时,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优势也会进一步彰显,可以为人类民主文明的发展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沟通智慧,为人类和平发展与繁荣贡献中国方案。

责任编辑:杨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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